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潘公凯：我用一生做实验
这是中国美术学院院长许江在《潘公凯艺术展》开幕上的致辞发言。这次展览从绘画、装置、史论、建筑四个方面力求以诗性美感方式带入潘公凯自己的艺术逻辑中。在众多人眼中，潘公凯以客观敏锐的问题意识、深刻严谨的学术思辨以及独到的艺术修养，始终践行着“将艺术和其他事看成是生命的痕迹”。
从艺术大家到央美院长
潘公凯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亲是21世纪现代四大家之一潘天寿。然而父亲潘天寿对他的影响却不在绘画，更多的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心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画画如此，做行政工作更是如此。
多年来。潘公凯在艺术上从水墨传统出发，实验各种跨界艺术。他以“荷”为主题，探讨“以书入画”的新景观，把水墨和行为相结合，在巨幅尺寸上创作，试图从笔墨中表现人格精神。举办观念艺术个展“错构 转念——穿越杜尚”，探讨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创作影像艺术《融》并参加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潘公凯的艺术处处充满观点和问题意识，他用不同的媒介以宏观的艺术视野思考文化艺术的发展。
评论家朱青生认为，潘公凯的艺术创作不能看作是他个人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品味的标榜，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艺术界领袖以身作则。潘公凯先后分别执掌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国内最顶级的艺术院校。在任期间，他对美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中国的学院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向现代性层次推动，用世界文化共同发展中较为先进、相对前沿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学院所面对的所有的传统问题和现实问题。”朱青生在《论潘公凯的艺术》一文中写道。
1996年，潘公凯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那时学院面临各种问题：资金短缺、设施陈旧、生源少，师资匮乏。“什么都要做，很多地方都要改进。”潘公凯说。不管有多累他每件事坚持亲力亲为。他以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和宏观的文化视角使得他在院长的工作中，可以得心应手的依据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开展学校建设和教育工作。他指出：“中美和国美由于建校历史不同，拥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学术氛围。所以要根据学校原有的规律和传统，从不同基础、不同结构出发，因地制宜的进行改革。”
国美的传统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留学西画家和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式的艺术家共同汇成。在回溯历史中，潘公凯以美术史论家的视角，提出了“两端深入”的思想，坚持中国绘画要精，西方绘画也要通的艺术理念。他以三个学部构筑学院学科发展的新格局：设立书法专业;扶持综合绘画和具象表现两个试点班。将工艺系扩展为视传、染服、工造、陶瓷四系。同时还利用研究学部的机制，涉入美术史学史研究和新媒体艺术的新领域。
2001年，潘公凯从国美调入央美担任院长。这所融合了北方文化和徐悲鸿先生“艺术为人生”理念的美术院校在国内艺术院校中具有领导和模范作用，潘公凯上任时便已决心让中国第一的中央美院与世界一流美术学院较量高低。他扩展学科设置，将单一的美术学科发展为新兴建筑、设计等多学科专业的综合美术;引进了西方现代设计，开展国际交流学术平台，此外他还扩建校舍，委托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设计美术馆，改善硬件设施。
2009年，中央美院的设计学院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30所世界一流的设计院之一，中国大陆入选的只有中央美院的设计学院一家。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回顾在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分别担任院长的岁月，潘公凯说：“院长是我最累的工作。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每天都很晚离开办公室，几乎95%的时间都是用在工作上。”但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他始终保持着工作激情。
