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关于文化建设与发展的战略性思考
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舒 乙
摘要:民族问题始终是关系到党和国家工作全局的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正确把握和处理民族问题是加强党的建设,特别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问题,也是一项对国家的发展和稳定具有重大战略意义的重要任务。最近我两次深入承德进行了调研，对近代文化在社会稳定与国家发展中起到的推动作用进行了思考，就新时期如何观察和研究当代中国的民族问题、如何正确认识和把握我们党关于民族问题的基本理论和基本政策，从讲政治的高度，我认为稳定与发展两手都要硬。结合这次调研对于现阶段如何利用好承德这块珍贵世界文化遗产资源和区域经济及社会发展，要吸收和借鉴世界发达国家的先进文明成果，对于当前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和重要性。
一、塞外胜境承德
------一个最有象征意义的地方
我以前没到过承德，只闻其名，却一直未去过；去了一看，不得了，觉得它绝对是中国境内最特殊、最高级、最好看，也最有价值的城。
原因是它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这个定位，道出了它的独一无二。形容一件东西珍贵，常用“价值连城”，而城却各有不同，承德的价值非同一般，在民族团结方面，它是首屈一指的，其重要性几乎无法估量。
二、乾隆晚年的肺腑之言
承德一般是指三个内容：一.清朝皇帝的夏宫——避暑山庄；二.外八庙，指设在关外的十二座皇家寺庙；三.高原坝上的皇家猎苑和练兵处——木兰围场。前两处已于1994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确定为世界文化遗产。其实，上述三项内容是不可分的，这是一大片地方，方圆大概有一万多平方公里，而不是单指一座城市。承德城本身距离北京只有二百公里，在北京的东北方向，位于怀柔和密云的明代长城之外，已属塞外，原称“热河”。由北京出发过去要走七天七夜，现在大概只需两个小时就可到达，计划中的高铁建好后，则只要四十分钟的路程。
承德有清朝康熙皇帝建的行宫避暑山庄，康熙皇帝自己来过二十一次，一住就是小半年，他的孙子乾隆皇帝则来过四十九次，也是由阴历五月初住到九月中。可见名为“行宫”，实则“陪都”，是当时整个国家的行政、军事、社会中心，实际是和北京连在一起的，是首都一部分，其重要性不言而喻。
在避暑山庄里有一座皇家寺庙，叫永佑寺，里面有乾隆皇帝晚年立的一座御碑，上面刻着他的一篇名为《避暑山庄后序》的文章。此碑平常不惹人注意，实际却极为重要，宛如是避暑山庄的“魂儿”。
早先康熙皇帝为建避暑山庄写过一篇《避暑山庄记》，是“序篇”，而乾隆皇帝这篇则称为《后序》，是“跋”，中间彼此相隔七十一年，其实，重要的是这篇乾隆的跋，透露了许多“天机”。
首先，乾隆透露：康熙皇帝当初建承德避暑山庄是为了“就和”关外少数民族首领的。那时，北京流行天花，关外的少数民族首领多因不适应北京气候条件，很容易感染上天花，故而害怕到北京来，康熙为了“诘戎绥遐”，即为了过问少数民族的情况，并安抚他们，自己反倒主动到塞外来，这样，塞外的少数民族首领就放心了，可以就近多次拜见皇帝，接受他的询问和安抚。
其次，乾隆还透露：康熙皇帝建承德避暑山庄是要倡导一种理念，就是故意要皇子、大臣、将军、士兵经常在野外长途跋涉，风餐露宿，甚至不能及时进食，提倡“崇朴爱物”，即崇尚简朴，爱惜物力。乾隆皇帝在这篇文章中有点批评自己的父亲雍正皇帝的意思，因为雍正执政之后，从未来过承德，一次也没有，理由是“一太忙、二喜静、三忌杀生”，但是，据乾隆说，雍正到了晚年，曾经为此检讨过，说自己不来承德是错误的，嘱咐后世子孙一定要遵从康熙的家法，多多练习武艺，到木兰围场行猎。
