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刘梦溪：书生留得一分狂
刘梦溪，原籍山东，生于辽宁。1966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语言文学系中国文学专业。历任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中国文化研究所所长，《中国文化》暨《世界汉学》杂志创办人、主编，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兼职教授，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专聘教授等。2011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与当代诸多文化大家不同，刘梦溪不是一位单一的学者，而是多面的、立体的。在著名画家丁聪为其所绘的肖像画背后，季羡林为之题语曰：“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王蒙为其撰联曰：“古今商之，阅经史子集，颇悟微言妙谛；天下念也，观暑寒晴雨，但求大概明白。”刘梦溪的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附语曰：“小孩总想装大人。”刘梦溪自述则为“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而在刘梦溪书房内，挂着赵朴初亲笔书写的两幅对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刘梦溪一生之学术造诣、道德文章、处世心境，都可由此窥得些许堂奥。
情系红楼
1964年，年仅23岁的刘梦溪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红学论文《探春新论》，引起强烈反响。自此，刘梦溪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之名，就是茅盾先生应刘梦溪之请题写的。1980年《文艺研究》上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红学三十年》。也许是对红学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切理解，刘梦溪一度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学派，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红学界当前面临的形势同《红楼梦》所说的一样，已“食尽鸟投林”。同时，刘梦溪认为研究“红学”者甚众，观点相左实属司空见惯。
近年来，刘梦溪相继出版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寅恪与红楼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等一系列重要的红学专著。在他博客中，《元春给宝黛爱情投下的阴影》、《〈红楼梦〉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宝黛爱情的升华之乐》、《宝黛爱情遭遇舆论反弹》等文章层出不穷、随时更新。其中仍不乏精彩论断，例如在比较《牡丹亭》和《红楼梦》怎样写“情”这个问题上，刘梦溪的答案是：“《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笔者深以为确论。邓云乡曾赠其一联，曰：佛云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刘梦溪的红楼情结，或许只有这联中语可以阐释。
国学之辩
近年来，关于国学的种种论述甚嚣尘上，却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和冷静的思考。刘梦溪认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国学，其实大多数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未免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广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
刘梦溪比较认可的是马一浮先生的论述。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做人之本。在认同“国学”是“六经”的基础上，刘梦溪建议将其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再慢慢选读“六经”。他认为“国学热”是好事，但不能太“热”，不应将国学搞得过虚，也不要把它搞得过“热”，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学热”结出好的果实。
心忧天下
刘梦溪著作等身，但如果据此认为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那便错了，他始终是一位心忧天下的学者。2010年10月16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上，刘梦溪作了题为“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的发言，明确阐述了其心中之“忧”，他说：“我近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颇感忧虑。我觉得世俗的利益蒙住了人类的眼睛，也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利令智昏’，竟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自然已经不耐烦了，正在对人类的不智作出激烈的回应……可是人类自己呢？似乎没有读懂大自然发出的信号。还在沾沾自喜，制造恐怖，倚强凌弱，兵戎相见。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人类的深层问题，这是人类最大的不智。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大自然的反弹和人类本身残暴的杀戮，使危机带有双重变奏的性质。”
书生之狂
书生不妨“狂”一点。刘梦溪曾不无惋惜地指出，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有为现代“狂士”预留太多空间。他觉得清末民初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过“狂士”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作现代中国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祖王国维也曾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刘梦溪曾经郑重其事地记录下了吴于廑先生的一首词：“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他最欣赏的当数最后一句，并将之作为自己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这其中包含着他对当代“狂士”的某种期待。