为艺术“正名”的美术史家
作为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当仁不让一直致力于对父亲潘天寿的艺术研究。文革之后，忙于处理父亲的一大堆身后之事。1983年完成《潘天寿评传》的撰写，1995年完成《潘天寿绘画技法简析》，从笔墨、构图、境界三个方面研读潘天寿艺术的心得与札记。1996年组织编定的《潘天寿书画集》上下两编，该集是潘天寿作品鉴定的权威依据和潘天寿研究的基准文献。关于潘天寿艺术思想的整理，先后编撰了《潘天寿美术文集》和《潘天寿谈艺录》后者用语录的形式摘编画论，单刀直入，重点突出，是学界研究潘天寿思想理论最基础的材料。
潘公凯在《自述》中谈到，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无论潘天寿研究还是画展，不仅是家族的事情，它更是百年中国画事业中的一部分。他也想逐渐从潘天寿研究扩展到中国画教学研究，并渐渐地开始以宏观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传入中国，传统水墨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学界掀起了“中国画穷途末日”之争论。面对这样的局面，潘公凯提出“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理论，认为中国画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这两极在中国的土地上并存不悖。此后，他又撰写文章多篇，并且先后以学报编委会主任和中国画系主任的身份支持了当时的“新思潮美术实践”。
1999年潘公凯开始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研究课题，先后招收博士生十余人回顾并梳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2012年这部80万字的著作终于完成。著作中首次引入了“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并概括出“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都是中国艺术家面对民族危机以及特定社会矛盾做出的“自觉”选择。他认为中国美术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非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在全球化的中国，需要为自己“正名”，由此构建出21世纪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基本形态。
这部著作完成之后，他对于宏观艺术问题的探讨并未就此结束。在去年和今年在北京和杭州举办的“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中，潘公凯从水墨、装置、史论和建筑四个方面对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未来提出新的问题，用“弥散与生成”这一主题表达了对目前中国文化处境的基本看法。其整个展览在呈现潘公凯近年各领域艺术成果外，似乎向大家发问“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文化艺术应该如何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
“碎片化”是他用以概括了当前文化发展的特征。“随着全球化与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文化的成就与体系性知识快速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形成了碎片化、拼贴化、扁平化和通俗化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由于信息化的发展，信息的“弥散”使得人接受信息趋于雷同，造成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趋于雷同。
“我前不久在德国参加讨论双年展的前景问题，这是最最前沿的会议。邀请了40个双年展的主要策展人前来讨论，希望大家提出一些不一样的点子。但是为了不一样结果想出来的点子大家都一样。”他笑谈，“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想讨论目前在这种扁平化的趋同性的状态下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会一召开，40个人回到了世界各地，一传达又变得一样了。”
在这种弥散的大趋势中，潘公凯认为应该寻找新的生长点，“生成”新的艺术系统，近年来也一直为之进行探索。他尝试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在水墨画中赋予书写性新的面貌。从巨幅尺寸的创作中，探索笔墨从视觉上呈现出中国人的人格和心性。他说“这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为当下弥散的时代里的年轻一代提供了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异质形态的可能性。”