再次，乾隆皇帝在文章的最后非常痛心地说，其实在避暑山庄的建设上不应过于奢华，当时，由于国力的强盛，避暑山庄的建设规模和豪华程度最后已经远远超过唐、宋的鼎盛时期的皇家园林。他以为，这样，就会走向反面，弄不好其后代会沉溺于中而忘记一切，等于是自设“陷阱”。乾隆皇帝为此痛心疾首，说他会因此成为得罪祖先的罪人。他说自己“今老矣，终不可不言，故书之。”乾隆皇帝这种自知之明，这种顾及国家安危的思考，这种居安思危的防范是很有见地的。他在文章中反复倡导简朴，反复强调习武，反复号召要体恤下人，不能忘记别人的劳动，要做一个有道德的人。
这篇文章的重要性胜过他的许多诗歌，毫不夸张地说，将后者中的许多加在一起也不敌此文的分量，而且，后来的历史真的是不幸被他言中：“设谏而不从，或且罪之者，则是天不佑我国家，朕亦无如之何也已矣。”（假如规劝而不从的话，或者更要加罪于别人的话，那就是老天不再保佑我们国家了，我也就无话可说了），真有远见啊。
以上三条，不论是单个的哪一条，还是三条加在一起，都既有历史意义，又有现实意义，都很值得研究和吸取。
第一条阐明了统一战线的重要性，民族团结是国家头等大事，要特别关心少数民族的情况，要刻意走近他们。毛主席说过，中国共产党的统一战线政策是学习了康熙皇帝的相关政策的。
第二条阐明了艰苦朴素的重要，阐明了在艰苦条件下磨练的重要，这一点不禁让人们想起了今天的部队拉练，以及在校生军训、和英国伊顿公学的崇尚艰苦的校风等等这些可以举一反三的类比，总之，越是条件优越，越要故意反其道而行之，以期锻炼意志，养成尚武和纯朴的坚毅性格。这一点，对当今的儿童教育尤为重要，不可以养成温室的花朵，不可以娇生惯养，不可以整天抱着电脑不活动，不可以攀比物质财富。
第三条强调居安思危是颠扑不破的真理，要时时牢记，否则反其道，那会有亡国的危险。
听其言，感到他确实人已老矣，反思起来，颇有真话不吐不快之势，可谓“其言亦善”。
整个避暑山庄的价值，除去历史、文物、环境等客观因素之外，究其精神方面的永恒意义，大概全在这块石碑上了。
绝不可小看。
三、外八庙是关键所在
从历史的角度，国家的角度，外八庙的意义和价值，客观地说，要大于避暑山庄本身。
我以为，放在今天，一定要把看问题的视角重新界定一下。把外八庙提升到首位上来。
什么叫“外八庙”？
外八庙实际上是十二座承德避暑山庄周边的寺庙的简称。
称为“外”，是因为它们都建在塞外，而不是简单地位在避暑山庄之外。
称为“八”，是因为其中有八处寺庙中的喇嘛的銄银当初是由国库支付的，也就是说是直属朝廷理藩院领导的，是典型的皇家寺庙，另外四处中有三处并无喇嘛，另一处是喇嘛自建的，不是皇帝敇建的。所以十二减四等于八，统称为外八庙。
顺便说一句，十二座寺庙中已有四座不存在，它们是广安寺、罗汉堂、溥善寺、广缘寺，目前只剩下了八座，八座中尚有两座即殊像寺和溥仁寺暂未开放，正在维修中。不过，所存八座倒是精华之所在。
原本这十二处寺庙统统是藏传佛教的寺庙，即喇嘛庙，这是它们共同之处。
虽说都是喇嘛庙，但只有一处是汉式建筑，其余的都是藏式或是藏式和汉式相结合的，无论就其建筑形式和来源来说，却大有讲究，大有说词，大有故事，大有学问。
这里面，一个是模仿西藏前藏拉萨的布达拉宫而建，此庙叫“普陀宗乘之庙”，俗称小布达拉宫；一个是模仿西藏后藏日喀则的扎什伦布寺而建，此庙叫“须弥福寿之庙”；一个是模仿西藏最古老的山南三摩耶庙而建，此庙叫“普宁寺”；一个是模仿新疆伊犁固尔扎庙而建，此庙叫“安远庙”，又称“伊犁庙”，一个庙的主殿外形是模仿北京天坛的祈年殿而建，里面供有大型立体的西藏曼陀罗，其主佛属于羯摩曼陀罗的上乐王佛，俗称“欢喜佛”，此庙叫“普乐寺”。
