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馆员风采

王蒙的俄罗斯情结

信息来源:中国文化报作者:
发表时间:2016-12-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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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〇〇七年,王蒙与夫人崔瑞芳在俄罗斯伏尔加河畔。

 

    彭世团

    十二月二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王蒙先生的《我以我写荐轩辕》,文章开头这样说:“少年时代,革命与文学是我的至爱,是不可分离的整体。我知道了革命与共产党,知道了鲁郭茅巴老曹,知道了托尔斯泰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它们比生活本身更加宏伟与高尚。”这里面说到了俄罗斯的伟大作家托尔斯泰和陀思妥耶夫斯基。以前听王蒙先生讲《文学的启迪》、俄罗斯作家及他们的作品更是时常提到,讲他们作品的宏大,讲他们的细腻,讲他们精神的高度与深入。这里他提到革命、共产党,而他作品中长存的还有革命激情、永不消亡的阳光精神,所以,就时常有人讲王蒙先生的“苏联情结”或者叫“俄罗斯情结”。而此刻,王蒙先生刚刚结束在圣彼得堡的活动,他是去出席第五届国际文化论坛。或许这正是谈谈这个“情结”问题的最好时机。

    毋宁说王蒙先生有俄罗斯情结,不如说是王蒙先生的青春情结、革命乐观主义情结。正如他所说,这一切都与他少年时代接触的革命,接触的充满胜利的乐观主义、充满阳光的苏联情景分不开的。反过来说,苏联就是革命,苏联就是青春、就是阳光的代名词,而那一批伟大的苏俄作家们的作品——是苏俄,王蒙先生习惯这样说——他们的作品里充满着苦难与撕裂,这苦难与撕裂正是引起革命的必然条件。革命的、青春的、阳光的激情渗透了王蒙,从少年直到现在。可以从他的《青春万岁》中看到;可以从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整个文坛充满伤痕文学,而王蒙的作品是《这边风景》独好,写的是新疆自然与人的美好中看到;可以从年过八旬的王蒙不断发表的中短篇小说中看到;可以从二〇一三年九月二十三日在第七届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上向青年作家发出比赛的邀请上看到,更可以从《我以我写荐轩辕》上看到。他说:“明年我将衰老,今年我仍兴致勃勃。我仍然注视着捕捉着生活的艰难与华彩,我急于告诉读者一个又一个感动过我并且希望继续感动大家的故事,我仍然怀念着可亲可泣的好人、如诗如画的场景、如火如荼的征程和那么多难解难分的纪念。我仍然不能忘情于文学,忘情于奋斗,忘情于大地,忘情于人民。我写革命的豪迈、成长的代价、沧桑的热泪、生活的芬芳、人心的不渝。”

    实际上,王蒙先生对于过去的苏联、现在的俄罗斯都有着深深的眷恋。从一九八四年他率队参加塔什干国际电影节、第一次踏足苏联这块土地就可以看出。那次的苏联之行,他写下了《塔什干晨雨》《访苏心潮》《塔什干·撒马尔罕掠影》等作品,尽管看到了苏联的颓败,但依然依恋不改。如果说因为什么原因,我想还是因为青春,因为附着在青春上的理想,因为王蒙先生寄托青春的文学。王蒙先生多次跟我说,一九七九年,他的《夜的眼》发表之后,俄罗斯的《世界文学》最早注意到了这篇作品,并把这看作是中国文学的回归。而一九八七年,王蒙先生的《活动变人形》出版发行一年之后,俄文版在苏联发行,第一版就销售了十万册。王蒙先生曾经戏说,看来以后应该专门为苏联读者写作品了。这两件事,是否也可以看作是苏联文学界对王蒙作品的另眼相看呢?二〇〇四年冬天,应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季塔连科先生的邀请,王蒙先生第二次踏上了苏联的土地,其时,这个时候已经不是苏联,而应该是俄罗斯的土地了。远东研究所为王蒙先生授予了名誉博士学位。那次王蒙先生游历了雪中的莫斯科,坐火车去了圣彼得堡,参观了普希金故居、冬宫和阿夫乐尔号巡洋舰。他写下了《二〇〇四·俄罗斯八日》《俄罗斯意犹未尽》。是的,他真是意犹未尽,他把自己写的有关苏联(俄罗斯)的作品汇成了一本书《苏联祭》。当时他感叹,这本书俄罗斯不会感兴趣,世界上唯一感兴趣的国家,可能就剩越南了。确实,苏联对于越南的影响,一点也不比对中国的影响小。就在当年,越南世界出版社购买了这本书的越文版版权,并于次年出版了。但在越南有多少人看了,有多少人愿意回到那个激情燃烧的岁月,却不可知。在国内这本书却有不少人喜欢,因为有太多的人与王蒙先生一样,有着那种青春的激情与革命的情怀。

