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戴逸：涓水洪流汇清史
“我在人民大学接受了教育，工作在这里，成长在这里。吴老的言传身教对我影响很大，他是我心中的旗帜。”2013年12月17日，著名历史学家戴逸荣膺第二届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深情追忆老校长吴玉章先生。
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越一甲子的岁月里，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而立至耄耋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
今年是清史编纂的第11个年头，3000万字的初稿全部汇集，正在进行第二次专家审读。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十余年来，他“潜心修史，未能忘情，只能牺牲个人著述的时间”，关于清史编纂的工作实录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书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清代修《明史》，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共历时94年。民国时期，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清史稿》，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时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然则他给出的全书定稿时间依然是几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对历史负责”。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建国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实际上，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从研究清史开始。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写到：“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但最终，他将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独坐小楼 立志于斯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钱牧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里，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写补齐装订。就这样，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 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在常熟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众多，编修地方志书可说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之一。也许，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常熟中学读高中时，经由杨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导，他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
1944年高中毕业时，戴逸阴差阳错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养家糊口；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准备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设考场，戴逸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投考，“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经过一番抉择，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的学籍奔赴北平，“当时，心中有强烈的冲动——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历史！”
在北京大学，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白色恐怖”时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一度被拘捕入狱，“郑天挺和胡适说，‘戴秉衡（即戴逸）被抓进去了’，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前往华北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途经沧州时，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
从“戴秉衡”到“戴逸”，他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承担起培养新中国建设干部的任务。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勤苦乐迷”铸就“学识才德”
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旧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这里劳动，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我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多方研究。无奈的是，我这个研究史学的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戴逸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思考。197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停办，无法正常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下，他历经几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正式出版。
