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平原：“五四精神”在于重估一切价值

    作为一种思想操练的“五四”

    新京报：百年来，无论中国的现实政治如何变幻，“五四”始终是一个思想源泉，被一代代知识人不断挖掘和阐述。正如你所说，“‘五四’之于我辈，既是历史，也是现实；既是学术，更是精神”。从思想史角度而言，“五四”为何能有这样的突出地位？它的魅力究竟何在？

    陈平原：“五四”之所以影响深巨，源于其在思想文化层面开启了一个新时代，“五四”的元素是逐渐积累起来的，包括危机的积累和文化的积累。此前的媒体问题、学堂问题、思想问题、文学问题等，积累至此，形成一个汹涌澎湃的场面。“五四”之所以引起关注，除了其本身的贡献以外，还在于它是一个不断被陈述的故事。有的事件自身潜力有限，不值得长期与之对话；有的事件本身也很重要，但是或者因为禁忌，或者因为单薄，或者因为被忽视，缺乏深入且持续的对话、质疑与拷问，使得其潜藏的精神力量没有办法释放出来。

    “五四”从一开始就被关注，本身就有其魅力，再加上一次次被论述，它的影响力在不断扩大。从某种意义而言，“五四”时代所涉及的问题，至今并没有完全解决，这也是我们今天仍在讨论“五四”的理由。今天回首“五四”时代的言论，我们可能会觉得好多地方说得或偏激，或浅薄，但是他们都点到了，因而提供了对话的目标和可能性。其实，每代人都是带着自己的问题来跟历史对话，在对话过程中推进思考。“五四”并非提供一套标准答案，但我们可以回到“五四”思考问题的方式和立场。

    五四运动的特点在于“有备而来”

    新京报：五四运动与新文化运动常被放在一起来考察，如梁启超所言，“此次政治运动，实以文化运动为其原动力”，具体而言，新文化运动为五四运动作了哪些准备？

    陈平原：五四运动的学生领袖都是从新文化运动中走出来的，他们得益于晚清开始的思想启蒙，得益于《新青年》杂志的号召，更得益于他们所生活的体制，比如新教育的拓展，还得益于当初从语言表达形式到思想立场的革新。如果将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放在晚清以降的历史中去审视，很难说它是近代中国最为严重的危机或是最为屈辱的时刻，但当时新媒体的产生为危机意识的迅速传播创造了条件；新思潮的荡漾，唤醒了年轻一辈的爱国心；新教育的壮大，培育了作为新生力量的大众学生群体。这一切促成了五四运动的爆发。

    谈论五四运动，还必须考虑到他们是用什么形式表达自己的立场，他们不是伏阙上书，到总统或总理那里递陈情表，寄希望于最高当局，而是把自己的立场公之于众，通过演讲、报章、通电、游行的方式告知民众，动员民众给政府施加压力，这正是思想启蒙的结果。有众多技术手段和文化因素的积淀，才能走到“五四”。所以五四运动的特点在于“有备而来”，这不是说五四运动是有规划、有组织的，而是说五四运动爆发前，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中国社会孕育造就了这一运动的人员、制度和精神氛围。就好像我们要组装一架飞机，除了总体设计，更重要的是各种各样的零部件集合到这个地方，水到渠成，才有可能实现。

    新京报：五四运动使原本纯粹的思想启蒙和文化革命发生转向。在你看来，五四运动到底是新文化运动的推进，还是挫折？如果没有巴黎和会的外交失败，新文化运动会走向激进的政治行动吗？

    陈平原：任何运动都不可能保证在一条轨道上不越轨，永远按照最初的设计往前走。第一波浪潮过去了，第二代人起来了，方向就有可能调整。年轻人起来了，热血沸腾，“五四”时激进的不是老师，而是学生。蔡元培等新文化人都没有鼓励学生们上街，上街抗议和火烧赵家楼的是学生自己。年轻人被唤醒后，会找到自己的出路，他们日后的表现并不完全受长辈的掌控。

    当然，如果没有“五四”的突发事件，新文化运动也会继续往前走，但它走的速度不会这么快。在某种意义上，因为有整个社会的关注和激烈反应，它会比自然状态要快很多。胡适曾经说，因为1920年政府一道令下，全国各学校一二年级的国文都改成了白话文，一下就让白话文运动的成功提前了几十年。同样的道理，新文化运动如果让它正常酝酿、逐渐普及，等各个中小学的学生们长大，也可能会走到比较好的境界。今天很多人对新文化运动激进姿态的批评，可以理解，但我们没办法预设一种理想方案。历史是各种合力造成的，进入角力场以后，谁都说不准下一步“风往哪一个方向吹”。

    两代人合力完成历史转型

    新京报：你曾说，直接参与五四运动的学生，明显比此前和此后的同学更有出息，因为有激情，有机遇，有舞台。为什么这样说？

    陈平原：因为大学阶段的政治激情和社会活动，将来会影响到他们一辈子。经过“五四”洗礼的这批人，日后很可能因为“五四”的正当性得到承认，通过一遍遍回溯自己的青春，他们会比别人精神上显得更年轻。

    年轻时候的作为为他们赢得声誉，所以日后在社会上比较有地位和话语权，也有更好的舞台发挥自己的才华。即便做学术研究工作，“五四”的这些学生领袖将来在组织性、开创性和协调能力方面往往比别人强。只是一个人做学问，不见得需要这些能力，但是要领导学界则需要得到大家的支持，因而从学生领袖到领袖学界，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

    新京报：你主张要“平视”晚清和“五四”，认为是这两代人的合力完成了中国从古典向现代的转型（1898-1927），这样的考察视角有怎样的好处？

    陈平原：在我看来，晚清和“五四”两代人在人格理想、知识类型、审美趣味等方面的一致性要大于分歧，他们自觉地实现了思想文化、学术传统和政治议题的“接力”。新文化运动从积累到爆发，有一个漫长的过程，用平视的角度来描述可能会看得比较清楚。以前之所以学界不愿承认，是因为对于“五四”的格外推崇和对晚清的相对压抑。后来王德威说，“没有晚清，何来‘五四’？”引起轩然大波。

    有人推崇晚清，有人推崇“五四”，我从一开始就认为这是一回事情。这两代人，有人是前半场上场，有人是后半场上场，有人是中间才插进来，但这一部社会转型的历史大剧是在他们手中共同完成的。历史永远是连续的，但历史又不可避免有某种形式的中断，连续和中断是互相倚靠且互为因果的。如果只谈连续的一面，那就看不出它的波澜；如果过于强调中断，则难以把握历史全貌。

    新京报：“五四”时代的知识分子身上有何共同特点？

    陈平原：那一代人胸怀天下，尽管观点各异，但他们往往独立思考，敢于怀疑，善于怀疑，重估一切价值。“五四”是一个大数据库，每个人进来取的数据是不一样的，社会主义、自由主义、无政府主义都是“五四”的一部分。它内部的不同声音在此后一百年中不断响起，此起彼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