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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天石：辛亥革命的特点与领导力量
中央文史研究馆 杨天石
原始社会实行氏族民主制，无所谓帝制。帝制，全称君主专制制度，或称皇权专制主义，源自原始社会的酋长制。中国传说中的尧、舜禅让应该属于氏族民主制，而夏禹传子应该是帝制的雏形。公元前221年，出生于赵国邯郸的三十九岁的嬴政统一中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制的秦帝国。他自称始皇帝，设想此后的历史就这样“二世”、“三世”地传下去，万世一系，以至永远。“百代都行秦政法”，秦帝国虽然二世而亡，此后的中国，朝代不断更迭，君主专制制度却一直延续下来，始终是中国的统治制度，长达两千多年。
君主专制制度的特点是1、皇帝掌握至高无上的绝对权力，国家的行政、立法、司法三大权力都集中到一个没有任何限制，不受任何监督的个人身上。因此，社会兴衰、国家强弱、民生苦乐，也均系于一人之身。2、实行终身制和以宗法血缘关系为继承原则的世袭制。皇帝没有任期，童稚幼儿可以登基，老昧糊涂不须去职。其人不论德或不德，才或不才，即使是痞子、流氓或者低能、弱智，均可按照宗法血统原则承袭。3、以天命论为护符。皇帝又称天子，宣称其统治的合法性来自天命，神圣不可侵犯。反对皇帝，那就是逆天，是最大的罪恶和不道。不论是庸君、昏君，甚或暴君，人民都只能接受、拥戴而无权另择。因此，君主专制制度是一种十分落后、十分腐朽的制度，它和中国自给自足的地主——小农经济相结合，构成了我国的中古社会——皇权专制地主小农社会，也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封建社会，使中国长期陷于发展缓慢、滞后的状态。
然而，这个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君主专制制度却在公元1911年被推翻了。那一年，按照中国传统的纪年法，是辛亥年。当年10月10日，爆发武昌起义。从那一刻起，历史老人突然青春焕发，健步如飞。自武昌新军打出第一枪起，至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不过前后80多天，三个月不到。如果从孙中山在异国他乡成立兴中会，提出“振兴中华”的伟大口号算起，也不过18年。在一个幅员辽阔、浩瀚无垠的超级大国里，推翻绵延多年、根深蒂固的君主专制制度却如此迅速，不能不是一个奇迹。
凡革命，大都免不了流血、牺牲、破坏。有一种说法：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绘画绣花，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辛亥革命前，康有为曾经以法国革命为例吓唬人们说，革命会人头滚滚，血流成河，伏尸百万，然而，辛亥革命虽然有流血，有牺牲，但是并不大，社会更没有大破坏。苏州反正时，为了表示象征意义，只命人挑去了巡抚衙门屋顶上的几片瓦。不旋踵之间，制度大变，出现了新旧两重天的迥异局面。这不能不也是个奇迹。
辛亥革命之所以胜利快，代价小，原因很多，其原因之一在于满洲贵族集团的自作孽，不可活。
满洲贵族入主中原，靠残酷的屠杀与严酷的镇压建立统治秩序，本来就缺乏正当性与合理性。晚清末年，国势衰微，政权腐败，列强入侵，满洲贵族割地赔款以求苟安，其统治就更加缺乏合理性与正当性。甲午战败，维新运动兴起，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满洲贵族集团镇压了维新派，使中国失去了一次改革、奋起的机会。紧接着，义和团运动失败，八个帝国主义国家联合入侵，慈禧太后抛弃国都，挟光绪皇帝西逃，这是中国多年未有的奇变。庚子回銮，满洲贵族集团创巨痛深，不得不捡起被他们否定过的维新派的改革方案。实行“新政”。客观地说，这次改革在某些方面迈出的步子更大，是有成绩的。例如，废科学，兴学堂，奖励实业，鼓励资产阶级发展，以及编练新军，实现军事现代化，以及法制改革的部分内容，等等。
对“新政”的成绩，人们应该承认，但是，不应该夸大。在实行“新政”的过程中，满洲贵族集团始终拒绝对君主专制制度作实质性的改革。一方面，它派人出洋考察，宣布预备立宪，摆出一副要引进世界先进政治制度的姿态，但是，1908年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1911年成立的“皇族内阁”却彻底暴露了满洲贵族集团的虚伪和顽固。