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如在先秦诸子、魏晋名士、汉唐高人、明清义士之后，再无孔子尊崇的“狂狷”之士，我们的时代便会黯然失色。刘梦溪曾说：“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需要打折扣。”可见，他希望见到的“狂”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之“狂”，是“狂”得见法度、有分寸，并与其他德性有机配合之“狂”，而非孔子所谓的“狂而不直”之“狂”。
与当代诸多文化大家不同，刘梦溪不是一位单一的学者，而是多面的、立体的。在著名画家丁聪为其所绘的肖像画背后，季羡林为之题语曰：“相互切磋琢磨，莫忘那更好的一半。”王蒙为其撰联曰：“古今商之，阅经史子集，颇悟微言妙谛；天下念也，观暑寒晴雨，但求大概明白。”刘梦溪的夫人、著名作家陈祖芬附语曰：“小孩总想装大人。”刘梦溪自述则为“吃麦当劳，喜欢柳如是，研究中国文化”。而在刘梦溪书房内，挂着赵朴初亲笔书写的两幅对联：“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才非正不能奇”；“云若无心常淡淡，川如不竞岂潺潺”。刘梦溪一生之学术造诣、道德文章、处世心境，都可由此窥得些许堂奥。
情系红楼
1964年，年仅23岁的刘梦溪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了红学论文《探春新论》，引起强烈反响。自此，刘梦溪与红楼梦结下了不解之缘，1979年创刊的《〈红楼梦〉学刊》之名，就是茅盾先生应刘梦溪之请题写的。1980年《文艺研究》上又发表了他的重要论文《红学三十年》。也许是对红学史有着不同于常人的深切理解，刘梦溪一度认为百年红学正在走向衰落：“最能体现红学特殊意义的两个红学学派，索隐派终结了，考据派式微了，剩下的是一个个百思不得其解的谜团，滚来滚去，都变成了死结。”“在新材料发现之前，红学的困局难以改变”，红学界当前面临的形势同《红楼梦》所说的一样，已“食尽鸟投林”。同时，刘梦溪认为研究“红学”者甚众，观点相左实属司空见惯。
近年来，刘梦溪相继出版了《红楼梦与百年中国》、《陈寅恪与红楼梦》、《牡丹亭与红楼梦》、《国学与红学》等一系列重要的红学专著。在他博客中，《元春给宝黛爱情投下的阴影》、《〈红楼梦〉诸钗是“大脚”还是“小脚”》、《宝黛爱情的升华之乐》、《宝黛爱情遭遇舆论反弹》等文章层出不穷、随时更新。其中仍不乏精彩论断，例如在比较《牡丹亭》和《红楼梦》怎样写“情”这个问题上，刘梦溪的答案是：“《牡丹》之‘情’轻快，《红楼》之‘情’沉重；《牡丹》之‘情’偏于喜，《红楼》之‘情’偏于悲；《牡丹》是单色的爱情，《红楼》是复调的爱情；《牡丹》之‘情’愉悦，《红楼》之‘情’悲哀；《牡丹》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满足，《红楼》对‘情’的写法让人感到缺憾。”笔者深以为确论。邓云乡曾赠其一联，曰：佛云不可说，子曰如之何。刘梦溪的红楼情结，或许只有这联中语可以阐释。
国学之辩
近年来，关于国学的种种论述甚嚣尘上，却少有人对其进行深入和冷静的思考。刘梦溪认为现在很多人都在讲国学，其实大多数人没有弄明白到底什么是国学。他认为，国学和传统文化不是一个概念，传统文化的概念非常大，所有传统社会的文化，都是传统文化。国学有过不同的定义，最早是章太炎的《国故论衡》，后来胡适、傅斯年等提出了“整理国故”的问题。1923年北大国学门出版《国学季刊》，胡适在发刊词中提出，“国学”就是“国故学”的简称。这个定义把中国的历史和文化都包括进去了，未免太泛，所以学术界没有采纳。后来大家较为一致地认为，国学就是中国固有学术。但固有学术包括的内容也太广泛，先秦子学、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代理学、明代心学等，还有儒释道，实际上还是太过笼统。
刘梦溪比较认可的是马一浮先生的论述。1938年，马一浮在浙江大学的国学讲座中提出了一个新的国学定义，他认为国学就是“六艺之学”。“六艺”就是诗、书、礼、易、乐、春秋“六经”，这是中国文化的最高形态，是中国学术的经典源头，是中国人立国、做人之本。在认同“国学”是“六经”的基础上，刘梦溪建议将其和国民教育结合起来，主张在中小学开设国学课，以《论语》、《孟子》为主，再慢慢选读“六经”。他认为“国学热”是好事，但不能太“热”，不应将国学搞得过虚，也不要把它搞得过“热”，只有这样才能让“国学热”结出好的果实。
心忧天下
刘梦溪著作等身，但如果据此认为他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学究，那便错了，他始终是一位心忧天下的学者。2010年10月16日，在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举行的第二届中美文化论坛上，刘梦溪作了题为“对话是人类的生活准则”的发言，明确阐述了其心中之“忧”，他说：“我近来对我们这个世界的前途颇感忧虑。我觉得世俗的利益蒙住了人类的眼睛，也就是中国成语所说的‘利令智昏’，竟然完全不了解这个世界已经或者将要发生什么事情。大自然已经不耐烦了，正在对人类的不智作出激烈的回应……可是人类自己呢？似乎没有读懂大自然发出的信号。还在沾沾自喜，制造恐怖，倚强凌弱，兵戎相见。以为武力可以解决人类的深层问题，这是人类最大的不智。人类正面临空前的危机，大自然的反弹和人类本身残暴的杀戮，使危机带有双重变奏的性质。”
书生之狂
书生不妨“狂”一点。刘梦溪曾不无惋惜地指出，晚清民国以来的现代化浪潮并没有为现代“狂士”预留太多空间。他觉得清末民初是一个文化冲突和思想蜕变发生共振的“天崩地解”的时代，也是一个产生过“狂士”的时代。维新、变法、革命、立宪、共和、中学、西学、“东化”、西化，各种思想都“言大志大”地爆发出迥异往昔的声音。康有为自称“南海圣人”；谭嗣同标举“一死生，齐修短，嗤伦常，笑圣哲，方欲弃此躯而游于鸿濛之外”；“老英雄吴虞”声称要“打倒孔家店”；章太炎“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大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鲁迅作现代中国首部白话小说《狂人日记》；现代学术的开山祖王国维也曾写有“但使猖狂过百岁，不嫌孤负此生涯”、“四时可爱唯春日，一事能狂便少年”。
刘梦溪曾经郑重其事地记录下了吴于廑先生的一首词：“丹枫何处不爱霜，谁家庭院菊初黄，登高放眼看秋光。每于几微见世界，偶从木石觅文章，书生留得一分狂。”他最欣赏的当数最后一句，并将之作为自己一本散文集的书名。这其中包含着他对当代“狂士”的某种期待。
中国文化里面长期存在“狂者”精神的传统，如在先秦诸子、魏晋名士、汉唐高人、明清义士之后，再无孔子尊崇的“狂狷”之士，我们的时代便会黯然失色。刘梦溪曾说：“只希望我们的作家和知识分子保留‘一分’可爱的狂气。如果不是一分，而是三分、五分乃至更多，也许就不那么合乎分际了。但如果连这‘一分’也没有，作家或知识分子的义涵就需要打折扣。”可见，他希望见到的“狂”是有自己独立思想和独立人格之“狂”，是“狂”得见法度、有分寸，并与其他德性有机配合之“狂”，而非孔子所谓的“狂而不直”之“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