国家审美的建筑设计者
“建筑我从小就开始喜欢。”据潘公凯回忆，小时候特别喜欢几何和物理，尽管后来班主任主动帮他报名学画画，但是依然保持着对建筑的热爱。
在80年代初，他曾主持过潘天寿纪念馆的营造与规划。后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候，有一年是在旧金山，半年在纽约，他用大部分时间来看美国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这为他以后建筑设计增加了许多经验。
潘公凯真正开始接触实体建筑是他接手中国美术学院后，为南山路新校区改建。他说：“由于我的空间想象力非常好，而且非常精确，所以我看一眼建筑图纸就能迅速知道画的是哪里，时间久了，几十页的图纸，翻过去一眼便能看出哪里出了问题。”他敏锐的空间思维能力曾经让许多建筑师为之惊叹。在他的主持和设计下，建造出符合西湖文化圈的艺术氛围和高校学术殿堂品质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新校园。
此后中央美院美术馆、中央美院设计教学大楼、中央美院燕郊新校区，陆续在他的带领下一一建成，新颖典雅的建筑造型和装修设计受到业界的称赞，更可贵的每一张图纸都亲自看，每一个角落都亲自到场查看检验。潘公凯说：“为了确保事情做成，做得高品质，而且不出大纰漏，凡是风险大的事情或者风险大的阶段我自己都是事必躬亲，亲自去各个关键环节上，亲自操作，亲自督战，时时刻刻掌握着进度，把控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直等到风险过去，大势已定，有把握了，我才会把工作移交给副手。”
2007年，潘公凯迎来了他建筑设计上的高潮。他受到国家的委任，带领清华美院团队设计08年北京奥运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单项体育标识，奖牌，奥运的指示系统的设计等。当然其它的还有很多，有奥运火炬接力景观的设计，门票的设计。同时还包括奥运支线与机场快线地铁站室内设计。这条线主要是运动员乘坐，所以政府特别重视，潘公凯也希望做得特别好。
“主要还是靠大家的群策群力，靠大家的头脑风暴，这是大家共同的创意，每个人必须都很努力的干。我们那时候晚上几乎不睡觉，半夜两点大家还在工作，没有一个人在休息。我们想了很多创作，希望让它尽量国际化又很有中国韵味，同时又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比如有一站我们用的是青花瓷的花瓶形状，很有中国味道。有一站是在水立方，我们就在蓝色的天花板上面设计了很多白色的水泡泡，整个屋顶看上去就是在水中，和旁边的水立方形成呼应。”这些特色的设计方案让清华美院团队在众多夺标对手中脱颖而出，并且一下子赢得了7个地铁站的方案设计。
同时，潘公凯还接手了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担任展览设计总监。他的团队们设计使用动态的《清明上河图》、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符号斗拱、桥等让整个中国馆展示了城市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此外，由潘公凯主持设计的南极科考站模型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这是清华美院又一次独立承接和参与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也是近年清华美院承接的各类建筑设计项目中难度最大，要求最高，意义最特殊的项目。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既能抵御恶劣环境又能兼顾建筑的美观。
“南极的风力最高可达17级，连石头都可以吹走。我设计的房子墙面是斜的，成尖角状，就像隐形飞机，这种形状可以让它受风阻最小。同时为了外形美观，将科考站设计成空间站的样子，由几个单体组成，独立而又相连，既方便管理又安全，出现问题可以随时隔断，不会蔓延至周边空间。”潘公凯说，“设计最关键的还是想法，这些都是在脑子里完成的。”
在潘公凯的设计中，讲究的是“生成”和“营造”。他认为“建筑应该在特点的环境中生成，与周围的环境吻合”。他的设计不像其他建筑师，没有统一的风格和建筑设计模式，每一次设计都是一次对大脑的挑战，结合了功能主义和“绘画性的抽象”。也正因如此，由他的设计建筑的才能逐渐得到了学界和国家认可，多次委以重任主持国家重要项目的设计。
潘公凯曾经在《自述》中写道：“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一个实验。”这是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看多了人性的“恶”之后，更想保持无私向善的人格，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将超越于欢乐与痛苦之上的精神探索，看成是一己的精神修养。所以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工作处事，他说：“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其他的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