《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远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可以颁行法律，发交议案，召集及解散议院，设官制禄，黜陟百司，统率陆海军，编定军制，订立条约、总揽司法，委任审判衙门，集诸般权力于一身；对“臣民”则规定了种种“不得置议”、“不得干预”的限制。它虽然也照虎画猫，学着西方宪法，规定“臣民”有言论、著作、出版及集会、结社等自由，但强调必须在“法律范围”之内，实际上将这些“自由”又取消了。清廷在此前颁布的《集会结社律》中规定，凡“宗旨不正，违犯规则，滋生事端，妨害风俗”者，均在取缔之列；凡结社、集会、游行等事，民政部、地方督抚、巡警道局、地方官等均可用“维持公安”的理由饬令解散。在《大清报律》中规定，报纸、杂志不得揭载“诋毁宫廷”、“淆乱政体”、“扰害公安”、“败坏风俗”等类语言，并均须在发行前一日中午12时以前送“该管巡警或地方官署随时查核”。可见，清廷制订这些法律并没有给人民自由，不是在提升和发展“民权”，而是给予清廷官吏管制、取缔、镇压的最大自由，旨在进一步巩固满洲贵族的专制统治。
1909年11月，慈禧太后临危，在去世之前，抢先毒死光绪皇帝，命令只有三岁的小儿溥仪即位，由光绪皇帝的亲弟弟载沣摄政。载沣摄政后，首先致力于集中军权，然后，进一步将政治权力集中到满洲贵族手中。1911年，载沣宣布内阁名单，在13个内阁成员中，汉人仅4人，而满族大臣则有9人，其中皇族5人，所以当时被称为“皇族内阁”。清初，满洲贵族为了拉拢汉人，曾在部分中枢机构实行“均衡满汉”政策，例如：内阁大学士，规定满汉各二人，协办大学士，满汉各一人；吏、兵、礼、户、刑、工等六部尚书，满汉各一人，侍郎4人，满汉各半。然而到了“皇族内阁”，却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倒退。
《钦定宪法大纲》的颁布和“皇族内阁” 的成立，表明满洲贵族集团不想“让权于民”、也不想“分权于民”，相反，却将权力更多地集中到君主个人和一小撮贵族手中。晚清时期，中国出现过立宪派和颇具规模的国会请愿运动，他们求稳怕乱，害怕激烈的革命会造成社会的巨大变动和破坏，力图走君主立宪道路，但是，满洲贵族集团的倒行逆施让他们彻底失望。1911年，满洲贵族集团宣布铁路国有，与民争利，这就彻底与广大人民的对立。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兴起，几乎所有的人都站到了革命方面，武昌起义的炮声一响，立刻风起云动，全国响应。革命在哪里发生，何时发生，有其偶然性，但是，在偶然性中，又存在着历史发展的铁的必然性
辛亥革命成功，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诞生，紧接着六岁的小儿溥仪退位，帝制终结。但是，孙中山很快就让位于袁世凯，袁世凯很快又复辟帝制。论者常常以此责难辛亥革命，贬损其价值。然而，殊不知，革命党人胜利虽快，却缺乏争取彻底胜利所需要的力量。定鼎南京后，缺乏北伐所必需要的经费，四处借贷，四处碰壁。革命党人的金库里一度只剩下10块大洋，不仅无法支付进军北京所必须的庞大军费，连维持政府的周转也艰窘异常。在这种情况下，何能北伐！更何能彻底革命！
当孙中山风尘仆仆，自海外归国时，就曾制订策略。那时，孙中山的亲密助手胡汉民已经出任广东都督，劝孙留在广东，练兵北伐，对抗已经掌握清政府军政大权的袁世凯，然而，孙中山不以为然地说：“谓袁世凯不可信，诚然，但我因而利用之，使推翻二百六十余年贵族专制之满洲，则贤于用兵十万。纵其欲继满洲以为恶，而其基础已远不如，覆之自易，故今日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1]所谓“利用”，就是应许袁世凯，只要其“反正”，就推举其为民国大总统。果然，袁世凯为总统的宝座所诱惑，停止进攻革命军，与革命党人谈判议和。其后，孙中山虽多方筹集经费，准备北伐，直捣北京，以便彻底推翻清帝国统治，为民主、共和奠定坚实基础，但是，筹款始终没有进展，孙中山不得不采取此前所订策略，接受和议。不久，清帝即宣布退位。世界历史上出现了一个“以和平收革命之功”的例子。袁世凯后来虽然背叛了自己的诺言，在1916年当了皇帝，但是，只当了83天，就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中倒台并且一命呜呼了，完全应验了孙中山的“覆之自易”的预言。次年的张勋复辟寿命就更短，只不过12天。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民主共和制度终于确立。从这个意义上，孙中山是大智者，是最终的胜利者。
