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廼松：我的半世纪文博考古路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杜廼松 

   这条路并不平坦，但无论遇到什么困难，信心和努力总与我相伴

    回顾上世纪60年代初我开始到故宫参加工作，迄今已近50载。在这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我个人的命运与故宫和文博考古事业紧密相联。如今步入耄耋之年的我，深有“欲觉闻晨钟，令人发深省”之感。

    受家庭影响从小好文史

    我成长在一个知识家庭，父母都是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毕业生，他们的专业是文史和教育。回忆起来，我受到家庭的人文思想影响很鲜明。记得母亲经常给我们兄弟姐妹讲有教育意义的历史故事，其中有岳飞精忠报国、苏武牧羊等等，还让我们念背一些通俗的古典诗歌名篇。

    那时候，家中有不少线装和平装藏书，包括《史记》、《汉书》、《资治通鉴辑览胜》等，我从小到大因此而增长了不少知识。长大后，我明显喜爱文史，偏爱文科。更重要的是，我也因此有了向往和从事文史工作的想法。

    1957年，我如愿进入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学习，这是我人生旅途中的一个新起点。燕园是美丽的，但更重要的是，那里有一批知名的教授、学者和大师，可谓群贤毕至。吾辈在此学习，实乃人生之幸运。几年下来，我不仅学到了很多专业知识，还学到了师长们的治学理论与方法。

    记得有一次我专门去拜访著名大学者、北大历史系教授翦伯赞先生。翦先生平易近人，他教导我说：“要想学好专业，系里设置的每门课都是很重要的，都要认真打好基础。”先生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帮助和指导，我一直铭记在心。

    考古是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在北大学习期间，我曾经于1958年在周口店北京猿人遗址实习，学到了不少有关旧石器时代考古的基础知识。1959年在洛阳王湾考古实习期间，我独立负责的遗址范围内，还幸运地探出了一座西周墓葬。工作的顺利完成，使我更增加了对专业的兴趣和信心。我进一步立志要终身为这一事业献身。

    进入故宫如鱼得水

    1962年我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故宫博物院。为了让我早日了解故宫，适应工作，从领导到同志，很多故宫人给予了我关心和帮助。在领导特意给我的那一段学习了解故宫的时间里，我基本上走遍了故宫开放的各个展室和角落。在号称9000余间房屋的这座“大院”里，我尽可能地记下了许多殿名、宫名、斋名和门名。

    一天，时任故宫博物院副院长的唐兰先生找我谈话，他说：“经院研究决定，让你搞青铜器和古文字研究。”他还说：“不要着急，要从基础学起。”我是幸运的，因为自从我学了考古专业后，对金石学研究就很喜爱。青铜器与古文字，笼统地讲也就是金石学的研究。20世纪60年代初，我曾陪同唐兰先生去北大讲课，他讲的古文字课，让我受到了很大教益。70年代我陪先生去鉴定陕西扶风出土的墙盘108件铜器，开扩了视野。

    大量的工作中，只通过单纯实践，是不容易提高的。“书是智慧的钥匙”，必须有目的，带着问题去读书，才能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难点。几十年来，白天忙工作，我就利用晚上等业余时间读书，包括古文献、古文字、文物考古资料、文学和哲学、美学等等，常常读书到深夜。

    故宫的工作是繁杂的。我参加过藏品研究卡的整理，还与汪人聪先生共同整理过院藏的5000余件杂乱无章的历代铜镜。几十年来，我参加和负责了许多文物展览工作。记得80年代末，《齐国故都临淄出土文物展》在故宫展出，我亲自赴山东淄博等地挑选文物。从上万件文物中挑选了180件陶、铜、金、玉、瓦当，其中不乏精品。

    故宫里的青铜器专馆是古器物陈列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唐兰先生在世时，就指导过我们如何搞好陈列。几十年来，我们从内容到形式上不断创新，提高了这个馆的整体展示水平。许多观众、中外专家和政要都对青铜器馆展出的内容和方法给予了高度评价。

    终生之计，莫如树人

    几十年来，我做了大量教学工作，为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人民大学、中央民族大学、南开大学、河南大学、社科院研究生院、国家博物馆、文津讲坛等和全国有关文物考古培训班、省区培训班、外国驻华使馆等授课，并培养研究生。

    在以青铜器和古文字通论为主的教学中，我也越发体会到了“教学相长”的意义。如讲金文专题时，对文字的起源与发展阶段中的陶文、甲骨文都要涉及到，还要涉及到金文的形体、金文部首的写法以及变化等等。青铜器断代专题也是一个重点，要按照考古学的分类、器形形态学的理论，对其起源、发展、变化以及风格和特征进行序列论述。