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是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国近代史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年，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他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38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他才32岁。该书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对于戴逸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撰写的《导言卷》，国内史学家认为，该书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讨论，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史书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课题，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清朝灭亡仅仅百年，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各方面息息相关。曾经，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史研究，鲜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设及《简明清史》编写，影响广远。而今，他时为后学之辈的论著撰序，勉励前行。
“勤、苦、乐、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而在学生们眼中，“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师从戴逸先生，在她看来，戴老师从传统走向现代，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拥有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希望将来能设立国家大奖，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大的激励。”受颁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戴逸先生想到的是还有很多贡献更多的中青年，“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学的建议，提升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由一个大国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走下颁奖台，戴逸先生言谈中依然不离清史，“清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等，对于这些重大课题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
在中国人民大学已越一甲子的岁月里，戴逸先生毕力于清史，“可说是寝于斯，食于斯，学于斯，行于斯。清史是我的理念之归宿，精神之依托，生命之安宅。”
而立至耄耋 三起三落修清史
北京市张自忠路3号，俗称段祺瑞执政府的“清陆军部和海军部旧址”，是中国人民大学老校区。从1958年至今，除了“文革”期间下放劳动，戴逸先生从未离开这个院子，埋头治史，由黑发至皓首。
院子里一座不起眼的平房，桌上放着几本正在审改的清史稿件。除去在清史编委会办公，其余的日子，戴逸先生就在这里，每天审读6、7个小时，一篇篇地核对、修改。
今年是清史编纂的第11个年头，3000万字的初稿全部汇集，正在进行第二次专家审读。
2002年8月，国家正式启动新世纪标志性工程——清史纂修。时年76岁的戴逸先生受命担任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十余年来，他“潜心修史，未能忘情，只能牺牲个人著述的时间”，关于清史编纂的工作实录和重要思考，大多收入《涓水集》一书出版。
修史，自古就是一项浩大的工程。易代修史，是我国独有的史学传统。清代修《明史》，如果从清顺治二年开设明史馆起，到乾隆四年正式由史官向皇帝进呈，前后共历时94年。民国时期，清朝遗老主持编修了《清史稿》，历时14年，却尚不成书，仅为书稿。二十四史之后，我国一直没有一部完整、权威的《清史》。
领衔清史纂修，戴逸先生面对的是上千人的专家学者和浩如烟海的史料。纂修规划共分两大部分，其一为主体工程，是清史的主要内容，分为通纪、典志、传记、史表、图录等五部分，约百卷，达3000余万字；其二为基础、辅助工程，包括文献、档案、编译、出版等工作，目前已经完成几十亿字，其中《清代诗文集汇编(全800册)》篇幅计约4亿字。
时至今日，清史纂修主要成果尚未出版，先生每每感慨“希望有生之年能够看到清史纂修的完成”。然则他给出的全书定稿时间依然是几年之后，他心心所念的是“要对历史负责”。
戴逸先生的清史编修历程实则已过半个多世纪。
建国之初，董必武提出编修《清史》，引起了党中央的重视。1959年，周恩来总理委托历史学家吴晗制订《清史》规划，吴晗便找了戴逸和郑天挺、任继愈等人商量，当时戴逸才30岁出头。正当酝酿编纂方案时，赶上三年困难时期，起草工作也停止了。
1965年秋，周恩来总理委托中宣部部长周扬召开会议，组成了以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郭影秋为首的七人编纂委员会，39岁的戴逸是最年轻的委员。会上决定在中国人民大学建立清史研究所，作为编纂《清史》的机构。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修史计划又告夭折。
此后多年直至改革开放初期，学术界屡有纂修清史的倡议。1978年，中国人民大学在“文革”停办之后复校，戴逸受命组建清史研究所，当即呼吁把大型清史的编写任务提到日程上来，并提出规划设想。但限于社会经济环境，各方筹议一再搁置。
