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晓声：关注他者命运 影响世道人心

    他与共和国同龄，他首开知青文学创作的先河，为历史做文化补偿，为时代树精神丰碑。以沁润广原厚土的笔墨，雕琢那些具体而微无名又无姓的角色，为天地解说人性，为大众探索命运。眼光冷峻，观照人世。笔端火热，描绘家国。

　　1949年9月，梁晓声出生在哈尔滨一个建筑工人家庭。在那个生活逼仄、知识还不是很受重视的时代，母亲却为他打造并维护了一座堡垒，守护了他的精神原乡。梁晓声说，在读书这件事上，母亲对他们是“绝对的好”，就像那篇被选入中小学语文课本的小说《母亲》的片段《慈母情深》一样，对于让他去买家用后剩下的几分钱，母亲总是说“你留着吧！”于是，梁晓声就拿着钱去小人书铺看书了。一次，他想买一本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下了很大的决心才鼓起勇气去找母亲要钱。母亲在一家工厂做纺织工，天气闷热，棉絮飞舞，他第一次知道原来母亲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工作，一时难以启齿。母亲说：“什么事说吧，我还要干活。”“我想买书！”母亲的工友听到，纷纷劝她不能这样惯孩子，能供他读书就已经很好了。但母亲边掏钱边说“读书反正不是什么坏事。”拿到钱的他心里愧疚也沉重，就拿这笔钱给母亲买了罐头。没想到母亲看到他买的罐头反而生气了，然后又给了钱让他去买书。

　　文字是轻的，思想是重的，除了这些有字的书，还有人生这本无字书。有些人即使是文盲，但也会懂得很多为人处世的基本道理，这就是源于家庭的影响。父母是最朴素的人文，一个人所经受的那种直接而感性的生活教育，淳朴的家风、民风和世风，对后期的长成也大有裨益。

　　古人云：“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梁晓声说起他的家庭教育，在那个并无丰厚文化底蕴的家庭里，真正意义上白纸黑字的家风家训无从谈起。但父母却以身率先，用朴素的行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他的一生。

　　梁晓声的父亲是个刚强的山东汉子，十几岁闯关东落户在东北，兼具了山东人的豪爽和东北黑土地的粗犷。从给地主家放牛、摆摊，到给日本人做苦工，再成为新中国的第一代建筑工人，支援大三线建设，党和国家是父亲的信仰和赤诚之心的寄托。他带着光荣感和自豪感，恪尽职守，一丝不苟地砌墙建房。1957年反右派斗争，一位女大学生被打成“右派”分配到父亲所在的工地搬砖，有的工人故意在她挑的担子里放很多的砖，明知道挑不动还故意为难她，看到她哭，工人们就笑。作为班长的父亲勃然大怒，对工人们进行斥责，但后来父亲却受到批评，因为别人认为父亲的政治态度和立场有问题。父亲回家后告诫梁晓声：“你以后敢那样，我就不认你这个儿子！”这件事对梁晓声的影响很大，他感受到父亲的善良，他知道这样做是不对的，所以父亲才那样的生气。时至今日，他想起这段故事，也发出这样的箴言，从文明的角度我们需要关注的就是人性的善，从人性本善、向善，到人性应善、必善。

　　在梁晓声的小说《父亲》里面，一开头就写着这样一句话：“父亲的生活原则——万事不求人。”这不仅是父亲的原则，同时也成为了梁晓声的生活信条。父亲就是这样一个硬邦邦的存在，不抱怨也不向生活妥协，爱惜清誉不追逐名利。1963年，梁晓声的哥哥考上大学，他也就读初中，用母亲的话说，全家天天都在“吃”父亲，一个三级抹灰工的汗水显然无法支撑一个大家庭的开销。父亲单位工会的领导主动到家里探望，建议父亲打报告申请工会的补助，以缓解家中的困难，但父亲都把机会留给了别人。

　　父亲的言传身教，似乎化作基因也“遗传”给了梁晓声，因此他从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向任何人和单位张口要求过什么，哈尔滨的弟弟妹妹下岗，别人建议梁晓声去找同学战友谈谈，但是他回绝了，他可以为正义为帮助普通人去争取、去呐喊，帮助他们走出困顿，但却不可以为自己谋私。