孙中山曾经将清朝的司法比喻为希腊神话中国王奥吉亚斯的“牛圈”，养了三千头牛，三十年中从不打扫，粪秽堆积如山。实际上，中国的专制制度，特别是皇权专制制度也是这样的“牛圈”。辛亥革命胜利得快，代价小，自然难免有其弊病，这就是孙中山早就说过的：“满清遗留下之恶劣军阀、贪污官僚及土豪地痞等之势力依然潜伏，今日不能将此等余毒铲除，正所谓养痈遗患，将来种种祸患未有穷期，所以正为此忧虑者也。”但是，这只能说明，中国的需要打扫和清除的“粪秽”太多，历史包袱过于沉重，即以君主专制主义而言，它既然绵延两千余年，又何能在短时期内就铙歌奏凯，彻底清除其影响和流毒。辛亥革命只是“先成一圆满之段落”，就这一点上来说，它是成功的。我们不能要求它在短时期内完成所有中国革命应该完成的任务。段落不是文章，孙中山和他的同志们一生都在写一篇大文章。为此，孙中山辛勤奋斗，鞠躬尽瘁，至死方已。他也一直提醒人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我们纪念辛亥革命，就要继续写好这篇大文章。
辛亥百年，辛亥革命研究也已百年，但是，对这次革命的若干基本问题似乎还可以讨论。例如，多年来，人们将辛亥革命定义为资产阶级革命，其领导力量定为资产阶级革命派，。但是，对此却一直缺乏认真的、充分的、强有力的论证，也很少有人要求这样的论证。似乎是一种无须论证，不言自明的真理。其实不然。
在西方，推翻君主专制制度本来是资产阶级的任务，但是，中国的辛亥革命却与之不完全相同。第一，这一革命的目的之一是反对满洲贵族集团，具有种族斗争的意义，这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二，这一革命发生的主要原因在于列强入侵，中国面临瓜分危机，救亡图存成为第一紧急要务，这也是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所没有的。第三，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它只面对专制制度、封建贵族等敌人，但是，当它革命成功、资本主义发展起来之后，很快就发现自己的身后站起一个新的反对者，这就是早期的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国的革命者有鉴于此，力图避免资本主义前途，或者取其“善果”，避其“恶果”，节制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南京临时府成立后，并没有提出强有力的、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政策，在这一方面，他们还赶不上清政府实行的“新政”。关于此点，读者只须比较“新政”时期发展资本主义的措施和南京临时政府颁布的多项法令，就不难明白。当然，他们的某些政策，例如，实行“平均地权”，征收单一的地价税，免除其他税种，会有利于资本主义的发展，但是，这一政策惠及社会大多数，是革命党人视为消灭贫富悬殊、造福全民的良方。我觉得，如果就这次革命过程中的提出的动员口号来说，革命党人的主观愿望是使革命成为种族革命、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的三合体，但是，革命党人所期望的“社会革命”始终未及实行，因此，就这次革命的实际内容来说，是以推翻满洲贵族为主体的君主专制制度的爱国的民族、民主革命。
关于这次革命的领导，最初的一种说法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领导的，后来干脆省略小资产阶级，只说是资产阶级领导的了。但是，遗憾的是，中国资产阶级并不为这说法争气，放眼辛亥革命史，资产阶级热衷的似乎只是收回利权运动一类的爱国抗争和立宪运动一类体制内的改革，对体制外的革命并不感兴趣，他们宁愿跟着康有为、梁启超和袁世凯跑，而不愿意追随孙中山。有鉴于此，有些学者不得不提出，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分上层和中下两个阶层，辛亥革命是民族资产阶级中下层领导的，然而，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也并不支持这种说法。有关史家们说不出这两个阶层是如何划分的？各自的代表人物是谁，其经济地位如何影响着他们政治主张的分野？客观存在的事实是，辛亥革命前后，中国只存在一个发达不足、力量微弱的资产阶级，资产阶级只支持一种政治主张，走康有为、梁启超倡导的君主立宪道路。只是在革命即将或已经在全国爆发时，资产阶级和“立宪派”的士绅们才逐渐地、部分地转向革命。
