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剑雄：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的良性互动

    “江南”曾经更大

    早在先秦时期就有江南的名称，但当时的江南不是指长江下游，而特指长江中游，即现在江西、湖南一带的长江南面。从地图上看，安徽到南京这一段长江的走向是从西南到东北，所以不是江南而是江东。由此，就有“项羽无颜见江东父老”和“江东子弟”等说法。

    此后，江南的范围慢慢扩大。从行政区划来讲，唐朝在贞观元年（公元627年）设立江南道，管辖范围包括今天的浙江、福建、江西、湖南、上海以及安徽到江苏这一段长江以南地区，还包括湖北、四川长江以南的一部分以及贵州的东南一角。

    江南道太大了，不便于管理。开元二十一年（公元733年），江南分出江南东道，治所设在苏州，管辖苏南、上海、浙江、福建及安徽和江西相邻的几个县。

    北宋至道三年（公元997年），宋朝设立江南路，治所在昇州（今南京），管辖江西、江苏的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长江以南，还有安徽的长江以南部分区域和湖北的几个县。北宋天禧二年（公元1018年），又把江南路东边的部分设为江南东路，治所在江宁府（今南京），管辖江苏的镇江、大茅山、长荡湖一线以西和长江以南区域，还有安徽的江南部分、江西信江流域的北面及九江等几个县。

    元朝至正十六年（公元1356年），朱元璋在自己占据的地方建立江南行中书省，治所在应天府（今南京），管辖江苏、安徽、上海。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改称中书省（京师）。为了建一个大的首都直辖区，朱元璋还把江苏及自己老家安徽凤阳也划了进来，最大时浙江嘉兴一带也并了进来。上海也在当时的京师范围之内。

    清朝入关定都北京，将南京改称江南省。康熙六年（公元1667年），分置苏、皖。如果按照自然条件，江南江北、淮南淮北分开不是很好吗？但是，如果南北简单划分，会出现北方穷、南方富的状况。所以，选择从东西两边分开，遂出现了江苏与安徽。靠西叫安徽，得名于省会安庆府和南面的徽州府；东面叫江苏，得名于省内最主要的两个府江宁府、苏州府，上海归江苏松江府管辖。

    现在，江南已成为大家固定使用的特有名称。狭义的江南，主要指江苏、浙江的八个府和一个州，即苏州府、松江府、常州府、镇江府、江宁府、太仓州及杭州府、嘉兴府、湖州府。广义的江南，指的是江苏、安徽的长江以南区域和浙江钱塘江流域，还包括江苏的扬州、江西在长江南面的几个县。无论怎样说，上海都是江南的一部分。

    上海并非“暴富”

    上海是怎么从江苏分出来的，进而形成国际大都会的呢？历来有一种说法——其实主要是外国人的论调，说租界的出现使上海“暴富”，一下子从一个小渔村变为国际大都市。其实，他们并不了解历史。

    “大上海”的形成，经历了一个不断开发、不断发展的过程。这个过程可以追溯到公元10世纪形成聚落。北宋时，在上海浦设立了一个专门征收酒税的衙门——务。

    上海务负责收税，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本地酿造的酒特别多，说明当时的商品粮比较丰富；另一个是酒的集散地、交易中心。无论哪种可能，都说明此地人口密集、交通便利、商业发达。

    上海镇大约在13世纪后期设立，属江南东路嘉兴府华亭县。元至元二十九年（公元1292年）升为上海县，属江浙行省松江府。此时，华亭县已变成松江府，上海归松江府管辖。

    后来，上海地位日益重要，一个重要标志就是清朝把管理从乍浦到连云港的江海关搬到了上海。“五口通商”中，上海的发展明显超越其他四个口岸，这个基础其实最晚到清朝就形成了。

    上海本来没有市的称呼。开埠以后，清朝政府看到上海和长江口的重要性，便于1898年把位于长江口的吴淞辟为商埠。因此，上海一度被称为淞沪。1927年，北伐战争胜利，南京政府建立上海特别市，3年后改称上海市。1958年，并入原属江苏省辖松江专区10县，上海才有了今天的区域。

    独特的人文资源

    上海和江南，除了地理上的密切关系，还有着密切的人员联系。上海的人口主要来自于苏南、浙北等江南地区。

    在中国几次大的移民过程中，东汉末年到三国期间一大批移民南下，西晋末年永嘉之乱爆发移民再度南迁。可以说，江南移民吸收了各地人口的精华。

    明朝人就发现，杭州在江南，但杭州城里人讲话像北方人。原来，南宋皇帝赵构和大臣都由河南开封迁过去的，因而一段时间里杭州城里会讲河南话意味着较高的地位。直到今天，杭州城的方言仍带有一点北方味。

    因此，频繁的移民将各自的本土文化带到江南、带到上海，加上相对先进的近代治理方式和管理理念，使得上海形成了一个不同文化相互竞争、交流、融合的平等机制。海派文化就是在这样一种机制下形成的复合型文化形态，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海纳百川、开放包容。

