馆员风采

访美杂记

信息来源：作者：: 发表时间：2010-11-24; 字号：大/小

彭世团

艰难的美国之行

记得五年前，中国作协就准备搞中美作家对话活动，时任中国作协外联部的陈立钢先生多次前往王蒙先生家，希望他能够支持这样一次活动。他的大胆设想得到了王蒙先生的热情支持。王蒙先生还清楚地记得，1980年代中美之间有过很成功的作家交流，他自己就是中美作家计划活动的受益者，1980年9月他前往美国，在那里4个月，既学习了英语，又写出了他的名篇《杂色》等。中美之间安排过4次作家的交流，美国方面托尼·毛里森、金斯伯格、汤婷婷、索尔兹伯里等都参加过这些交流活动。毛里森还曾二度来过中国访问。为了做好这次交流活动，他找了自己在美国的一应友人，帮助联络美国的主流作家，安排有关的活动。后来由于一些特殊的原因，这次做了很大努力的活动终究没能够成行。倒是铁凝担任中国作协主席之后，2009年大约也是这个时间，由她亲自率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前往美国，与当地作家进行了一次相当成功的中美作家对谈。

正是铁凝带队的那次中美作家对话的成功，，令中国作家协会书记李冰先生在2010年春节前亲自拜访王蒙先生，希望王蒙先生带领中国作家代表团在今年晚些时候出访美国，再进行一次中美作家间的交流活动。这时的王蒙先生已经是年过75岁，精力已经不如不5年前了，是否担此重任，他对自己的精力，对活动的内容等进行了很长时间的思考。他提出，希望联系到美国当地的主流作家，评论家参加活动，要让交流活动对当地的主流社会发生影响，对于代表团的成员，他提出，一定要有通晓外语的翻译专家和年青一代作家，如80后的作家。中国作家协会按王蒙先生提出来的要求，从会议主办方到邀请嘉宾、代表团成员等都进行了认真选择和准备。中国作协同志们的真诚与努力最终打动了王蒙先生。行前，资助这次活动的中美文化交流基金会主席董建华先生专门宴请了王蒙先生，李冰书记也亲自给代表团饯行。

王蒙先生为了这次活动也做了十分认真的准备。一方面，他自己积极与美国友人保持密切联系，同时早早地准备好自己的讲话稿子，并翻译成英语，然后每天都花不少的时间来背诵。为使自己的讲话文采与口语化兼具，他在背诵时对译文不断进行修改。就在出发前一天晚上，他还请中国翻译协会的秘书长，也是代表团成员之一的黄友义先生专门到家里来给自己进行辅导。他觉得原稿的“悲悯”一词原译文pathos,演讲时不容易上口，且没有完全反映自己想说的感觉，请黄先生给再找别的词。黄先生思考良久，查了词典，最后定为passion and indignation.我十分佩服王蒙先生这种精益求精的精神，事实证明他这样努力是值得的，他在会议上的英文发言及用英文回答问题获得了与会者的交口称赞。

事情并不因为王蒙先生及作协的努力而变得稍有轻松。由于美国签证需要面签，而每天去美国驻华使馆签证的人又特别多。按照有关部门的统计，每天往返中美之间的人员就有5000多人。如果其中一半是中国人，那么这个签证的量就可想而知了。9月7日，王蒙先生在出差前赶到美国驻华使馆，与其他申请签证的同胞们一起，在美国使馆里站了足足3个多小时，紧接着他就坐车前往外地开会去了，疲劳是可想而知的。9月22日，我们顺利坐上了国航的飞机飞往美国。但到纽约才知道，由于天气原因，中转的美国航班取消了。我们不得不改坐别的航班，而改签的航班因为纽约雷雨，直到晚上11点多钟才起飞，到达波士顿时已经是当地时间凌晨1点多钟了。这样连续27个小时的路上奔波，别说对一个76岁的老人，对于所有的代表团成员都是一个巨大的考验，好在大家都坚持过来了。这让我想起王蒙先生喜欢讲的一个英国的故事。就是英国的一些政府官员不愿意退休，于是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就是安排他们连续出差，先飞中国，落地就开始工作，然后离开中国再往美国，工作完了飞回英国。如此往复，三次出差之后，这些老官员们就都自动请退了。可见，这样连续长时间出差飞行，确实是需要勇气的。

瓦尔登湖印象

中国作家代表一行到波士顿的第一个活动不是与当地的作家见面，而是去参访那个在中国文学界颇为著名的瓦尔登湖。我记得1980年代，咱们这里曾经流行过梭罗写的散文集《瓦尔登湖》，那是梭罗先生自己一个人在瓦尔登湖畔独居两年的自述。他写这个湖，写在那里开荒种地，写那里的植物，写那里的动物。这本书感动过整整一代的中国青年，“那是我们那个年代青年人小资生活的偶像所在，”代表团成员之一的北大教授、文学评论家陈晓明这样说。我们一踏上湖边的土地，我就能明显感受到王蒙先生、张炜先生、张抗抗小姐的激动，甚至连80后作家马小淘，也显得十分兴奋。大家走向那个瓦尔登湖纪念品小屋，去为自己这一行寻找一点证物。

