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似水如沙久相伴——记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樊锦诗
起初她被前辈称作“小樊”，今天很多人亲切地叫她“老太太”。若以生命长度来丈量，樊锦诗与莫高窟相守的半个多世纪可谓漫长。可在樊锦诗心里，与这座千年石窟相处越久，越觉得它是非凡宝藏。她接住历史的接力棒，全心让莫高窟老去得慢点再慢点，保护得好些再好些。
一世黄沙缘
石窟里是沙子，鞋里是沙子，连头发里也钻满沙子。樊锦诗与莫高窟的缘分就从这粒粒黄沙开始。
她本是江南水乡的姑娘，祖籍杭州，上海长大，个头不高，人也瘦瘦小小。
她说她成长在新中国，有那个年代人的单纯果敢，坚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西去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
那时的她对敦煌还无深刻理解，只是被历经千年的色彩打动。“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可要在大漠戈壁扎下根来，哪能仅靠一时心动。生活艰苦非常：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如何洗澡是大家避而不谈的秘密。一卷起沙尘暴就更可怕，黑乎乎的风沙铺天盖地压过来。
但樊锦诗没走。“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
涓滴归瀚海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说。
1524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藏经洞被发现后，数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之处。”樊锦诗说。
上世纪40年代，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更感召着她。一批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
常书鸿、贺世哲、孙纪元、段文杰……80岁的樊锦诗一一找出前辈同仁的名字，又一一写在纸上。“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
樊锦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1950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面貌焕然一新：编制扩大、人才汇聚、条件改善。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改革开放带来开放的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似水如沙永流传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旅游也必须是负责任的旅游。”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比如风沙治理，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对文物的磨蚀。”樊锦诗说。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201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里，游客犹如置身飞船，观看球幕电影，感受着数字敦煌的神奇。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一世黄沙缘
石窟里是沙子，鞋里是沙子，连头发里也钻满沙子。樊锦诗与莫高窟的缘分就从这粒粒黄沙开始。
她本是江南水乡的姑娘，祖籍杭州，上海长大，个头不高，人也瘦瘦小小。
她说她成长在新中国，有那个年代人的单纯果敢，坚信“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向”。1963年从北京大学毕业后，她西去敦煌。
在敦煌研究院一处不显眼的地方，有座名为《青春》的雕塑。一个齐耳短发的女孩，背着书包，手拿草帽，意气风发地迈步向前。这正是以初到敦煌的樊锦诗为原型雕塑的。
那时的她对敦煌还无深刻理解，只是被历经千年的色彩打动。“看一个窟就说好啊，再看一个还是好啊。说不出来到底有多大的价值，但就是震撼、激动。”
可要在大漠戈壁扎下根来，哪能仅靠一时心动。生活艰苦非常：喝咸水、点油灯、住土屋、睡土炕，如何洗澡是大家避而不谈的秘密。一卷起沙尘暴就更可怕，黑乎乎的风沙铺天盖地压过来。
但樊锦诗没走。“开始我也没想在敦煌待一辈子，可能是命中注定吧，时间越久，越觉得莫高窟了不起，是非凡的宝藏。”
涓滴归瀚海
始建于公元366年的莫高窟，位于河西走廊西端。从巍巍祁连山流淌下的雪水，哺育着狭长走廊中的绿洲。丝绸之路上的商旅使团在敦煌驻足，再出西域、入中原。
“莫高窟是古丝绸之路上多元文明交融互鉴的结晶。公元4世纪到14世纪，古人用智慧为我们留下了如此伟大的文化艺术宝库。”樊锦诗说。
1524年，明朝政府下令封闭嘉峪关。敦煌从此沉寂，莫高窟400多年无人看护，大量洞窟坍塌毁坏。藏经洞被发现后，数万卷文物又陆续流失到十余个国家。
“宝贵却又脆弱，是莫高窟令人迷恋又揪心之处。”樊锦诗说。
上世纪40年代，前辈筚路蓝缕的创业历程更感召着她。一批批艺术家、大学生放弃优渥生活，远赴迢迢敦煌，一去便是一生。
常书鸿、贺世哲、孙纪元、段文杰……80岁的樊锦诗一一找出前辈同仁的名字，又一一写在纸上。“苦都让老先生们吃了。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都走了，我们不该忘记这些人。”
樊锦诗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高度重视敦煌莫高窟，1950年文化部将“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更名为“敦煌文物研究所”，并针对莫高窟壁画和彩塑病害、崖体风化和坍塌、风沙侵蚀等严重威胁文物安全的问题，开始了初步抢救性保护。
改革开放后，莫高窟的面貌焕然一新：编制扩大、人才汇聚、条件改善。1987年，莫高窟成为中国第一批进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遗产地。“改革开放带来开放的头脑和国际视野，我们开始大踏步向前走。”
似水如沙永流传
莫高窟15余公里外，有一个形似沙丘、又如流水的土黄色流线型建筑。游客在这里用数字化手段了解莫高窟的前世今生，再去窟区领略历史的风姿。
这个充满想象力的工程，是樊锦诗1998年起担任敦煌研究院院长的17年间做成的一件大事。
“与20世纪初拍摄的照片相比，很多壁画已经损坏模糊了。再往下发展下去，全都消失了怎么办？”1978年起，这个问题就开始在樊锦诗的脑中盘旋。
尤其2000年以后，急速增长的游客让她忧心忡忡。“洞子看坏了绝对不行，不让游客看也不行。”
“保护、研究、弘扬是敦煌研究院的使命。旅游也必须是负责任的旅游。”樊锦诗与同仁们不断探索，尝试让莫高窟“延年益寿”，甚至“容颜永驻”。
一方面是对文物本体及其赋存环境的科学保护。在与国内外机构的长期合作中，保护者研究清楚了病害机理，保护修复了大量彩塑壁画，形成了一整套科学保护规范。
“比如风沙治理，通过综合防治风沙体系，使莫高窟的风沙减少了75%左右，极大地减缓了对文物的磨蚀。”樊锦诗说。
另一方面，开拓性地建立数字档案，让莫高窟以数字化的方式“永生”。经过近20年的努力，“数字敦煌资源库”免费向全球开放。
在2014年建成的莫高窟数字展示中心里，游客犹如置身飞船，观看球幕电影，感受着数字敦煌的神奇。游客也因此有序分流，有效降低对石窟的不利影响。
此外，樊锦诗还推动制定《甘肃敦煌莫高窟保护条例》，让莫高窟有了专项法规的“护身符”；她继承前辈的“爱才如命”，持续抓紧培养人才；她以广泛的国际合作引进了理念技术、培养了人才、开阔了视野……
“文物承载灿烂文明、传承历史文化、维系民族精神，是老祖宗留给我们的宝贵遗产。接力棒交到我们手上，我们就偷不得懒，不能让莫高窟有半点闪失。”她说。
50余载敦煌生涯，让水乡女子樊锦诗有了西北人的爽利。她似水，相信水滴石穿。她更似沙，低调平凡，与莫高窟久久相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