从艺术大家到央美院长
潘公凯出生于书香世家，其父亲是21世纪现代四大家之一潘天寿。然而父亲潘天寿对他的影响却不在绘画，更多的是在于中国知识分子的事业心和弘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画画如此，做行政工作更是如此。
多年来。潘公凯在艺术上从水墨传统出发，实验各种跨界艺术。他以“荷”为主题，探讨“以书入画”的新景观，把水墨和行为相结合，在巨幅尺寸上创作，试图从笔墨中表现人格精神。举办观念艺术个展“错构 转念——穿越杜尚”，探讨艺术与生活的边界。创作影像艺术《融》并参加威尼斯当代艺术双年展，展示中西方文化的冲撞与融合。潘公凯的艺术处处充满观点和问题意识，他用不同的媒介以宏观的艺术视野思考文化艺术的发展。
评论家朱青生认为，潘公凯的艺术创作不能看作是他个人的艺术主张和艺术品味的标榜，而是一个深谋远虑的艺术界领袖以身作则。潘公凯先后分别执掌中国美术学院和中央美术学院这两所国内最顶级的艺术院校。在任期间，他对美院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他将中国的学院的艺术创作和艺术教育向现代性层次推动，用世界文化共同发展中较为先进、相对前沿的思维方法来分析和解决学院所面对的所有的传统问题和现实问题。”朱青生在《论潘公凯的艺术》一文中写道。
1996年，潘公凯担任中国美术学院院长，那时学院面临各种问题：资金短缺、设施陈旧、生源少，师资匮乏。“什么都要做，很多地方都要改进。”潘公凯说。不管有多累他每件事坚持亲力亲为。他以高屋建瓴的学术思想和宏观的文化视角使得他在院长的工作中，可以得心应手的依据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开展学校建设和教育工作。他指出：“中美和国美由于建校历史不同，拥有两种不同的风格和学术氛围。所以要根据学校原有的规律和传统，从不同基础、不同结构出发，因地制宜的进行改革。”
国美的传统是以林风眠为代表的留学西画家和以潘天寿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人式的艺术家共同汇成。在回溯历史中，潘公凯以美术史论家的视角，提出了“两端深入”的思想，坚持中国绘画要精，西方绘画也要通的艺术理念。他以三个学部构筑学院学科发展的新格局：设立书法专业;扶持综合绘画和具象表现两个试点班。将工艺系扩展为视传、染服、工造、陶瓷四系。同时还利用研究学部的机制，涉入美术史学史研究和新媒体艺术的新领域。
2001年，潘公凯从国美调入央美担任院长。这所融合了北方文化和徐悲鸿先生“艺术为人生”理念的美术院校在国内艺术院校中具有领导和模范作用，潘公凯上任时便已决心让中国第一的中央美院与世界一流美术学院较量高低。他扩展学科设置，将单一的美术学科发展为新兴建筑、设计等多学科专业的综合美术;引进了西方现代设计，开展国际交流学术平台，此外他还扩建校舍，委托日本著名建筑设计师矶崎新设计美术馆，改善硬件设施。
2009年，中央美院的设计学院被美国《商业周刊》评为30所世界一流的设计院之一，中国大陆入选的只有中央美院的设计学院一家。这是他没有想到的，也是大家努力的结果。
回顾在中国美院、中央美院分别担任院长的岁月，潘公凯说：“院长是我最累的工作。没有双休日，没有寒暑假，每天都很晚离开办公室，几乎95%的时间都是用在工作上。”但是强烈的历史使命感让他始终保持着工作激情。
为艺术“正名”的美术史家
作为潘天寿的儿子，潘公凯当仁不让一直致力于对父亲潘天寿的艺术研究。文革之后，忙于处理父亲的一大堆身后之事。1983年完成《潘天寿评传》的撰写，1995年完成《潘天寿绘画技法简析》，从笔墨、构图、境界三个方面研读潘天寿艺术的心得与札记。1996年组织编定的《潘天寿书画集》上下两编，该集是潘天寿作品鉴定的权威依据和潘天寿研究的基准文献。关于潘天寿艺术思想的整理，先后编撰了《潘天寿美术文集》和《潘天寿谈艺录》后者用语录的形式摘编画论，单刀直入，重点突出，是学界研究潘天寿思想理论最基础的材料。
潘公凯在《自述》中谈到，在做这些事情的过程中，越来越感到无论潘天寿研究还是画展，不仅是家族的事情，它更是百年中国画事业中的一部分。他也想逐渐从潘天寿研究扩展到中国画教学研究，并渐渐地开始以宏观的角度思考中国现代艺术的发展问题。
在上世纪80年代，西方艺术传入中国，传统水墨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在学界掀起了“中国画穷途末日”之争论。面对这样的局面，潘公凯提出“互补并存，两端深入”的理论，认为中国画传统与西方现代主义这两极在中国的土地上并存不悖。此后，他又撰写文章多篇，并且先后以学报编委会主任和中国画系主任的身份支持了当时的“新思潮美术实践”。
1999年潘公凯开始了“中国现代美术之路”的研究课题，先后招收博士生十余人回顾并梳理中国现代美术的发展。2012年这部80万字的著作终于完成。著作中首次引入了“现代性”问题的讨论，并概括出“传统主义”、“融合主义”、“西方主义”和“大众主义”，都是中国艺术家面对民族危机以及特定社会矛盾做出的“自觉”选择。他认为中国美术应该有自己的理论体系，而非西方现代主义的翻版。在全球化的中国，需要为自己“正名”，由此构建出21世纪中国现代主义美术的基本形态。
这部著作完成之后，他对于宏观艺术问题的探讨并未就此结束。在去年和今年在北京和杭州举办的“弥散与生成——潘公凯艺术展”中，潘公凯从水墨、装置、史论和建筑四个方面对于中国现当代艺术的未来提出新的问题，用“弥散与生成”这一主题表达了对目前中国文化处境的基本看法。其整个展览在呈现潘公凯近年各领域艺术成果外，似乎向大家发问“在全球化时代的今天，中国文化艺术应该如何以自己独有的方式发展?”