    海派文化还有一个传统受到的重视相对不够，那就是契约精神、职业道德。它是中国传统文化“重信然诺”理念与西方商业诚信、现代化管理在上海的遇合。近代上海的商业、服务业、手工业都有行会行规，包括知识界、学术界、行政系统在内的各行各业亦普遍强调职业道德。

    比如，有的上海工厂设备在全国并不领先，但它的品牌照样是一流的，主要就是有较好的职业道德来助力。谭其骧先生在编《中国历史地图集》时要找一家印刷质量最好的厂家，最后找到了设备有些老化却公认印制质量最好的上海中华印刷厂。改革开放以后，有些印刷厂进口了电子分色机，但引进英国《泰晤士地图》时仍选择中华印刷厂，并得到了外国出版商的认可。

    再如，解放上海时，上海创造了一个奇迹。那时，解放军控制苏州河南面，北面是国民党军队机枪扫射。在这样的情况下，上海没有断过电，没有逃掉一个犯人，没有丢掉一份档案，没有出现抢劫盗窃等恶性事件。

    为什么呢？最主要原因就是我们前期作了很周密的接管准备。解放军一到，接管人也到了，大家都忠于职守，很快就恢复了生产。这就是长期形成的尊重职业道德的风气使然，是上海非常重要的人文资源，也是海派文化的重要特点。

    文化需交流汇聚

    上海为江南文化提供了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出口。开埠后，大量江南移民将江南文化带进上海，上海又为江南文化吸收、融汇外来文化提供了舞台。清朝废科举后，新式教育没有及时办起来，知识分子要找出路怎么办？苏浙一带知识分子就在上海买船票后去日本留学；学成回来，大部分人留在上海或者从上海再奔赴全国各地。当年，邓小平、聂荣臻、陈毅也是从上海出国留学的。

    上海是现代化的实验室。从外国引进的制度、机构设施等，往往先在上海试验成功后很快传到江南，再推广到全国各地。这方面例子很多，如民用电、电话、电报、煤气、自来水、公共交通以及银行、证券、期货、诉讼律师等各种制度。

    上海不仅汇聚东方和西方文化、传统和现代文化。上海登记的常驻外国移民曾有15万，包括世界一流的艺术家、商人等。同时，上海还吸纳了一批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比如作家里面，解放前全国的主要作家基本上在上海。即便不在上海，书也要在上海出版后影响才会大。又如文物，上海本身没有出过什么重要的青铜器，但上海博物馆收藏的青铜器仅次于北京故宫。一个原因就是，很多收藏家愿意把文物带到上海。

    上海的政治、经济、文化活动影响全国，甚至影响世界。表面来看，上海没有做过首都，但近代上海起到的作用不亚于首都。中国共产党成立在上海，中共前期总部也在上海；迁到苏区后，一些重大活动还是在上海。

    比如，当年毛泽东把美国人斯诺请到延安去采访。采访完成后，斯诺写的东西在哪里发表？上海。

    当时的上海，出版环境相对宽松。斯诺作品的英文初版书名是《红星照耀中国》，在敌占区和国统区发行不能用这个书名，便改了一个更为中性的名字，最后定为《西行漫记》，然后借由上海慢慢地扩大影响。

    区域联手共进步

    江南文化是海派文化的基础和母体，海派文化又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广阔空间。在这方面，无锡是诠释二者良性互动关系的一个典型例子。

    无锡一度被称为“小上海”。现在谈及“苏锡常”，次序是苏州、无锡、常州。无锡历史上不过是常州府的一个县，为何后来排在常州前面？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无锡紧靠上海，并把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更好地结合起来，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乃至文化的发展。

    当时，无锡的荣氏企业看中了上海的巨大市场，率先前来投资开面粉厂。因为要用白布制成口袋来装面粉，荣家觉得“要买人家白布，不如自己生产白布”，于是办起了布厂。白布要拿纱来织，又开办了纱厂。荣家的申新纱厂，从一厂办到了九厂。为了资金周转，荣家又投资金融和其他产业，逐渐在上海形成了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在上海发展后，荣氏家族又反哺无锡，把一部分产业搬回了家乡。

    在文化方面，无锡有一所专科学校——无锡国专，培育了很多国学大师。无锡国专的校长是唐文治，此前他是上海交通大学校长。唐文治在无锡国专的办学理念，与其在上海的办学经历紧密相关。无锡国专聘请的老师、招收的学生，很多都是从上海过去的。

    无锡在诸多方面跟上海密切关联，再加上交通因素，特别是有了沪宁铁路之后，无锡的物流成本、人力成本变得更低。依靠这一特殊优势，无锡得到了快速发展。

    总之，上海是江南的一部分，上海的发展一直与江南同步。开埠后，“大上海”为江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新的空间。同时，上海又进一步弘扬江南文化的优势，与西方科学技术、管理模式、先进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更具特色的海派文化。展望未来，推进长三角区域一体化、苏浙沪皖协同发展，既符合历史发展潮流，又为区域共同进步、共同发展开辟了新的领域。

    （作者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员、复旦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