    管子说过，“终生之计，莫如树人。”教学中我认真负责，努力备课，没有丝毫马虎，因而取得了成功。听课者对我说：“先生不但讲专业知识，而且还讲学习与研究的方法，这对我们是很大的帮助”。从早期用幻灯到电化教学投影，我的青铜器与铭文教学，都获得了很好的效果。

    为国家培养人才尽一份力量是我的职责。还记得听课者常常会问我：“老师您对青铜器的出土时间、地点、重量那么熟悉，是怎么记的？”我就回答说：“只要下工夫，自然可以解决。”而今我的不少学生都已成材，我在心里为他们感到高兴，同时也衷心希望他们在未来不断做出自己的贡献。

    弄清司母戊大鼎身世

    青铜器鉴定是青铜器研究中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包括对青铜器本身和铭文的真伪、时代和定级的审定。试想如果连一件器物的真伪都说不清，朝代定不准，又如何利用它进行历史等方面的研究呢？

    要掌握文物鉴定这门课关键是多实践，多接触器物实体，单一的看照片、拓片、铭文摹本，均不能作为真正鉴定的依据。我从年轻时就注意鉴定工作，真或赝的器物都注意看。我在鉴定中，将传统方法和考古学的方法相结合，并注意参考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

    闻名于世的商代司母戊大鼎，是青铜器的辉煌巨铸，但大鼎究竟属于哪个王世，一直众说纷纭。我受到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司母辛”铜器与铭文的启发，从大鼎的铸造、形制、装饰到铭文内容和书体，全方位地研究并将它与司母辛鼎进行比较和论证，确定“母戊”为武丁配偶，商王祖庚、祖甲之母。这一结论将大鼎的铸造时间比以往上推了几个王世。为其在世界冶铸史上留下意义非凡的一笔。

    文物级别不可儿戏

    20世纪90年代初国家组织全国文物鉴定系统工程工作，成立文物鉴定专家组，我有幸参加并负责青铜器与铭文的鉴定。

    在近10年的全国文物鉴定工作中，我们基本上对各省区市的博物馆、考古所、文物商店和大学所藏的青铜器与铭文都进行了鉴定。看了几万件传世或出土的铜器，其中还看了许多赝品。2003年非典期间，我赴安徽为省公安厅没缴的500余件青铜器做鉴定，发现其中有不少具有重要文物价值的青铜器珍品。

    工作中我对每件文物都要反复亲自摩挲，以便最后得出准确的结论。真假不可混淆，级别也要准确。鉴定中我始终坚持原则，尽管有的博物馆希望藏品中能多出几件“国家级”或“一级品”。

    记得在某个博物馆，馆方将一件明仿器误认为是三代器，并希望我能将其定为更高的级别。我通过认真耐心的解释和讲解，终于使他们心服口服。全部鉴定工作下来，不但定了许多国宝级铜器，同时也发现了以往从未报道过的一些藏品。此外，还发现了在一些传世的具铭铜器中，虽然曾见过著录，或有现代学者对其进行过研究考证，但再次鉴定后，这些铜器铭文竟完全是伪作。因而我得到一个启示：在研究某一篇铭文时，一定要辨其真伪，否则会出笑话，贻害无穷。

    在各地鉴定青铜器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所在的文博单位组织专业人员旁听的情况。此时，我在论证每件器物时，都会毫无保留地将自己的经验传授给他们。通过这次长时间的鉴定工作，我进一步加强了在文物研究和实际工作中的严谨性和科学性。

    个人档案

    杜廼松，1937年6月生，北京市人。1962年北京大学历史系考古专业毕业后，供职故宫博物院至今。著名学者，主要从事青铜器、古文字和商周秦汉考古的学术研究和文物鉴定等工作。几十年来，对故宫博物院的青铜器藏品进行整理和鉴定，并从事古文字和先秦两汉史的研究，发表了学术著作三十余部，发表学术论文和诗词200余篇。论著建立了青铜器与金文的完整的发展演变的理论体系，并取得了金文研究考释等多方面的研究成果。曾参加全国书画文物鉴定专家组，负责为全国各地博物馆鉴定青铜器及其铭文。曾赴美、法、日进行文化交流。多次参加国内、国际的学术讨论会。现任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研究生导师、中国文物学会专家委员和鉴定委员。1998年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现为故宫博物院研究馆员、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委员，享受政府特殊津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