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中美友好作出贡献的人们

    2009年4月21日，顾宁研究员在世界历史研究所作题为“美国的中国通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的美中关系” 的学术报告，这是她今年年初参加在香港举办的“毛泽东最后十年的中国与世界”国际学术会议所作学术发言的一部分。

    顾宁在报告中说，今年1月1日是中美建交30 周年纪念日，中美两国关系的改善是与美国的中国通在中美建交前和建交过程中所发挥的重大作用分不开的。

    从20世纪60年代初到70年代初中美两国虽然再冷战的大背景下是敌对的，但两国政府以独特的方式曾有一些接触，两国关系也有所改变，如：中美大使级谈判、肯尼迪总统曾想向中国提供粮食援助、约翰逊总统曾表示要与中国缓和关系和1972年的“ 乒乓外交”。肯尼迪执政后，美国国务院在东亚司单独设立了一个处理有关中华人民共和国事务的“大陆中国事务科”，录用了一些中国通。这些中国通中的艾伦·惠廷担任远东研究与分析司司长，直到1966年；约翰·H·霍尔德里奇从1966年到1968年先后担任国务院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研究和分析办公室副主任，1969年7 月被调到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亨利·基辛格领导下担任东亚和太平洋事务高级职员，他曾于1971年随基辛格秘密访华并于1972年随尼克松和基辛格访华，而且是上海公报起草者之一，他在1973年代表国家安全委员会担任美国驻中国联络处副主任；小詹姆斯·汤姆森从1963年到1964年担任负责东亚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的特别助理、总统特别代表的特别助理等职。在1964年到1968年间，他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这些在美国国务院的中国通对60年代中末期和70年代初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制订，都产生了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这些影响如：提出改善对华政策的备忘录、在为副总统和总统起草发言稿时写上对中国“不要敌对”和要“和解”的词句等。

    在学术界，从1966年开始中国通从幕后走到台前，这些中国通有费正清、鲍大可、亚历山大·艾克斯坦、白鲁恂、罗伯特·斯卡拉皮诺、奥克森伯格等。他们中有的人在富布赖特主持的听证会上建议政府改变对华政策和最终与中国建立外交关系。这些中国通参与对外关系委员会的“中国研究项目”研究，麻省理工学院政治系教授白鲁恂主持了这个项目。鲍大可参加了“共产党中国的军事信条和能力”、“中国共产党人的核能力对美国的影响”、“共产党中国的经济发展” 、“台湾和民族主义政府”、“中国和东南亚的安全” 研究小组的工作；亚历山大·艾克斯坦（密歇根大学经济系教授）参加了中国经济问题的研究小组工作；迈克尔·奥克森伯格负责起草报告，也参与了研究。这个项目最终出版了一套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的八本书。他们还建立非官方组织，从事中美民间文化和学术交流，如:大陆中国学术交流委员会（后改名为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鲍大可1968至1969年任该委员会主席、罗伯特?斯卡拉皮诺系该委员会筹建人及该委员会第一任主席、董事会成员 、白鲁恂在1970年任该委员会副主席、约翰·刘易斯参加了该委员会的筹建，1972-1975年任委员会副主席，1962-1973年任国务院顾问；迈克尔·奥克森伯格从1968至1976年是该委员会董事会成员)和美中贸易委员会。

    顾宁指出,20世纪60到70年代的中国通的命运是与中国在美国对外政策中的位置和重要性息息相关的。由于他们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等方面的了解和研究，加之有在中国出生和生活过的经历:如鲍大可1921年10月8日出生在上海，1936年回美国；小詹姆斯·汤姆森1931年 9月14日出生在传教士家庭，从小在南京长大，1939年回美国；白魯恂1921年10月21日出生在山西，父母为传教士，童年回美国。费正清和鲍大可都曾在1949年前在中国工作过。这些中国通与中国的这些联系会使他们比较理性地、客观地提出对华政策和判断。然而，不容忽视的是，中国通们通常是从美国国家利益和战略的角度考虑对华政策的。此外，顾宁还对1999年她在美国访问时曾经采访过的中国通奥克森伯格于2001年2月24日病逝、小詹姆斯·汤姆森于2002年8月11日病逝和白魯恂于2008年9月5日病逝深表遗憾，并希望看到在未来的美国政界和学术界有更多的中国通可以为中美友好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