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实际上是一批青年学生，留学生或者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也就是19世纪末年至20世纪初年在中国出现的新型知识分子。据统计，至1905年，仅当时在校的留日学生就有八、九千人之多，而至1910年，国内新式学堂的学生已达一百五十余万，成为一支很大的社会力量。这批人，和中国社会的传统知识分子不同，所受的不只是儒家文化的浸染，也不需要通过科举以谋进身之阶。在他们的思想、文化结构里，既增加了声、光、化、电等近代自然科学知识，也增加了西方17世纪以来逐渐发展起来的民主主义、以至社会主义的成分。他们在校或者离开学校后就成了职业革命家，或者投笔从戎，成为“混”进军队的职业军官和职业士兵，有的则投身新兴文化事业，成为脑力劳动者，办报，办学堂，办出版社，当记者、教师、文人。众所周知，马克思主义是根据人们在社会生产体系中的地位，同生产资料的关系，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以及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来划分阶级的。这批革命者大部分尚未进入社会经济结构，人们根据什么来为他们划阶级呢？能根据他们的思想和世界观吗？须知，其中有若干人向往“社会主义”，主张“社会革命”呢！早在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就曾访问设在比利时的第二国际执行局，请求接纳他的党，表示：“中国社会主义者要采用欧洲的生产方式，使用机器，但要避免其种种弊端”，“工人不必经受被资本家剥削的痛苦”。 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就明确表示：中国不能重走欧美资本主义老路，他说：“近时志士舌敝唇焦，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迹者之终无成耶！” 朱执信在《民报》发表的文章曾大骂资产阶级是“掠夺盗贼”， 后来孙中山也大骂资本家“无良心”，“以压制平民为本分”，“对于人民之痛苦，全然不负责任”。将大骂资本家的思想家定为“资产阶级”是不是有点冤？
某次讨论会上，一位学者表示：“孙中山不是资产阶级革命家，难道是无产阶级革命家？如果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孙中山生前，曾表示要当“工人总统”。 将孙中山定为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会不会跳起来反对，我看不一定，但将他定为资产阶级革命家，我估计他一定会跳起来反对。列宁在分析俄国革命时，曾经分析过俄国先后出现过的“三代人物”，第一代是十二月党人和赫尔岑等贵族知识分子，第二代是以车尔尼雪夫斯基和民意党为代表的“平民知识分子革命家”。第三代才是“无产阶级”。可见，列宁不曾认为“非无即资”，政治舞台上除了这两大阶级外，没有其他阶级或阶层。毛泽东在分析五四运动时也曾认为，五四运动在其开始，是共产主义的知识分子、革命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三部分人的统一战线的革命运动。他并没有说，五四运动是资产阶级领导的，还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似乎至今也没有史学家或其他人对此做过判断。那末，我们有什么充分的理由论定早于“五四运动”的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领导的呢？
