昔日曾到湖北鉴“宝”

    最近，全国各族人民共克时艰，取得了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阶段性成果。在抗击疫情中，给人们带来最多感动的要数战斗在最前线的医护人员，他们是我们新时代的英雄，是“最可爱的人”。笔者老伴退休前的一位同事，与我们家住得近，两家经常来往。那位同事的女儿从小就常来我家玩，女孩长大后在北京某大医院重症科工作。17年前的“非典”，她积极参加，抗击疫情。这次抗击新冠肺炎，她再次参与其中，年初的时候，她暂时离开年迈的父母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驰援武汉，一心抗疫。

    我虽非湖北人氏，但回顾几十年的工作历程，我与湖北有着特殊的缘分。特别在中青年时期，由于工作的需要，我曾去过湖北多次。我对那里的人或事较为熟悉，而且有一定的感情。今年初，武汉暴发新冠肺炎疫情后，让我有晴天霹雳之感。关于湖北的诸多往事，在头脑里一一闪现。

    我首先想到的便是当年在北京大学曾同窗五年的刘金山教授。刘金山教授很早就在武汉大学历史系任教，他为武大“考古博物馆专业”的创建贡献了力量，还培养了大批的考古以及博物馆人才。他也参加了湖北省的许多考古工作，如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大墓的发掘，三峡库区淹没区文物保护与科学考察等。

    我拨通了他的电话，他告知家里一切都好，而且他90多岁的岳母身体也很好。金山一家安然无恙，我如释重负。上世纪六十年代末，我和爱人一起到湖北咸宁“五七”干校报到时，先到武汉看望了刘金山岳母一家，他们热情的接待，使我们终生难忘。

    我们在湖北咸宁“五七”干校生活了一段时间，对那一带的记忆尤为深刻。干校以咸宁的向阳湖和周边地区作为劳动锻炼的核心点，主要是在向阳湖开荒种稻，还有放养鸭子、种菜、养猪等。我们有空时会去附近一条叫“甘棠阁”的街道逛逛，“甘棠”二字，使我想起了《诗经·召南》的《甘棠》篇，“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诗句说的西周重臣召伯惠政于民的故事，这也可见当地有着浓厚的古文化底蕴。咸宁西边有个县叫蒲圻，三国时就已有此地名。当地的竹制品非常有名，我当时买了小竹靠背椅、小竹凳，夏天坐一坐，倍感舒适。后来回北京时，我还特意把它们带回了家。前些年，在咸宁政协工作的李城外先生，为了创作“干校文学”这一题材，曾来我家采访，我谈了在干校时的诸多情况。后来，李城外先生编辑出版了《向阳情结——文化名人与咸宁》（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一书。

    我和湖北的特别缘分，还体现在文物的考察与鉴定上。中华民族历史悠久，文化遗产极其丰富，为了厘清全国各地收藏的各类文物数量、等级等基本情况，国家组织了全国文物鉴定专家组，我有幸参加了这一工作，我主要负责青铜器与古文字鉴定。

    上世纪九十年代开始，专家组每年要去全国各地的博物馆（包括大学博物馆）、考古单位、文物商店等单位进行文物鉴定。湖北有着众多文物古迹，比如爱国诗人屈原的故里，明代杰出医药学家李时珍的故里等。在湖北考察期间，我们去了不少文博考古单位，见到了各地博物馆藏品，很多都是文物精品，有的甚至可确定为国宝级文物。

    值得一提的是，1978年湖北随州擂鼓墩曾侯乙大墓出土的三层八组，共65件的青铜编钟，悬挂在钟架上，还能演奏出乐曲，它被誉为古代世界的“第八大奇迹”。在鉴定该文物时，湖北省博物馆用复制的一套编钟，为我们演奏了“洪湖水浪打浪”的乐曲。我想等疫情彻底结束时，有关方面如能用编钟演奏一首胜利歌曲，该是多么欢快而有意义。

    很多年前，湖北省陆续发现了东周时期吴、越两国君王的兵器，最著名的就是越王勾践剑、吴王夫差矛，两件兵器分别在1965年江陵望山和1985年江陵马山出土。这些都是湖北出土文物中的佼佼者。

    当年，我在鉴定文物时，还看到了1974年黄陂盘龙城出土的高55厘米的圆腹鼎，这是商代前期长江中游的典型器皿，其造型、装饰与河南商城出土的同类器无大差异，这对研究长江流域的青铜器铸造与中原文化的关系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这也证明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体。

    我在宜昌博物馆还看到了圆球形楚国铜器敦，形制特别灵巧喜人，比北方同时期的齐国、燕国同类器要圆。青铜敦是盛黍、稷、稻、粱之器，因全器上下都是圆形，且相连为一体，故称“球形敦”或“西瓜敦”。该器有楚国特有的铸造风格，尤为珍贵。我当年用楚地特有的文学样式颂赏了它：“灵秀球状兮，冶巧阙慧；时空载体兮，楚风之魂。”

    后来，我随国务院参事室中央文物研究馆到神农架考察。那里的风物使人心旷神怡，我依然记得在山上一个平整开阔地带，供奉着中华民族先祖神农氏，上面摆放的是仿照上古上周时代象征最高等级的铜制礼乐器鼎：簋。这是子孙后代对神农氏尝百草以治病救人这个故事的最好纪念。这种精神对如今奋战在抗疫一线的医护人员，有着更深远的意义。

    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我到武汉出差，见到了武汉大学考古博物馆专业的负责人彭金章教授（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的先生）。他提出让我为学生们讲讲课的要求，我高兴地答应了。讲课时，教室里坐满了人，还有不少学子就在门外认真地听讲。如今他们都是中年人了，很多人应该是考古文物战线上的骨干了吧。

    1993年11月中旬，我受邀参加了由中央统战部组织的三峡工程考察活动。考察期间，我听了湖北、四川等有关领导介绍三峡工程的情况，并参观了葛洲坝工程，长江三峡坝址以及多个移民区，因为长期从事考古文物工作，我写了一篇《对三峡工程中文物保护的若干建议》，刊登在报刊上，也算为三峡工程中的文物保护工作尽了自己的力量。

    如今，我已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依然还在从事文物鉴定的工作。在写下这篇文章时，全国疫情防控形势，已持续向好。北京的春天也如期而至，我窗前一棵银杏树的树杈上，枝繁叶茂，引来喜鹊在此驻足鸣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