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承和弘扬中国地域文化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  陈进玉

（2014年12月18日）

    今天，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同中华书局一起，在京举办中国地域文化研讨会。我们借这次研讨会召开之际隆重宣布《中国地域文化通览》这一鸿篇巨制正式出版发行。这套大型文史丛书是经国务院领导同志批准立项的，在长达8年的时间里，前后有近1000名专家学者共同参与编撰。当我们面对这套34个分卷、长达1700万字、中国首部全版图的分省文化地图，我和在座的同志们一样感到十分欣慰。刚才，我受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杨晶同志的委托，宣读了他对《通览》公开出版发行一事所作的批语，言简意赅，热情鼓励，寄以厚望，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和贯彻落实。我谨代表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代表《通览》组委会和编委会，向全体参与《通览》编撰工作的各位领导、各位专家学者和全体工作人员，向中华书局的领导和各位编审，向关心和指导《通览》编撰工作的中央领导同志和财政部、外交部等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来参加这次研讨会之前，我重读了《通览》的总绪论和跋。我认为，当时为什么要下大力气组织编撰这套丛书，应该编出一套什么样的书，出版以后如何把它利用好，这些问题事实上都讲到了。稍后，袁行霈馆长、中华书局总经理徐俊和中国出版集团的领导同志等还要作重要讲话。我想结合《通览》的编辑出版，就当前大力传承和弘扬中华地域文化问题，补充讲几点意见：
    一、《通览》的出版发行对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编辑《通览》这件事，在中央文史研究馆早有酝酿和准备，而正式立项是2008年12月。当时的想法主要是两点，一是发挥文史馆存史资政的作用，二是填补全方位梳理我国地域文化的空白。我们的报告上去后，时任国务委员兼国务院秘书长的马凯同志，很快作出了重要批示：“希望精心准备，通力合作，成为立意高远、内容殷实、史论结合、特色鲜明的传世精品。”根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这一批示精神，我们立即着手组织中央馆和各地参事室、文史馆等抓好这项国家重点文化工程。随着时间的推移，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系列重要讲话发表后，我们大家一致认识到编辑《通览》这件事抓对了，起步是早的，越看意义越重大。
    第一，《通览》的编辑出版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指示精神的一大成果。2014年2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挖掘和阐发，努力实现中华传统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我们编撰的《通览》上溯文化源头，下迄辛亥革命，是一部肩负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使命的大型学术著作，体现了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的有机统一。因此，《通览》的编辑出版的确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意义。
    第二，《通览》填补了我国全方位、多视角研究地域文化的空白。《通览》为中国绘制了首部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在编撰体例上是一大创新。中国历史上不乏研究地域文化的著作或篇章，如《尚书•禹贡》、《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等。从目前已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大多是将全国分为几个领域，以先秦的诸侯国名或古代的地名来命名，如河洛文化、燕赵文化、吴越文化、齐鲁文化、荆楚文化等。还有的从考古学的角度，将中国文化分为几个大文化区系。上述种种著作都有不可替代的价值。中国幅员辽阔，中华文明绵延数千年，在当前形势下确实需要一套更全面细致地反映我国地域文化的丛书。因此，《通览》可谓应运而生，生逢其时。《通览》立足于我国当前的行政区划，每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各立一卷，香港、澳门和台湾也各立一卷。按当前行政区划来研究梳理中国文化的各个分支的空间布局及各自的特征，考察的重点放在各地文化的历史进程、特点、亮点及其形成的原因，并力图论证各地文化在整个中国文化发展中的地位和作用，着重论述那些对当地和整个中华民族的进步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标志性成果和重要人物。各卷采用编、章、节、目的编撰体例，每卷分上编、下编。上编纵论历史，叙述文化发展历程；下编横分门类，介绍文化亮点、特色。因此，分开来看，各省历史文化亮点纷呈、特色各异，总体来看，它们又组成一幅让人目不暇接、引人入胜、叹为观止的中国文化地图。以这种体例绘制如此大型的分省文化地图，在中国历史上也许还是首次。
