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薛永年：评古论今，弘书画之道
转益多师，学术中坚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称薛永年乃我国承前启后的学术中坚，是中国美术史学领域一位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学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出的第一代专业人才，曾直接受业于王逊、金维诺、张安治等老一辈美术史论家，杜甫诗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薛永年先生也正是如此采取百家，才能博采众长，自成思想之系统。
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书画史研究，围绕书画，尤其是晚期文人书画这一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展开了从画史到画论，从传统到演变，从画家到画派，从真伪鉴别到内涵阐释，从作品分析到社会背景解析的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著述颇丰。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薛永年密切参与了各次重要的国家科研、出版项目以及国家学术交流活动，有效地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并长期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教学工作，为本专业培养出大批后备人才。通观其学术生涯，潘公凯认为其有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薛永年继承了老一辈的文史传统，注重文献，史论结合。求学时期，张珩先生曾在美院讲授书画鉴定课，其中特别强调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比照，以及印章、题跋、著录等辅助依据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毕业不久，薛永年就参与整理了张珩先生的遗著《怎样鉴定书画》，并根据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写出《何澄和他的归庄图》、《谈张渥的九歌图》等论文，从中可见他少受当时政治风气的左右，注重由扎实史料得出对画家以及笔墨的具体分析。之后数年间，永年先生又从作为个案的华喦入手，逐步深入到对“扬州八怪”的群体研究，探究他们的新派画风与盐商赞助之间的关系，其中虽然带有社会史的视角，但并不理论先行，而是发掘出许多鲜活生动的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薛永年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中国书画的传统与现代转变保持贯通的观照。从历史时段来说，他曾专论魏晋南北朝的书画艺术，又主攻元以后的文人画，发表了关于明代吴门画派、董其昌的书画理论、王履的艺术思想、清代四僧以及扬州八怪的论文数篇，更进一步联系到中国书画20世纪的转型，探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提出对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化与西方影响，分析百年来中国画演进的社会基础，思考对水墨的回顾与展望，构建体大思精的中国画现代理论体系。若没有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关注与深入研究，将这些课题内容总和起来是断不能完成的。
尤为可贵的是，薛永年在深入专业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对美术史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反思和自觉。他特别注意撰写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学，不断反思研究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得失，也特别善于总结方法论，探讨不同地域的学者研究中国画的途径之异同，这些都为后学者从全局来把握美术史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研究之外，薛永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教学当中。1987年至1997年，永年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其间他组织力量更新通史教材，尽量容纳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材料、新成果，不仅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也为美术史学科在全国高校的普及做出贡献。在他的指导下，一批青年学子走出校门，成为新一代的美术史研究和教学主力。
薛永年教授特别喜欢江西的人文氛围，数次来到江西考察并开展讲座，对于江西的书画大家，对八大山人尤为了解，并专业地解读了八大山人的书画成就。比如其在《论八大艺术》当中写到：八大山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花鸟画、山水画和书法艺术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以致石涛称之为“书法画法前人前”。不过传世最多的是花鸟画，成就突出的也当属花鸟画，影响最深远的也主要是花鸟画。因此，向来对八大山人成就及其之所以取得成就原因的评说，也无不首先从花鸟画切入。虽然论者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但因着眼点不同，持论亦不无歧异。比如同样讨论八大山人的成就，有的从艺术语言着眼，认为他的艺术语言简括洗练，石涛也有所不逮，郑板桥即称“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有的从艺术内涵着眼，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意蕴不凡的雪个精神，饶宇朴即谓“个山……画若诗，奇情逸韵，拔立尘表”，何绍基亦称“愈简愈远，愈淡愈真，天空壑古，雪个精神”。