这五座庙全部是依照边远少数民族地区的寺庙而建的，仿佛把五座西藏地区和新疆地区最著名的寺庙搬到了一起，克隆到了内地，集中在塞外，建在了皇帝的眼前，使之成为皇家寺庙，有着权威的至高无上地位。
除了这五座和西藏地区、新疆地区、蒙古地区直接有关的寺庙之外，外八庙中还有一座仿五台山的殊像寺而建的殊像寺，一座仿浙江海宁安国寺而建的罗汉堂，以及一座以戒台为主体的广安寺。这八座寺庙实际涵盖了东西南北中全部国土，即东（罗汉堂）、西（安远庙）、南（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普宁寺）、北（普乐寺）、中（殊像寺）的全部，颇负象征意味。
所以说，承德的外八庙是中华民族团结的象征，是我大中华统一的象征，一点也不为过。
不得了。
具体地讲，我以为外八庙的意义有九，而且都围绕一个主题——民族，称为“九绝”吧：
一绝：以藏传佛教喇嘛教为核心，将国土最偏远的地方，包括拉萨、日喀则、伊犁的宗教建筑，奇迹般的再现于祖国的心脏地带，从而震惊了国人，也感动了世界，它雄辩地证明了西藏和新疆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西藏、新疆的少数民族和祖国大家庭的其它兄弟真是亲如一家。
二绝：这五座各具神采的少数民族风格的寺庙为中华民族大家庭内部的交流提供了一个绝妙的舞台，这座舞台虽然设在内地东部，却又在塞外，既边缘又核心，而且从气候到海拔，仿佛天然地还是少数民族习惯的环境，来往方便，少数民族还没有易染天花的顾虑，来了之后，既能晋见皇帝，又处处都是神圣的佛土，可以整天念经拜佛，不亦乐乎，不论是定期轮番前来，还是应召前来，或是自动愿往，或是干脆迁来永住，都是快乐的，幸福的。搭建民族团结彼此交流的大舞台是闪烁着中国特色的一个绝招，试看，满街身着少数民族服饰的人，五颜六色，满嘴自己的民族语言，熙熙攘攘，这是何等有趣的景象，大概是几千年来从未有过的繁荣和进步，不愧是一个和谐的祖国大家庭缩影，充分显示了少数民族地方政权和中央政权的密切关系。
三绝：这些寺庙专门负责接待的人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方位的，其中有西藏人、蒙古人、维吾尔人、塔吉克人、哈萨克人、柯尔克孜人等多个少数民族，民族成份繁多，而且来自全国各地，极其形象地展示了中华大家庭的多民族性，生动地展现了中华文化是多个民族共同缔造的不争事实。
四绝：外八庙的存在雄辩地说明清朝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既正确又有效的，他们的雄才大略，他们的尊敬和善待少数民族的精神，以及他们的具体的奖惩分明、恩罚相间的民族政策绝对是一份珍贵的历史遗产，早已为今日的民族团结奠定了坚实的雄厚基础，从这个意义上说，外八庙是一曲有光荣历史的辉煌的民族团结的高歌，它是一种伟大思想的活样版。
五绝：把五座最著名的又完全各不相同的喇嘛寺集中在了一地，这是一个特别的闪亮点。大家知道，汉传佛教的寺庙建筑往往非常雷同，从布局到建筑物，莫不如此；而这五座喇嘛庙却是那么有个性，一个赛着一个特别，彼此完全不同，布局特别，建筑特别，主佛特别，所有的细节都特别，令人目不暇接，惊讶万分，由惊奇而倍感敬佩，它是藏式建筑光荣的博物馆群，却设在了内地。特别要提到的是，普宁寺大乘之阁中的主尊佛是千手观音，全高23.5米，目前是世界上最大的金漆木雕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安远庙一层的主尊佛是绿度母，三层上主尊佛是大威德金刚；普宁寺和安远寺主殿四壁皆有精彩的佛教壁画，是反映民族文化大交融的佳作，壁画均基本保持完好；普宁寺的主尊佛是上乐王佛双身铜像，主臂拥抱明妃金刚亥母裸体；普陀宗乘之庙的万法归一殿的主尊佛是释加牟尼佛；殊像寺的会乘殿和清凉楼中的主尊佛都是文殊菩萨；须弥福寿之庙的妙高庄严殿一层正中供的是释加牟尼佛像，其前方供的是藏传佛教格鲁派（黄教）祖师宗喀巴大师……总之，各庙主尊佛各有偏重，全面而周到，集佛教诸佛之大全，内容博大精深。