    第三，《通览》生动展现了数千年来中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揭示了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具有历久弥新的价值。《通览》通过大量翔实的客观史实，生动展示了中华文化多元互补和多源同归之间的辩证统一关系。正确认识和处理统一性和多样性的关系，非常重要。这不仅是发展地域文化的根本要求，实质上也是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基本要求。这里我想重点谈谈文化多样性的问题。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尊重和倡导多样性，才能源源不断地激发全社会的创新活力，否则势必导致单一、呆板、停滞和退化。历史和现实表明，尊重和倡导多样性，对今天的国人来说，实在是太重要、太紧迫了。我国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经济、文化、社会发展的多样性，开辟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空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文化。当地域文化所蕴含的中华民族固有的道德、智慧和审美，渗透到人们的思想、行为、情感和性格中去，渗透到经济活动、城乡建设和社会管理等领域中去，那么我们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建设必将呈现出更加生机勃勃的繁荣景象。我们期待着，无论是历史名城还是新兴城市，都应拥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和文化内涵，城市建筑再也不要从南到北都是“火柴盒”式的高楼林立。我们还期待着，在文化和艺术领域涌现出越来越多的传世佳作，使中华文明的百花园更加绚丽多姿。当神州大地现代化建设万紫千红、精彩纷呈的时候，那才是中华民族真正强大和真正受人尊敬的时候。在生动展现了中华地域文化的多样性，揭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大格局方面，我们的《通览》可以说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自从去年开始，《通览》有些分卷已陆续出版发行，各地纷纷召开出版座谈会。社会各界对《通览》的评价是正面的、积极的。有的认为《通览》是“一部高质量的文化史著作”，“创造了地域文化研究的新高度。”现在来看，《通览》有某种“传世价值”，也许是可以期待的。
    第四，《通览》的编辑出版是对国家、对民族高度负责精神同严格的学术规范相结合的一个成功范例。编辑出版《通览》，其投入精力之多、动员面之广、协调工作任务之重，在参事室、文史馆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其间，中央馆、地方馆以及有关方面的专家学者，皓首穷经、废寝忘食、呕心沥血乃至抱病操劳的感人事迹，举不胜举。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有的馆员身患绝症，仍始终坚持参加评审会；有的馆员住院在病床上一边输液一边改稿；有的专家不顾年事已高，放弃春节休假，闭门潜心统稿；有不少副主编不辞辛劳，多次分赴地方乃至边疆和高原地区，指导分卷编辑工作。在座的袁行霈馆长倡议编撰此书并亲任主编，直接参与全书的策划、论证、修订，为此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通览》组委会副主任、执行副主编、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陈鹤良同志，执行副主编陈祖武馆员，副主编王尧、程毅中、方立天、傅璇琮、王蒙、杨天石、陈高华、樊锦诗、白少帆、薛永年、赵仁珪、程大利等馆员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中央馆对各卷普遍进行了近十次的审改。中央馆和地方馆先后召开的规模不等的论证会、审读会、研讨会多达1000余次。各地组委会和编委会的主要负责同志和统稿人，特别是香港卷、澳门卷和台湾卷的主编，高度负责，兢兢业业，克服困难，为圆满完成编撰任务作出了突出贡献。中华书局一位资深编审不无感慨地说：“像《通览》这样集体编撰的大部头著作，能有如此严肃认真的态度，近年来确实不多见。”借此机会，我还要特别感谢中华书局的同志，他们对《通览》的编辑出版高度重视，全程参与，一丝不苟，精益求精。中华书局这种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打造精品图书、服务社会大众的“百年老店”精神，面对浮躁和唯利是图风气盛行，显得尤为可贵。