又比如同样分析八大山人艺术成就取得的内因，也有两种角度：一种强调其不可遏止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对创作新风格的决定意义，如邵长蘅曰：“山人胸次汩淳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郑板桥亦有诗论之，诗曰：“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60年代的八大山人研究，持类似看法者较多。另一种则认为八大山人艺术成就之取得，不但主要与遗民感情无关，相反，恰恰是他精神的超越。近些年持后一种看法者较多。为了深入认识八大山人的成就及其取得的原因，有必要把他的绘画看成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期加以考究。从流传作品看，尽管把八大山人花鸟画分为五个时期的做法不无依据，但三个时期的分法已足以说明问题。这三个时期可分别称为萌芽期（34-56岁）、突破期（56-66岁）和成熟期（66-80岁）。八大山人艺术对20世纪许多书画兼长的传统派杰出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这些画家所接受影响的方方面面，不难发现，除去技巧层面的艺术规律之外，大略涉及了三大要点：一是超越具体感官的精神性，但又诉诸可感的艺术形象；二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性，但又出乎意料之外而合乎情理之中；三是“自我作古”的独创性，但又不失平常心。惟其如此，齐白石说“白石与雪个同肝胆”，又以最折服的语言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文章最后薛永年总结到八大山人是一个异常丰富的存在，他并没有成为过去。只要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就有可能得到按中国自己的轨迹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启示。八大山人不仅仅灌溉了20世纪，也仍有可能继续影响2l世纪的中国绘画。
由上可见薛永年先生的文章明白畅晓，又立意新颖，道前人所未道，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八大山人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显得特别重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学五十载、执教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学子，其中硕、博士生五十余人，不少已经成为我国文物博物馆、美术史研究、教学、美术出版事业、美术市场的中坚力量，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为推动新时期中国美术创作与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曾应邀至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地出席学术会议、访问、讲学，受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鉴定藏画，奉文化部派遣率美术教师代表团访问缅甸，担任中美合作研究项目的中方两主持人之一。
参与编辑《中国近代书画家印款》，为国家九五重点艺术科研课题《中国书画鉴定方法研究》项目主持人。2011年12月薛永年教授从学五十载执教三十年学术研讨及庆祝活动举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先生等纷纷发去祝贺视频，他们一致表达了对薛先生七十寿辰的由衷祝贺，肯定了薛永年教授五十年来在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理论建设、教书育人上以及为传承中华文脉、推动新中国文化发展繁荣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赞扬了薛先生道德文章的出色风范和高尚的人生境界，指出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新方向、新形势下，需要更多像薛先生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薛先生在新的学术征途上的成绩寄予更大期望。正如陈进玉书记所说的那样：先生之学，高山仰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可以说，薛永年热诚地将自己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教育事业当中，其严谨治学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属典范。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仍耕耘不断，相信薛永年先生来集雅斋高级研修班授课必将推动江西艺术的发展，也会在赣鄱大地种下无数思想的种子，这份坚韧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中央美术学院院长潘公凯称薛永年乃我国承前启后的学术中坚，是中国美术史学领域一位有突出成就和贡献的学者。他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培养出的第一代专业人才，曾直接受业于王逊、金维诺、张安治等老一辈美术史论家，杜甫诗曰“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薛永年先生也正是如此采取百家，才能博采众长，自成思想之系统。
几十年来，他致力于中国书画史研究，围绕书画，尤其是晚期文人书画这一中国特有的艺术形式，展开了从画史到画论，从传统到演变，从画家到画派，从真伪鉴别到内涵阐释，从作品分析到社会背景解析的多层次、多角度研究，著述颇丰。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至今，薛永年密切参与了各次重要的国家科研、出版项目以及国家学术交流活动，有效地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并长期主持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论系的教学工作，为本专业培养出大批后备人才。通观其学术生涯，潘公凯认为其有两个主要特点。