“碎片化”是他用以概括了当前文化发展的特征。“随着全球化与信息网络的迅猛发展，文化的成就与体系性知识快速扩展到世界各个角落，从而形成了碎片化、拼贴化、扁平化和通俗化的文化特征。”也就是说，由于信息化的发展，信息的“弥散”使得人接受信息趋于雷同，造成人的思维方式以及行为模式趋于雷同。
“我前不久在德国参加讨论双年展的前景问题，这是最最前沿的会议。邀请了40个双年展的主要策展人前来讨论，希望大家提出一些不一样的点子。但是为了不一样结果想出来的点子大家都一样。”他笑谈，“这个研讨会的目的本来是想讨论目前在这种扁平化的趋同性的状态下应该采取什么方式来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个会一召开，40个人回到了世界各地，一传达又变得一样了。”
在这种弥散的大趋势中，潘公凯认为应该寻找新的生长点，“生成”新的艺术系统，近年来也一直为之进行探索。他尝试在当代文化的语境下，在水墨画中赋予书写性新的面貌。从巨幅尺寸的创作中，探索笔墨从视觉上呈现出中国人的人格和心性。他说“这不仅是学问，也是一种生活方式，而这种生活方式正是为当下弥散的时代里的年轻一代提供了他们所没有经历过的异质形态的可能性。”
国家审美的建筑设计者
“建筑我从小就开始喜欢。”据潘公凯回忆，小时候特别喜欢几何和物理，尽管后来班主任主动帮他报名学画画，但是依然保持着对建筑的热爱。
在80年代初，他曾主持过潘天寿纪念馆的营造与规划。后来在美国做访问学者时候，有一年是在旧金山，半年在纽约，他用大部分时间来看美国的现代艺术博物馆、美术馆。这为他以后建筑设计增加了许多经验。
潘公凯真正开始接触实体建筑是他接手中国美术学院后，为南山路新校区改建。他说：“由于我的空间想象力非常好，而且非常精确，所以我看一眼建筑图纸就能迅速知道画的是哪里，时间久了，几十页的图纸，翻过去一眼便能看出哪里出了问题。”他敏锐的空间思维能力曾经让许多建筑师为之惊叹。在他的主持和设计下，建造出符合西湖文化圈的艺术氛围和高校学术殿堂品质的中国美术学院的新校园。
此后中央美院美术馆、中央美院设计教学大楼、中央美院燕郊新校区，陆续在他的带领下一一建成，新颖典雅的建筑造型和装修设计受到业界的称赞，更可贵的每一张图纸都亲自看，每一个角落都亲自到场查看检验。潘公凯说：“为了确保事情做成，做得高品质，而且不出大纰漏，凡是风险大的事情或者风险大的阶段我自己都是事必躬亲，亲自去各个关键环节上，亲自操作，亲自督战，时时刻刻掌握着进度，把控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一直等到风险过去，大势已定，有把握了，我才会把工作移交给副手。”
2007年，潘公凯迎来了他建筑设计上的高潮。他受到国家的委任，带领清华美院团队设计08年北京奥运项目。这些项目包括单项体育标识，奖牌，奥运的指示系统的设计等。当然其它的还有很多，有奥运火炬接力景观的设计，门票的设计。同时还包括奥运支线与机场快线地铁站室内设计。这条线主要是运动员乘坐，所以政府特别重视，潘公凯也希望做得特别好。
“主要还是靠大家的群策群力，靠大家的头脑风暴，这是大家共同的创意，每个人必须都很努力的干。我们那时候晚上几乎不睡觉，半夜两点大家还在工作，没有一个人在休息。我们想了很多创作，希望让它尽量国际化又很有中国韵味，同时又与周围的环境协调一致。比如有一站我们用的是青花瓷的花瓶形状，很有中国味道。有一站是在水立方，我们就在蓝色的天花板上面设计了很多白色的水泡泡，整个屋顶看上去就是在水中，和旁边的水立方形成呼应。”这些特色的设计方案让清华美院团队在众多夺标对手中脱颖而出，并且一下子赢得了7个地铁站的方案设计。
同时，潘公凯还接手了世博会中国馆的设计，担任展览设计总监。他的团队们设计使用动态的《清明上河图》、采用中国传统建筑的符号斗拱、桥等让整个中国馆展示了城市进程中的中国智慧。
此外，由潘公凯主持设计的南极科考站模型也在本次展览中展出。这是清华美院又一次独立承接和参与的国家重大工程项目，也是近年清华美院承接的各类建筑设计项目中难度最大，要求最高，意义最特殊的项目。最大的困难是如何既能抵御恶劣环境又能兼顾建筑的美观。
“南极的风力最高可达17级，连石头都可以吹走。我设计的房子墙面是斜的，成尖角状，就像隐形飞机，这种形状可以让它受风阻最小。同时为了外形美观，将科考站设计成空间站的样子，由几个单体组成，独立而又相连，既方便管理又安全，出现问题可以随时隔断，不会蔓延至周边空间。”潘公凯说，“设计最关键的还是想法，这些都是在脑子里完成的。”
在潘公凯的设计中，讲究的是“生成”和“营造”。他认为“建筑应该在特点的环境中生成，与周围的环境吻合”。他的设计不像其他建筑师，没有统一的风格和建筑设计模式，每一次设计都是一次对大脑的挑战，结合了功能主义和“绘画性的抽象”。也正因如此，由他的设计建筑的才能逐渐得到了学界和国家认可，多次委以重任主持国家重要项目的设计。
潘公凯曾经在《自述》中写道：“我要在自己的一生中做一个实验。”这是他在经历了文革之后，看多了人性的“恶”之后，更想保持无私向善的人格，自觉地实现社会共同的价值定向，谋求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将超越于欢乐与痛苦之上的精神探索，看成是一己的精神修养。所以无论是艺术创作还是工作处事，他说：“我始终把自己的作品和其他的事情一样，看成是我生命的痕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