    二、充分发挥《通览》在促进我国地域文化发展中的重要作用
    2013年12月30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谈到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时指出：“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2014年6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审阅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编撰的《中华传统美德一百句》书稿时作出重要批示：此事很有意义。希望继续做好中华优秀传统美德在典籍中的挖掘整理工作，引导公众潜心涵养与践行，促传世之作的精髓成良好社会风尚。党中央、国务院领导同志的这些重要指示，为我们重视和发挥好《通览》的作用指明了方向和重点。任何一部文化典籍，只有经世致用，服务于该时代的经济社会发展，才能真正体现其价值所在。我们应该结合当今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重视和用好《通览》，为促进全面小康社会建设提供精神文化食粮。
    一是对《通览》进行必要的宣传推介。《通览》从一开始编写时就注重“三性”，即学术性、现实性和可读性三者相结合。从编成的34个分卷内容来看，总体上达到了这“三性”统一的要求，特别是各卷涉及当地文化亮点、特点以及民风民俗的部分，通俗易懂，图文并茂，很吸引人。我们不能让其“养在深闺人未识”，叫好不叫座，而应该让它走向社会、走向广大读者，让人们分享这一精神文化成果。《通览》广西卷出版后，广西电视台为《通览》的出版录制了“广西历史文化大讲堂”特别节目—《书绘广西历史文化地图》，传播的社会效果很好。这一做法值得提倡。我们可以利用广播、影视、报刊和网络新媒体，采取拍摄专题片、开设报刊专栏、举办专题讲座和制作动漫节目等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将《通览》的内容广为传播。各地还可以根据实际需要，出《通览》的简本，也可以抽取其中广大群众感兴趣的章节，单独改编出版。总之，要千方百计让广大读者了解《通览》、阅读《通览》、喜爱《通览》。
    二是鼓励对《通览》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通览》的确是一套大部头的学术著作，但它同时也是一个可以进行再加工和再创造的文化资源宝库。国际经验表明，科技和文化都已成为推动21世纪经济发展的两大引擎。在我国现阶段，随着城乡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文化已融入经济社会生活的众多领域。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魅力无穷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扩大内需、拉动经济、丰富人们精神生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大家知道，美国好莱坞推出的动漫大片《花木兰》和《功夫熊猫》等，创造了高额票房，其利用的就是中国的传统文化元素。前不久中央电视台播出的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介绍中国各地美食文化，社会反响热烈。《通览》所蕴含的能够激发创意灵感的文化元素十分丰富，希望敏锐的文化创意机构能够及时发现并抓住机遇，对《通览》进行合理开发。除了制作动漫节目、拍摄纪录片以及开展数字出版、手机出版等形式外，各地还可以发行《通览》的简本，翻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广西、安徽两地已先行一步，出版了简编《广西地域文化要览》和《安徽文化通览简编》。
    三是推动《通览》进课堂。习近平总书记在谈到各级领导干部要加强学习时指出：“各种文史知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领导干部也要学习，以学益智，以学修身。中国传统文化博大精深，学习和掌握其中的各种思想精华，对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很有益处。”我认为，《通览》是领导干部熟悉文史知识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一种好读本，建议各地采取必要措施，以多种方式让《通览》进入党校、行政学院的课堂，列为领导干部培训时的参阅书目。《通览》上海卷主编孙逊应邀到上海市委党校作上海地域文化讲座，很受欢迎。有条件的高校可设立地域文化选修课程。此外，可将《通览》改编成乡土教材，进入中小学课堂，让广大青少年朋友们从小就培养热爱家乡、热爱祖国的真挚情感。