2001年，学术界再发呼吁。历经一年半的调研，中央作出启动清史纂修工程重大决定。此时，戴逸先生不胜感慨，“能够继郭校长之后参与修史，真乃人生幸事。”
实际上，戴逸先生的学术生涯并非从研究清史开始。他在《我的学术生涯》一文中写到：“我的治学，沿着‘逆向回溯’的路径进行，即由近及远，由今至古。最初我从党史和革命史的研究开始，稍后研究中国近代史，一步步往前推移回溯。”但最终，他将此生都寄托于清史研究。
独坐小楼 立志于斯
江苏常熟，荣木楼，历史上是钱牧斋、柳如是的居所，清朝大学士蒋廷锡的府邸就在边上。这里，就是当年戴逸家的住房。
戴逸出生于常熟的一个小官吏家庭，幼时所居之地文化底蕴丰厚，江南著名的藏书楼铁琴铜剑楼就是他青少年时代常去的地方。
“有次，我买了部残缺的《昭明文选》，之后依照着借来的善本，我一字一句的抄写补齐装订。就这样，日积月累，到高中时，我便有了属于自己的小小的藏书室。” 戴逸先生曾在自述中这样回忆少时的读书时光，“每当夜深人静、万籁俱寂时，独处小楼之上，青灯黄卷，咿唔讽诵，手握形管，朱蓝粲然。”
在常熟这个历史文化名城，文人名士众多，编修地方志书可说是富于地域特色的文化传统之一。也许，戴逸沉潜史学的种子彼时已经种下。中学时代，语文和历史是他最喜爱的课程，在常熟中学读高中时，经由杨毅庵先生近三年的指导，他接触到了经史子集各部类书籍。
1944年高中毕业时，戴逸阴差阳错地考入上海交通大学，学习铁路管理。“当时，大部分人认为理工科易于找到工作，养家糊口；读文科在当时毫无出路，毕业后就是失业。”抗战胜利后，北京大学从昆明迁回北平，准备在上海招生，恰好在交大设考场，戴逸抱着试一试的想法报名投考，“居然考上了历史系的正取生”。经过一番抉择，他毅然决然地放弃原有的学籍奔赴北平，“当时，心中有强烈的冲动——到北京大学去，学习历史！”
在北京大学，戴逸听过胡适、郑天挺、沈从文、朱光潜等众多著名学者讲课，图书馆里的藏书也令他目不暇接。然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心使他从学术钻研投入到进步学生运动中。“白色恐怖”时期，戴逸被列入黑名单通缉，一度被拘捕入狱，“郑天挺和胡适说，‘戴秉衡（即戴逸）被抓进去了’，胡适先生赶忙写信去保释我。”
1948年深秋，在中共地下党的安排下，只在北京大学读了两年书的戴逸割舍学业，前往华北解放区，进入设在河北省正定县的华北大学一部学习。途经沧州时，为免连累家人，他将原名“秉衡”改为“逸”，表明逃脱藩篱之心。
从“戴秉衡”到“戴逸”，他犹如发现了一个新世界。
当时，华北大学校长是吴玉章，范文澜、成仿吾、钱俊瑞、田汉、艾思奇等文化名人都在这里工作。戴逸在这里系统学习了马列主义和中国革命史，讲授新民主主义革命史的便是著名中共党史专家胡华。
新中国成立后，华北大学迁往北京，承担起培养新中国建设干部的任务。戴逸留校从事历史研究，在胡华教授领导的中国革命史组工作，从此正式走上了历史学研究的道路。
“勤苦乐迷”铸就“学识才德”
江西省余江县，中国人民大学“五七”干校旧址所在地。戴逸曾被下放这里劳动，任务就是喂20多头永远也喂不肥的“老头猪”。“我买来多本《养猪指南》，多方研究。无奈的是，我这个研究史学的猪倌虽然看了很多书，还是没有把猪养肥。”
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戴逸抓紧一切可能的机会读书、思考。1977年，在中国人民大学已经停办，无法正常开展学术研究的条件下，他历经几年完成的《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一书正式出版。
写作这本书的缘起是1969年发生的“珍宝岛事件”。中苏两国举行边界谈判，苏联的历史学家带着档案来，可中方没有。“当时有人通知我到外交部去开会，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去了以后，当时的外交部副部长余湛在会上讲，现在要跟苏联就中苏边界的问题进行谈判，这其中牵扯到很多历史问题，希望我们能够收集这方面的东西。”于是，戴逸花了4年时间，对《中俄尼布楚条约》签订的背景、谈判情况、条约文本和争议问题作了详细研究，以“澄清一些历史上有争议的问题”。
戴逸先生至今编写过数百篇文章和10多部著作，《一六八九年的中俄尼布楚条约》与《中国近代史稿》《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等是其重要之作。
1952年，戴逸被调到中国历史教研室，开始从事中国近代史教学研究。考虑到国内没有一本完整的、适合高校授课的近代史讲义，他决定撰写《中国近代史稿》。1958年，38万字的第一卷即告完成，由人民出版社出版，此时他才32岁。该书得到了范文澜、翦伯赞、尚钺、吴晗等史学前辈的好评，成为戴逸的第一部代表作。
对于戴逸先生主编的《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及其撰写的《导言卷》，国内史学家认为，该书把中国历史放在世界历史范围中讨论，与西方各国从各方面进行比较研究，在史书体例和研究方法上有所创新，破解了近代中国为什么落后于西方这一历史课题，有助于了解当代中国诸多现实问题的来龙去脉。
戴逸先生创新的理念和思维体现在清史纂修中。如今纂修工程还未结束，让他欣慰的是已有一定的成就：一是坚持世界眼光，把清代社会置身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来对照，并吸收海外清史研究的主要成果。二是重视档案文献整理编纂，为后续研究积累了大量资料。三是编纂体例创新，与以往史书相比，增加了通纪、图录部分，传记中增加了类传，史表中增加了事表，典志的数量和涵盖面也大大增加。
“暮年多见世上客，未识真容已白头”。清朝灭亡仅仅百年，对现实生活影响最大，和当前各方面息息相关。曾经，戴逸先生以而立之年投身清史研究，鲜有同行；以知天命之年主持清史研究所建设及《简明清史》编写，影响广远。而今，他时为后学之辈的论著撰序，勉励前行。
“勤、苦、乐、迷”，戴逸先生曾以四字向青年学生总结学术道路。而在学生们眼中，“他是当代具备史学、史识、史才、史德四长的一位优秀历史学家”。我国第一位历史学女博士黄爱平师从戴逸先生，在她看来，戴老师从传统走向现代，他的旧学功底深厚，但又和完全的旧学不一样，他接受、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的理论方法，但又拥有坚实的文史哲功底，这是后来人无法企及的。
“希望将来能设立国家大奖，给人文社会科学工作者更大的激励。”受颁吴玉章人文社会科学终身成就奖，戴逸先生想到的是还有很多贡献更多的中青年，“中国的发展不但要依靠自然科学，还要依靠人文社会科学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方向、道路提供科学的建议，提升国家软实力，让中国由一个大国成为硬实力、软实力都充分发展的强国。”
走下颁奖台，戴逸先生言谈中依然不离清史，“清代历史中的重大问题，每一个都牵扯到社会学、统计学、地理学、经济学等等，对于这些重大课题都需要花很长时间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