六绝：五座喇嘛庙都位于承德北部和东部的小山上，形成半环围拱之势，个个倚山而建。如果站在平地上，或是对面的山上，远远望去，有奇妙的整体印象，在外观上已经先声夺人，给人一种极其庄严神圣的印象，甚至是敬畏的感觉，这是一种量变到质变的奥妙，也是物质变精神的一个典范。
七绝：普陀宗乘之庙有大金顶、有宏伟的高18米的大红台，有高25米的大白台；须弥福寿之庙也有大金顶，而且有八条金龙，各一吨重；安远庙有琉璃黑瓦顶；普宁寺和普乐寺则各有黄琉璃瓦顶，这些组成了一种颜色的大汇展，而且气派高贵，远看有远看的意境灵感，近看有近看的体验感受，特别是在阳光的照耀下，光芒四射，显然是大手笔的制作，有多元、多彩设计的艺术效果，这是任何一处别的地方没有的，因此是独一无二的视觉胜地。
八绝：这五座寺庙建设用料品种之多，用料质量之精，用料价值之贵，都首屈一指的。普陀宗乘之庙和须弥福寿之庙的两个大金顶的鱼鳞铜瓦表面，不是贴金，而是两次鎏金，各用了一万五千多两黄金，至今光彩夺目，这也是在全世界独一份的精彩绝活。
九绝：这五座寺庙的布局设计都各自极其复杂，既独特又庞大，有高台，台上有大殿，有回字群房，错落有致，既规整又活泼，一环套一环，处处有玄机，深不可测，而且能因地制宜，注意和大环境协调，民族特点非常突出，明显不同于汉式建筑，它们的奇思妙想，它们的别开生面，它们的精妙绝伦，它们的多变和多姿，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可以进入经典系列，应该被评价为建筑界的艺术瑰宝，是建筑界的世界级的永久博览会。
这九种绝活，集中展现在承德的五座伟大寺庙里，构成了难得的唯一存在。一句话，你永远不可能在其它任何一个地方找到一个能和它相媲美的地方。它的唯一性造就了它的伟大和不朽，而它的主题却是中华民族团结这个大题目。
一个小地方却能成为这么大的一个题目的象征，的确是神来之笔，有着意想不到的神奇效果，不愧是人间奇迹。
四、还有二十块带藏字、蒙字的石碑
2009年7月我撰写了题为《十五块京城藏字石碑》和题为《藏式建筑——京城的精彩》两篇文章，在报刊上发表时合并为一，题目是《见证亲密》。差不多相隔一年，沿着这个思路，我到了承德，再一次寻访带藏字、蒙字的石碑，结果收获巨大，在承德共发现了二十块带藏字、蒙字的石碑，这个数字表明，承德此类石碑比北京还多，而且还不包括围场的在内。
承德的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大体是两种类型：一种是石质的门额，或者是牌楼上的石匾额，第二种是巨型的石碑，立碑或卧碑。前一种均属名称匾，比较简单，用四种文体，即汉、满、蒙、藏文字刻在一块长条形的扁石料上，其中汉字都是乾隆皇帝的御笔。属于此类的石匾承德一共有九块，它们分别是“普乐寺”、“普陀宗乘之庙”、“须弥福寿之庙”、“殊像寺”、“安远庙”、普陀宗乘之庙的琉璃牌楼上的“普门应观”、“莲界庄严”，须弥福寿之庙牌楼上的“总持佛境”。第九块最为特殊，是避暑山庄主门、丽正门上的石匾额，上面居然是用五种文体撰刻的，除了汉、满、蒙、藏之外，还有维文，这是全国唯一一块有五种文体的石匾，实属罕见和难得。
附带说一句，与这些石匾类似的，承德还有一大批木质的云龙陡匾，大都悬挂在殿堂的正门上方。数一数大约有九块，都是长方形，竖写，金字蓝地，也全是四种文体的。
重点显然是在那十一块带藏字、蒙字的巨型石碑身上，每一块上都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刻上一篇皇帝的重要文章，篇篇都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原因是这些文章的内容全部都是涉及少数民族的，既是记实性的文字，又有政策性的阐述，其离不开的主题宗旨可以归结为“绥靖荒服，柔怀远人”，安定边疆，安抚地方的人民，“俾之长享乐利，永永无极”，使他们能够安居乐业，永远享受幸福和快乐。