　　“积善之家必有余庆。”母亲就像家里的一盏明灯，而灯芯便是良善，照亮了孩子们的天地。当年为了补贴家用，家里曾养过兔子，但是野猫经常会把兔子吃掉，所以父亲就下了一个钢丝套子捉野猫。一天，正吃饭的时候，一只大野猫被套住吊在了木围栏上。野猫拼命地挣扎，把木栅栏都挠烂了。母亲动了恻隐之心去解救它。在剧烈的挣扎下，野猫不仅抓烂了母亲的衣服，也在母亲的胸前挠出了一条条血道子。那时没有别的药品，只能去别人家借一点儿紫药水抹一抹。母亲毫无怨言，为救下了一条生命而欣慰。善心如水，母亲曾帮助过许多人，邻居家的小女孩、哥哥的初中同学，亦或是不相识的讨饭老人……这些善行也传递给了梁晓声——一辈子做一个心地善良的人。

　　“根植于内心的修养，无需提醒的自觉，以约束为前提的自由，为别人着想的善良。”这是梁晓声对“文化”的理解。

　　20世纪80年代，梁晓声长期的文学积淀迎来了爆发期，《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今夜有暴风雪》《雪城》接二连三，多次获奖，并被陆续拍成电影和电视剧。《今夜有暴风雪》更是成为了“知青小说”里程碑式的作品。回到历史的端点，展现一段真实的岁月，照见逝去的时代，也照见不会逝去的情感，他的笔墨刻画了浓浓的英雄情结和时代担当，影响并感动了整整一代人。

　　对于这一阶段的文学创作，梁晓声的评价就是“值得”。“文革”结束后，原本稳固的兵团框架突然解体，知青返城成为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从城市到乡村，再从乡村返回城市，知青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和人民，他们挑战着命运，也思索着时代。“为知青代言”，成了梁晓声写作的初衷。知青返城就需要找工作，但是城里并没有那么多的岗位安顿下这么多的知青。并且当时很多人对知青有着不同的看法，对接收他们并不热心。梁晓声用作品为他们发声。他用文字呐喊的影响达到了目的，当时很多单位在招聘的时候都说，“只要是兵团的我都要！”因为兵团的知青们历经了磨砺和锤炼，所以心理成熟，并且富有强烈的责任感。事实证明梁晓声是正确的。在他看来，文学对影响世道人心的使命，具有责无旁贷的义务，一个作家能实现这样的价值是远远超过其作品在文学史上获得什么样的评价和成就的。

　　在创作了大量的知青题材作品后，梁晓声将笔触聚焦在了平民阶层，去发现那些困难群体的艰辛和善意。他在自己的许多作品中表达了对社会问题同步的关注和思考，“关注现实、反映现实，这是一种使命和责任，这种使命和责任简单来说就是关注他者的命运”，对于梁晓声来说，这种理念也贯穿他的文字始终，立足平凡，直指人心，有道义有担当，有筋骨有温度。

　　“我觉得这是一种责任。”以35岁为界，梁晓声在其后的创作中将目光转向“他者”，从《龙年1988》《九三断想》到《凝视九七》，再到1997年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梁晓声带着广博的悲悯情怀和强烈的社会关怀意识，用笔触参与社会时评，用良知为时代谏言。

　　2019年8月，承载着“五十年中国百姓生活史”的长篇小说《人世间》荣获第十届茅盾文学奖。70岁的梁晓声，重新回到一个原点上，以最大的纯粹性，去实现一个文学夙愿，去记录时代变迁中的人们，去发现每一扇门后面的故事。梁晓声一直在倡导现实主义题材创作，他给自己的定位就是“拾遗补缺”，以文字的形式，使当代的年轻人跨越时间去发现那些被传记遗漏的历史。在“上山下乡”的年代知青多是长子长女，哥哥姐姐都下乡了，弟弟妹妹们留城，但在文学画廊中却很少有人描摹这样一部分在城市中生活的群体，他们也有经历和反思，这是一种“缺”；像父亲这样的大三线工人、20世纪80年代摆脱“左”的束缚后反思的干部和知识分子、打破壁垒各阶级的人相互接触的现象等等，这都是一种“缺”；文学史上写农村题材的比较多，但纯粹写城市、写工人、写普通人的题材相对较少，关注不同群体的经历，去补全中国迢递走来的路径，这也是他拾遗补缺的想法。把那些人和事从沉寂的时间中打捞出来，对朴素的记忆重新整合提炼，形成对世界的另一种解释，使人看到历史更多元的侧面。

　　《人世间》通过对一个工人家庭的三个子女，周秉昆、周蓉、周秉义及其周围朋友四五十年的人生历程的展示，在坎坷人世间所构建出的温暖维度，来透视50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这其中既有中国社会发展的“光荣与梦想”，也直面了改革开放进程的艰难和复杂。总体而言，这是一部充满理想主义的小说，也是一部向现实主义致敬的作品，同时也在向20世纪80年代的文学致敬。文学应担负起人道主义的教育，这是梁晓声一直以来思索的问题，铺陈人性,叩问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