首先，薛永年继承了老一辈的文史传统，注重文献，史论结合。求学时期，张珩先生曾在美院讲授书画鉴定课，其中特别强调时代风格和个人风格的比照，以及印章、题跋、著录等辅助依据来判断作品的真伪。毕业不久，薛永年就参与整理了张珩先生的遗著《怎样鉴定书画》，并根据吉林省博物馆馆藏写出《何澄和他的归庄图》、《谈张渥的九歌图》等论文，从中可见他少受当时政治风气的左右，注重由扎实史料得出对画家以及笔墨的具体分析。之后数年间，永年先生又从作为个案的华喦入手，逐步深入到对“扬州八怪”的群体研究，探究他们的新派画风与盐商赞助之间的关系，其中虽然带有社会史的视角，但并不理论先行，而是发掘出许多鲜活生动的史料，令人耳目一新。
其次，薛永年具有开阔的视野，对中国书画的传统与现代转变保持贯通的观照。从历史时段来说，他曾专论魏晋南北朝的书画艺术，又主攻元以后的文人画，发表了关于明代吴门画派、董其昌的书画理论、王履的艺术思想、清代四僧以及扬州八怪的论文数篇，更进一步联系到中国书画20世纪的转型，探讨海派对“扬州八怪”的发展，提出对民国初期北京画坛传统派的再认识，以及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传统绘画的现代化与西方影响，分析百年来中国画演进的社会基础，思考对水墨的回顾与展望，构建体大思精的中国画现代理论体系。若没有一个持久而连续的关注与深入研究，将这些课题内容总和起来是断不能完成的。
尤为可贵的是，薛永年在深入专业的同时，还始终保持着对美术史作为一个整体学科的反思和自觉。他特别注意撰写学术史，尤其是20世纪以来的美术史学，不断反思研究与写作中存在的问题与得失，也特别善于总结方法论，探讨不同地域的学者研究中国画的途径之异同，这些都为后学者从全局来把握美术史学科的发展脉络提供了重要依据。
在研究之外，薛永年将大量精力投入教学当中。1987年至1997年，永年先生担任中央美术学院美术史系主任，其间他组织力量更新通史教材，尽量容纳上世纪80年代以后的新材料、新成果，不仅培养了大量专业人员，也为美术史学科在全国高校的普及做出贡献。在他的指导下，一批青年学子走出校门，成为新一代的美术史研究和教学主力。
薛永年教授特别喜欢江西的人文氛围，数次来到江西考察并开展讲座，对于江西的书画大家，对八大山人尤为了解，并专业地解读了八大山人的书画成就。比如其在《论八大艺术》当中写到：八大山人的成就是多方面的，在花鸟画、山水画和书法艺术三方面，都取得了超越前人的成就，以致石涛称之为“书法画法前人前”。不过传世最多的是花鸟画，成就突出的也当属花鸟画，影响最深远的也主要是花鸟画。因此，向来对八大山人成就及其之所以取得成就原因的评说，也无不首先从花鸟画切入。虽然论者无不给予高度评价，但因着眼点不同，持论亦不无歧异。比如同样讨论八大山人的成就，有的从艺术语言着眼，认为他的艺术语言简括洗练，石涛也有所不逮，郑板桥即称“八大名满天下，石涛名不出吾扬州，何哉？八大纯用减笔，而石涛微茸耳。”有的从艺术内涵着眼，认为他的作品表现了意蕴不凡的雪个精神，饶宇朴即谓“个山……画若诗，奇情逸韵，拔立尘表”，何绍基亦称“愈简愈远，愈淡愈真，天空壑古，雪个精神”。又比如同样分析八大山人艺术成就取得的内因，也有两种角度：一种强调其不可遏止的家国之痛、身世之悲对创作新风格的决定意义，如邵长蘅曰：“山人胸次汩淳郁结，别有不能自解之故。”郑板桥亦有诗论之，诗曰：“国破家亡鬓总皤，一囊诗画作头陀。横涂竖抹千千幅，墨点无多泪点多。”60年代的八大山人研究，持类似看法者较多。另一种则认为八大山人艺术成就之取得，不但主要与遗民感情无关，相反，恰恰是他精神的超越。近些年持后一种看法者较多。为了深入认识八大山人的成就及其取得的原因，有必要把他的绘画看成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分期加以考究。从流传作品看，尽管把八大山人花鸟画分为五个时期的做法不无依据，但三个时期的分法已足以说明问题。这三个时期可分别称为萌芽期（34-56岁）、突破期（56-66岁）和成熟期（66-80岁）。八大山人艺术对20世纪许多书画兼长的传统派杰出画家产生了深远影响。分析这些画家所接受影响的方方面面，不难发现，除去技巧层面的艺术规律之外，大略涉及了三大要点：一是超越具体感官的精神性，但又诉诸可感的艺术形象；二是妙在似与不似之间的意象性，但又出乎意料之外而合乎情理之中；三是“自我作古”的独创性，但又不失平常心。惟其如此，齐白石说“白石与雪个同肝胆”，又以最折服的语言写道：“青藤、雪个、大涤子之画，能纵横涂抹，余心极服之。恨不生前三百年，或为诸君磨墨理纸，诸君不纳，余于门外饿而不去，亦快事也。”文章最后薛永年总结到八大山人是一个异常丰富的存在，他并没有成为过去。只要用新的方法、从新的角度去思考，就有可能得到按中国自己的轨迹走向现代走向世界的启示。八大山人不仅仅灌溉了20世纪，也仍有可能继续影响2l世纪的中国绘画。
由上可见薛永年先生的文章明白畅晓，又立意新颖，道前人所未道，这对于我们重新认识八大山人在中国书画史上的地位与贡献显得特别重要。
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从学五十载、执教三十年来，发表了大量卓有影响的学术成果，培养了大批学子，其中硕、博士生五十余人，不少已经成为我国文物博物馆、美术史研究、教学、美术出版事业、美术市场的中坚力量，同时他还承担了大量社会工作，为推动新时期中国美术创作与学术发展，做出了卓著的贡献。曾应邀至美国、日本、韩国、香港、台湾等地出席学术会议、访问、讲学，受聘至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鉴定藏画，奉文化部派遣率美术教师代表团访问缅甸，担任中美合作研究项目的中方两主持人之一。
参与编辑《中国近代书画家印款》，为国家九五重点艺术科研课题《中国书画鉴定方法研究》项目主持人。2011年12月薛永年教授从学五十载执教三十年学术研讨及庆祝活动举行，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刘大为先生、中央美院院长潘公凯先生、中国美术家协会分党组书记、驻会副主席吴长江先生等纷纷发去祝贺视频，他们一致表达了对薛先生七十寿辰的由衷祝贺，肯定了薛永年教授五十年来在中国美术史学研究、理论建设、教书育人上以及为传承中华文脉、推动新中国文化发展繁荣中所作出的巨大贡献，赞扬了薛先生道德文章的出色风范和高尚的人生境界，指出在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大力推动文化繁荣、发展文化产业的新方向、新形势下，需要更多像薛先生这样的学术带头人发挥更大的作用，对薛先生在新的学术征途上的成绩寄予更大期望。正如陈进玉书记所说的那样：先生之学，高山仰止；先生之风，山高水长！
可以说，薛永年热诚地将自己所有时间与精力都投入到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美术教育事业当中，其严谨治学与无私奉献的精神实属典范。先生已过古稀之年，仍耕耘不断，相信薛永年先生来集雅斋高级研修班授课必将推动江西艺术的发展，也会在赣鄱大地种下无数思想的种子，这份坚韧真可谓“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