    二〇〇七年初秋,中国是莫斯科书展的主宾国。受组委会的邀请,王蒙先生再次踏上了俄罗斯的土地。在展会上,与时任第一副总理的梅德韦杰夫一起出席开幕式,出席自己作品俄文版的发行式,并在展会上演讲《现实主义传统在当代文学中的传承和发展》。在那里,我们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看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雕像。后来他时常提起那座雕像,提起俄罗斯人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文学作品的重新认识。我们去喀山感受那条孕育众多名篇的伏尔加河,看列宁就读的喀山大学与他工作过的面包房。事实是,苏联解体多年之后,这些东西并没有被人们彻底淡忘。但是那次给我们深刻印象的是离开莫斯科赴布拉格那天在广场上遭到警察的骚扰,王蒙先生评价,苏联搞了几十年,俄罗斯也已经搞了多年,可是警察还是像契诃夫小说《普里希别叶夫中士》中的样子。

    在莫斯科展会上演讲时,为他担任翻译的正是李立三先生的女儿、北京外国语大学的李英男教授。二〇〇九年,李立三先生的夫人李莎出版自己的回忆录《我的中国缘分》,王蒙先生写了序。他在序中写道:“李莎的回忆令人正视了一个正在逝去、已经开始远离我们、已经渐渐被青年人遗忘的时代。而对于世界和中国来说,那又是天翻地覆、锥心刺骨、有声有色、有血有泪的时代。热烈,真诚,浪漫,激情,简单化,无序,急躁,有时候走极端走到了令人窒息的地步。”这正是他被感染的苏联情结——热烈、真诚、浪漫、激情。正如他在二〇〇七年赴俄罗斯之前花时间学俄语歌曲《遥远啊遥远》,没学会,回到家后又花了一个月时间,学会了用俄语演唱这首歌曲,是一种用心,是无比的真诚。后来几年,我在很多场合看到他充满激情地用美声演唱这首歌曲。二〇一二年,陪伴王蒙先生五十五年的夫人崔瑞芳去世,葬礼上的音乐是她早就选好的俄罗斯音乐《海港之夜》,这是他们所共同欣赏的。

    王蒙先生对于俄罗斯的关心是一贯的。二〇一四年十一月底,第二届中俄文化论坛在北京举行,王蒙先生在开幕式上做了《对接先进文化,弘扬传统文化》的演讲。他回顾了两国文学与文化思想的交流,说从孙中山那时就讲以俄为师,讲他看到索契冬奥会上出现的大批苏俄作家头像时的激动。他说他年轻的时候喜欢阅读俄罗斯文学,比如普希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果戈里、高尔基、契诃夫,还有俄罗斯文艺理论家的作品。二〇〇四年他访问俄罗斯时会见了当时俄罗斯的文化部长,那是一位音乐家,他讲了一批俄罗斯的音乐家,如柴可夫斯基、格林卡、苏维埃时期的杜纳耶夫斯基等等,还提到俄罗斯的画家列宾、列维坦等一大批优秀画家,还有大家非常熟悉的门德列耶夫等等一大批科学家,“俄罗斯的文化,包括苏联的文化对我们有过那么深刻的影响,使我现在谈起来感觉到我又恢复到青年的时候,我好像又来到了圣彼得堡的彼得大帝的像前,想起来了普希金为这个像所写的诗歌。”这使我不由联想,王蒙先生在如今的圣彼得堡,他是否还会吟诵着普希金的诗,又或者在唱《遥远啊遥远》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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