在《民报》和《新民丛报》的辩论中，梁启超主张实行“制限选举”，反对给家无足够储粮、目不识丁的“贫民”以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在他看来，如果穷光蛋、大老粗们进了议会和政府，那么，就“不知议会果复成何议会，而政府果复成何政府”。革命派与此相反，主张实行没有任何财产和文化限制、向“贫民”开放的“普通选举”。反问说，何以家无足够储粮，就没有资格成为议员，“犹是横目两足，犹是耳聪目明，独以缺此区区阿堵故，不得有此权利，吾不知其何理也。”值得指出的是，孙中山很早就鄙弃西方资产阶级的政治制度。1906年，他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演说时表示：“我们这回革命，不但要做国民的国家，而且要做社会的国家，这绝是欧美所不能及的。”孙中山这里所说的“国民的国家”，也许可以理解为资产阶级的国家，但是，他所说的“欧美所不能及”的“社会的国家”呢？联系他所提倡的“社会革命”来考察，难道不应该理解为孙中山对一种“破天荒” 的前所未有的政体的追求吗？1912年，辛亥革命刚刚胜利不久，他一方面肯定美利坚、法兰西是“共和之先进国”，但是，他同时以极为明确的语言表示：“两国之政治，操之大资本家之手”，“英美立宪，富人享之，贫者无与焉”。 1915年11月，他致函第二国际，要求派人协助他“把中国建立成为全世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到了1924年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宣言中，孙中山就把他的国家理想表达得更显豁：“近世各国所谓民权制度，往往为资产阶级所专有，适成为压迫平民之工具。若国民党之民权主义，则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者所得而似也。”
在资本问题上，梁启超歌颂资产阶级是“国民经济之中坚”，认为中国应该“以奖励资本家为第一义”，为了与外资竞争，应该有大资本家，有托拉斯垄断集团。革命派则主张实行国家民生主义，将一切操纵国计民生的大企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使国家成为大资本家。他们针锋相对地提出，不能只考虑资本家的利益，置其他人的利益于不顾，必须郑重研究财富分配问题，避免出现欧美社会贫富悬绝，劳动者如在地狱的情况。姑不论今天我们应该如何分析这些争辩的是非曲直，但这些情况至少可以说明，当时，梁启超等人是在为资产阶级说话，代表的是资产阶级的利益和要求，而革命党人则是在为广大人民群众说话。考虑到当时的革命者追求的是与君主专制相反的“共和”制度，以“平民”自居，自称所从事的革命为“平民革命”，因此，我以为称这批革命者为“共和知识分子”或“平民知识分子”较为恰当。
历史是已经发生过的历史。历史学家的任务是还原、重建、说明已经发生过的一切。有一种说法，当时，如果不革命，按照清政府“新政”的路子，或者按照康有为、梁启超设想的道路走下去，是不是更好？所付出的社会代价是不是会更小？历史不能假设，我不赞成这一种研究方法。因此，本书只以辛亥革命的实际发生过程为叙述对象，而不做离开这一过程的猜想式的分析和议论。
我踏入辛亥革命研究这一领域，如果从研究那一时期的文学团体南社算起，已经有50多年历史。如果从参加写作《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中华民国的创立》算起，也有30多年了。其间曾比较深入地研究过孙中山思想、新型知识阶层的兴起，同盟会的内部矛盾、发生于保路运动之后的保界拒约运动、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与北伐夭折等专题，写作过若干篇论文，这些论文，大部分已结集为《从帝制走向共和——辛亥前后史事发微》一书，后来则收入拙作《杨天石近代史文存》中的《晚清史事》。2000年至2001年期间，我还参加过蔡美彪先生主持的《中国通史》第12卷的写作，负责撰写戊戌维新和辛亥革命两章的初稿。这本小书就是在综合自己的上述研究，又部分吸收前辈和同辈们的成果基础之上完成的。我的原则是：简明而不失其要，采择众说而又保持自己的独立见解，尽力发掘尚未被学界利用的新资料，希望以不大的篇幅，全景式地讲述辛亥革命的历史，使读者能以较少时间全面了解这一革命。我曾经想重读重要资料，更广泛地参考海内外诸家的著作，但是，写作中间插进了一段赴台访问、讲学，归来后，交稿期间已迫，只就这样见读者了。乱头粗服，在所难免，修订、加工，精益求精，期以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