发展海权---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海政法学院的倪乐雄教授，近年来以对海权问题的论述而为很多人所知。倪教授考察古往今来的世界战争史，认为战争和国家竞争的最终胜者往往是海权的拥有者。海权关系国家兴衰，这是他对战争史的一个总结。特别是在进入以商业活动为基本内容的所谓现代世界后，不在海洋上建立优势，就不会有国家 的美好未来。他两年前曾与北京大学的地缘政治学者叶自成先生有一次“非接触”争论，对后者提出的中国仍应以陆地为主的战略思想表示强烈反对，指出当代中国已经高度融入经济全球化进程，如不发展海权则中国全面复兴断无可能，因为，“海权产生的第一个条件是海外贸易经济构成国家的主要经济结构，第二个条件是国家生存依赖于‘海上生命线’以及远离本土的海外贸易区域的稳定”。
    中国要不要发展海权，如果需要，又应发展什么样的海权？这已经成为当代中国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近年来关于中国要不要造航母的激烈争论，则将这一问题推向了更深层次。不过，航母与海权问题，在当代中国还有另外一种思想认识形态。在这种观念中，航母与海权也好，陆权也好，这些提法和争论都代表了过去那种国家与国家之间相互为敌的思维模式，而今天的世界已进入经济全球化极大发展、主权观念业已弱化、国家界限逐渐消失、不同生活群体日益相互依存的新时代。准备战争和捍卫权势，是旧时代的思想和标志，我们怎么能在身躯已跨进新时代后，头脑还留在旧时代的印迹里呢？
    不言而喻，“海权”这个词语本身，就已表明倪教授的战略思考，更多还是以传统现实主义为理论基础，以人类政治在过去绝大多数时候的表现作为参照。这是经验主义、悲观主义而非浪漫主义、乐观主义的思考方式，渗透着的是对理性效用的怀疑和不确定。他的这本《撩开后冷战时代的帷幕》，就集中展现了此种思想特色。
    此书是一本给“冷战”结束后的世界画像的书。全书共分三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军事外交评论”，第二部分是“战争史”，第三部分是“战略与文明”。这三部分“各表一枝”，却又环环相扣，长在同一树干上。“国际军事外交评论”是对“冷战”结束以来一些重大政治、军事事件的叙述评论，在他的文字中，更多的不是对抽象道德的讴歌，而是对现实权势的冷静分析。这是一个以国家为中心、以权势争夺为主要内容的世界，容不得不切实际的理想和抒情。如对于美国在进入21世纪以来的对外战争行为，他断定“先发制人”毫无道德合理性可言，战争就是战争，任何美丽的道德宣言都是谎言，所掩盖的不过是现实的国家权势考量，美国借反恐战争又大大推进了其战略利益。
    既然世界还是一个充满了“权势竞争”的世界，如今在中国非常流行的建构主义和自由制度主义，在倪教授眼中都不过是漂亮的空中楼阁，“看起来很美”其实却不着边际。书中提到了当今中国国际政治学界谈论颇多的“三个世界”问题，即人人为敌的霍布斯世界体系、注重主权的洛克世界体系和永久和平的康德世界体系。在一些倾向自由制度主义或建构主义的论者以肯定的口吻申言康德世界体系正在到来时，倪教授则在一旁瞪大眼睛：真是这样吗？他的态度当然是以怀疑为底色，他说建立在善良愿望、互相信任、自觉自律基础上的和平是不太可靠的，根据“冷战”的经验，双方拥有同归于尽的“确保相互摧毁”的能力时，和平才是比较稳定的、长久的。这尤其表现在他曾发表的一篇文章中，这篇专门谈论中美关系的文章曾被人读作“倪乐雄先生预言中美冲突不可避免”。但他同时又认为这只是一种悲观主义者的态度，其世界观和思想前提是世界尚未走出“丛林法则”，中美目前的一些合作，因此也不过是“冲突的暴风雨来临前一段晴朗且令人愉快的好天气”。而乐观派则认为霍布斯世界代表人类的过去，永久和平的全球共同体业已到来，中美关系正在摆脱“丛林规则”支配下的大国游戏规则——遏制与反遏制的循环。究竟哪一种才合乎真相呢？“我们不得而知！”因为“直到目前为止，中美冲突只存在于过去的历史逻辑中、历史的经验世界里，毕竟还没有发生在现实中，现实中的情况是两国正在展开前所未有的合作，从国际反恐到朝鲜六方会谈”。他对“中美冲突不可避免”的说法，其实又有所保留，不肯轻易朝某一个方向下完全肯定的结论。
    大概可以这样去说，倪教授是一位具有怀疑精神的现实主义者。他在更大程度上采取现实主义态度，这与他注重历史研究、对战争史下过较大功夫有关。书中第二部分“战争史”，谈论的都是从古到今的经典战例。这些战例解读似乎并不只是关于暴力，暴力的背后是政治观念，政治观念的背后则是世界状态。既然战争自有人类以来一直是惯有现实，国家向来都是以权势考量为重，又怎么能相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的短短半个世纪间，世界就从此实现反转、不再需要多考虑战争了呢？他从战争史研究中所感受到的是国家和世界的常性，这种常性在于，人类心灵深处同时居住着魔鬼和上帝，猜疑、不信任、追求绝对安全的愿望贯穿了几千年来的国家间关系。解决这一问题将取决于，“人类能否彻底摆脱魔鬼的纠缠，而把心灵完整地交验上帝”。
    书中当然也写到世界在20世纪下半叶以来的诸多变化，比如商业精神和经济联系在全球各地的旺盛生长。他引用康德的“永久和平论”，认同全世界各民族或迟或早要进入以欧洲型商业经济为主的生存方式，而最终消灭战争的是与战争天然对立的商业理性。但经济全球化及商业理性的扩张，在今天是不是已经强大到消灭战争的程度，却又不是那么肯定。书中的一篇文字《和平崛起与国际文化的思考》，就反映了他的这种疑惑：“当前世界的复杂性在于‘霍布斯国际体系’和‘洛克国际体系’重叠并存，据说在洛克那儿还可见到‘康德式国际体系’的曙光，许多国家也就有了双重甚至多重身份”，而如果说萨达姆政权的伊拉克是处于霍布斯的精神状态中的话，那么“美国却在三种国际体系之间忙忙碌碌、进进出出，其角色变换之快让人难以确认其真正的身份”。
    全书最后落笔于中国。第三部分“战略与文明”，是在世界文明进展的视野下谈论当今中国的战略选择问题，发展海权是倪教授对此的核心主张。这种偏向现实主义的理论思考和策略建议，表明作者对“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总体来说还是传统的眼光多、激进的观念少。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