承德带藏字、蒙字的石碑和北京的四体文种巨型御碑不大相同，北京的石碑内容大部分是涉藏的，承德的御碑中涉藏的只有一块，大部分是涉疆、涉蒙的，后者共有八块。所以，此两地的乾隆石碑因所立年代不同，重点也各有侧重。承德的侧重点是西部新疆的蒙古诸部。
细细分析起来，分布在外八庙里五座喇嘛庙中的九块石碑，除去乾隆为承德城隍庙题的碑之外，剩下的八块石碑，如果抹去表面上的缤纷打扮，实际上是讲了五个完整的民族团结故事。
头一个故事是关于土尔扈特蒙古部归顺的故事。
蒙古民族在清朝的时候大致分为三大部，第一部份叫漠南蒙古，又称内蒙古，在雍正时期已归顺后金，第二部份叫漠北蒙古，又称外蒙古，又称喀尔喀，它又分为四个部，在康熙时候都正式列入了清朝管辖范围，第三部份叫漠西蒙古，又称厄鲁特蒙古，又称卫拉特蒙古，分布在新疆西部和新疆以西巴尔喀什湖一带，他们又分为四部，包括准噶尔、杜尔伯特、土尔扈特、和硕特四部。其中土尔扈特在最北边。在康熙时期这个漠西蒙古即厄鲁特蒙古问题最大，战乱不断，给西部边疆制造了不少麻烦，是康熙皇帝、雍正皇帝和乾隆皇帝的一桩心事。
说到土尔扈特蒙古，他们是受到其它蒙古部的排挤和欺侮的，当时早在一百年前就被迫远走俄罗斯，到了伏尔加河下流。到了乾隆时期，其首领叫渥巴锡，遇到了三个难题，一是俄罗斯要征调他们的子弟去打仗，二是扣了渥巴锡儿子去圣彼得堡当人质，三是要他们改信东正教，在这种形势下，渥巴锡有意摆脱异族异教的统治，想投奔祖国，坚信喇嘛教。经过一番秘密策划，突然做出坚壁清野的决定，举族东归。走了八个月，经过千辛万苦，行程一万多里，到了新疆伊犁边界，十六万九千人只剩下七万多，而且个个衣衫褴褛，贫病交加。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土尔扈特东归故事，近年已被拍成电视作品。但这只是上篇，下篇是他们回归后命运究竟如何。事实是乾隆皇帝一直时刻在关心这些蒙古人的命运，没有一刻休息，并为他们的归顺感到由衷高兴。此时期朝廷内部对如何对待这些回归者颇有分歧，有人持怀疑态度，有人存有戒心，结果，乾隆力排非议，坚决主张立即热情接待他们，说这不是“归降”，而是“归顺”。乾隆一连下了一系列圣旨优恤这些蒙古人，让各地官员出钱、出牛羊、出地、出皮衣、出茶叶，出粮食来接济归来者，结果累计花费了二十万两银子。乾隆还大规模封官进爵，召渥巴锡等首领前来承德加封领赏。总之，一切都做得十分详细周到，毫无吝啬之意。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换得蒙古人的忠诚，才能赢得永久的安宁。
所有这一切，都被乾隆皇帝如实地写在三篇文章里，这是发生在1771年，乾隆三十六年的事。本来，普陀宗乘之庙是为庆祝乾隆母亲八十大寿而盖的，又巧逢他本人六十岁，实属国之大庆，到完工时，正好赶上土尔扈特部归顺，其首领来到承德，实属难得，应了佛法的因果报应，值得大书一笔，于是不仅有了《普陀宗乘之庙碑记》，还有了《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和《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两块石碑，加起来一共三块，都立在普陀宗乘之庙中的御碑亭里。
无独有偶，在乾隆三十年，即六年之前，还发生了一件在承德重建伊犁的固尔扎庙的盛事，也值得一记。固尔扎庙是新疆伊犁河北岸的一座著名的喇嘛庙，大殿高三层，围墙长达一里多，是漠西蒙古的五大寺院喇嘛轮流来此念经的圣地。可惜毁于战火，成了一堆灰烬，不能恢复。乾隆皇帝考虑到承德已经成为每年木兰秋狝和诸藩朝拜之地，不如把固尔扎庙重建于承德，起名“安远”，取安定远方之意。恰好有一支叫达什达瓦部的蒙古人迁来承德居住，正好可以和其它来朝见皇帝的部族首领一起参加落成大典，并用步踏宗教仪式来庆贺，这样就有了《安远庙瞻礼书事（有序）》石碑。这是一块卧碑，也是四种文体的，立在承德外八庙的安远庙里。