    四是发挥《通览》文化“百宝箱”和“聚宝盆”的作用。数千年来，我们的老祖宗给我们留下的中华地域文化，是一笔极其丰富、弥足珍贵的文化资源，在一定条件下它可以转化为一定形态的物质财富。例如，风格迥异的古代建筑，精美绝伦的古代器皿和手工艺品，千姿百态的古代服饰，独具魅力的古代餐饮文化、茶文化、酒文化，神奇实用的传统中医药，源远流长的春节、端午、中秋、重阳等传统节庆文化，再加上脍炙人口、千古流传的古代诗词、舞蹈、戏曲等。所有这些，不仅可以直接转化为当地的旅游资源，而且同现代科技和互联网等现代信息技术相结合，完全可以衍生出琳琅满目的新产品和潜力巨大的新业态、新产业。这种景象，无论在我国的台湾、香港、澳门地区，还是在韩国、日本以及新加坡等东南亚各国，都可以找到印证。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说，多样化本身就是美，差异化本身也是竞争力，它会给当代人带来新奇美妙的感觉和追求体验的渴望，从而创造无限的商机。刚刚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中国经济发展要鼓励消费拉动和依靠创新驱动。在这方面，中华地域文化应可以助上一臂之力。总之，用市场的眼光、文化多样性的视角和改革创新的理念来看，《通览》不仅是一张全景式的分省文化地图，而且是一个值得深度开发、拥有无限商机的“百宝箱”和“聚宝盆”。
    三、继续深入研究地域文化，促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党的十八大和十八届三中、四中全会在谈到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在谈到全面深化改革的时候，在谈到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结合的时候，都对加强国家文化建设特别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出了明确的要求。我认为，重视和加强中国地域文化的深度研究，是不可或缺的。《通览》的编辑出版，不意味着地域文化研究的结束，而只是为深入研究地域文化打下了坚实的基础。这次研讨会以“中国地域文化研究的现状与前瞻”为主题，就表明了我们继续深化地域文化研究的决心。
    一是进一步细分和梳理地域文化发展脉络，做好《通览》的延伸与续编工作。我们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率先独立负责地启动《通览》的延伸和续编的工作。若能为《通览》补上1911年后的百年之缺，并继续延伸到地市甚至区县一级，无疑是件大好事。事实上，《通览》的延伸和续编工作，已有不少地方迈开了实质性的步伐。如辽宁省已经启动全省14个地级市地域文化通览的编撰，其中4个市的文化通览已出版。沈阳市文史馆编撰出版了50万字的《沈阳地域文化通览》。西安市文史馆编辑出版了《西安地域文化丛书》，并申报了国家课题，被列为了陕西省“十二五”重点出版项目。福建省文史馆组织编写了《八闽文化综览》。内蒙古启动了《内蒙古文史研究通览》。山东省17个地级市均编写出版了地域文化通览，其中滨州市的《通览》编撰及出版下延到了县一级。广西、安徽等地文史馆都已启动《通览》的简编、续编工作，继续研究、总结、提炼各地1911年辛亥革命后至今近百年的地域文化发展历程和亮点特色。希望这一良好势头继续保持下去，使地域文化研究这一课题不断深化，取得更多的新研究成果。
    二是遵循文化发展规律，不断深化地域文化的学术研究。对历史文化，我们应当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有鉴别地加以对待，有扬弃地予以继承。关于如何深化地域文化研究的问题，袁馆长将会从学术的角度作精辟论述，我完全赞成。我们希望，有条件的高校、社科机构和民间团体，因地制宜，各展所长，深入开展地域文化研究，努力探索我国地域文化发展变化的客观规律。我们要建设的是扎根于民间、富有时代特征、紧密服务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地域新文化，不割断历史，也不超越历史，而是在继承优良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造、有所创新。
    三是要探讨中华地域文化同世界文明的关系，让《通览》充当国际文化交流的载体。在尊重文明多样性的前提下，我们要以《通览》为载体，大力加强地域文化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合作，既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又博采众长、为我所用。我们要积极创造条件，启动《通览》的外语翻译，让国际友人也能更多地分享中华文明成果。
    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史研究馆义不容辞的使命和责任。我们编撰出版《通览》也好，建设国学中心也好，都是为了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都是为了助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发展。让我们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同心协力，为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做出新的贡献！
    （这是作者2014年12月18日在中国地域文化研讨会上的讲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