外八庙的普宁寺是目前承德唯一有喇嘛正式做佛事的大庙，它是仿一千多年前建于西藏的最古老的喇嘛寺三摩耶庙的样子修建的。这种样子的大庙乾隆皇帝在北京也建了一座，即北京颐和园万寿山后山上的香岩宗印之阁，可惜后来毁于英法联军之手，已成废墟。2009 年夏，经数次考察之后我写成文章，并提出在北京重修此庙，结果得到了同意和批复，目前已经开始启动。此次，我去承德调研，首先就走访了普宁寺，倍感亲切，可找到了在北京重建香岩宗印之阁的活样版，特别是阅览了立在御碑亭中的大石碑《普宁寺碑文》，更明白了当初乾隆皇帝的苦心。
立这块石碑是在乾隆二十二年，起因是平叛准噶尔暴乱。这就是第三个故事。
围绕着第三个故事乾隆皇帝也立了三块石碑，都在普宁寺的大御碑亭里，也都是用四种文体刻的，一大二小，大在中，小分立东西，大的叫《普宁寺碑》（1755年），小的分别叫《平定准噶尔铭伊犁之碑》（1755年）和《平定准噶尔后勒铭伊犁之碑》（1758年）。
如前所述，在漠西蒙古人的四个部中准噶尔部是最强悍的一支，原游居于伊犁河流域，后来向哈萨克和柯尔克孜地区扩展，经过无数次争战，取得了统治地位，建立了准噶尔汗国。康熙皇帝在1697年之间曾三次亲征准噶尔首领噶尔丹，取得了胜利，收复了伊犁，正式确定了中国西部版本的范围。隔了七十年，准噶尔首领达瓦齐又作乱。他无恶不作，横行霸道，搞得鸡犬不宁，民不聊生。乾隆皇帝于1755年派大军征讨，生擒了达瓦齐，统一了大西北，为了纪念这次胜利和企盼边疆的安宁，乾隆决定在承德修建普宁寺。三年后，准噶尔部的阿睦尔撒纳又发动叛乱，乾隆再次派大军征讨，终于获得彻底胜利，结束了准噶尔长期割踞新疆的局面，各民族过上了和平安宁的日子，乾隆在碑上语重心长地写到，今后当用怀柔方略，“替移默运”，以期人心在不知不觉中起变化，都心向中央。
平定准噶尔之后，承德又迎来了第四个故事。有一次，乾隆皇帝询问章嘉国师，怎样才能满足内外蒙古、新疆等地的少数民族有个地方瞻仰，发扬肃穆虔恭之心，从而不生二心呢？章嘉国师说，根据《大藏经》记载，有一个上乐王佛，常向东讲经，普渡众生。这座建筑要正对东面的磬锤峰，前面多设几道大门，后面建一座高台，上有大殿和佛龛，人们到此会有一种敬慕喜悦之心，而产生皈依佛法的愿望，并在美好的环境中生活和游玩，得到无法用语言形容的快乐。乾隆皇帝采纳了这个建议，就在普宁寺和安远庙之间的空地上建了一座大庙，取名“普乐寺”。这座庙的主佛便是上乐王佛，俗称密宗的“欢喜佛”。乾隆皇帝写了一篇《普乐寺碑记》，用四种文体刻在石碑上，并用范仲淹《岳阳楼记》中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来自勉。这是发生在乾隆三十二年、1767年的事。
最后一个故事发生在乾隆四十六年，即1780年，乾隆七十大寿的时候。这一年西藏班禅六世自动前来为皇帝祝寿，乾隆大为感动，特地在承德和北京同时为六世班禅修建了两座行宫，承德的这座叫“须弥福寿之庙”，北京的那座叫“昭庙”，而且分别写了《须弥福寿之庙碑记》和《昭庙六韵》，也都是用汉、满、蒙、藏四种文体来表述的，“上以扬历代致治保邦之谟烈，下以答列藩倾心化之悃忱。”说到底，这两块石碑上的文和诗是政治性非常强的安邦立国的宣言，在团结西藏上是两件有划时代意义的不朽文件，极有深远意义。
如果说，外八庙中这五座有强烈民族特色的寺庙是一曲华丽的大合唱的话，那么，这五座皇家寺庙中的十一块带四种文体的石碑就是这个大合唱段落之间的诗篇和独白了，有高屋建瓴，一语道破之功。
宝贝啊，宝贝，国之瑰宝，不可不知，不可不看！而且应该在此基础上认真做一些思考，派生出某些战略的主张；当然，这已是下一篇文章的内容了，就此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