瓦尔登湖，英文叫Waldon pond，准确地翻译的话，应该是瓦尔登池塘。大家可能都记得美国一部很著名的电影“the Golden Pond”，译为《金色池塘》。相信那部电影的影响，一点也不会比《瓦尔登湖》的影响小，但人家就这样翻译了，这里中文就叫湖，不叫池塘。来到水边，湖面不小，远比北大的未名湖大得多了。王蒙先生说，这在中国该叫湖了。也许，当年翻译这部书的译者是来过的，感受过这个湖，翻译是准确的。

湖水清澈见底，岸边林木葱郁。靠近水边的几棵枫树叶子已经有点红了，倒映在水里，在绿色的水里，点染了些许的红色，让人心醉。几棵不知名的树已经整个地红了，树下面，一群孩子光着身子在戏水。那些大人们也在轻松地游着泳。一打听，水温70华氏度，约21摄氏度，一来可见这里人们的健康，二来也可想这已经是瓦尔登湖最后的游泳季节了。与我们同去的乔先生与徐女士很高兴地跟我们讲述着那里的故事，说冬天的波士顿多雪。也许不久，这里就要被厚厚的雪所覆盖。

我们沿着湖边走去，一路都在林子里穿行。阳光透过树叶，零星地洒落在地上。林地里到处是倒伏朽掉的木头，在它们的身上，到处是洞，还长出了一串串白色的，金色的蘑菇。它们早成了虫子的美食和栖身处，还有蘑菇们的养料。风过处，不断有硕大的橡树果实掉下来。陈晓明先生不断地挑大个的拣着，说要带一些回去，告诉喜欢瓦尔登湖的文学爱好者们，这是来自于瓦尔登湖的圣物。林间的松鼠很悠闲，不断地跳来跳去。在这个硕果累累的季节，他们还用得着去为寒冷的冬天收藏些果子吗？！

在湖的尽头，是一张小水塘，塘里长着一团一团的浮萍，几段朽木半浮着，长着青绿的青苔。塘的四周比湖边其他地方的色彩与层次都要丰富得多，倒映在水里，随着阳光移动，让水塘变幻着五彩的梦。水塘边的高地上，踩过绵软的落叶堆积，就看到了当年梭罗居住的那间小木屋的遗址，现在那里只剩下一堆的石头了，也许是当年梭罗先生用来当房基的吧。边上的树上，用图钉钉着一些纸条，细看才知道是我国那些朋友们写下的参访的纪录，怎么大伙把这个在国内旅游的恶习也带到美国了呢？不过还好，不是刻在树上，还算能接受。在这里我突然想，会不会当年梭罗先生命名那本书用的是这个小池塘的名字，而并不是外边那个大湖的名字呢？或许，本应该就译成瓦尔登池塘才对的。

我们往回走时，一个刚游完泳的妇女手举着一个塑料袋子，招呼一起走来的一群小朋友:“Look, Jelly fish!”我走过去细看，原来里面有几个拇指大小的透明水母在游动。她告诉我，这种动物消失300多年后才再次出现在这个湖里。我知道，那种水母只有在很干净的水里才能存活。我一方面惊叹这里环境的清洁，另一方面，更惊叹于生命的顽强。为了能够等到合适的环境，这一等就是300年。

在离开瓦尔登湖前，张炜先生说以前去看过复原的梭罗的小木屋，门前应该有他的铜像。但我们一路都没有发现，最后我们在停车场的边上看到了那个小木屋，它真的很小，大约就10平方米，一张很小的床，一张小桌子，中间是一个取暖炉，也许这个炉子还兼着做饭炉吧！？梭罗先生就在门前不几米外的树下，大步往前走着。他个子不高，也就一米六左右的样子。令我一惊的是那条粗粗的将铜像与树锁在一起的锁链，原来这里的粱上君子可未必那么敬重这位探险家、文学家。

离开瓦尔登湖，王蒙先生感慨，以前住在哈佛那么长时间，居然没来过这个地方，早该来的。

掌声与欢笑

到了哈佛的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我才最后得知，这次中美作家对话活动起了一个叫“新世纪，新文学”的标题。图标上，一边是一个大大的汉字“文”，一边是英文的花体字“New century New literature”，下面是小标题：中美作家评论家对话。举办单位有哈佛大学亚洲中心、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中国作家协会及中美交流基金会。

做主题发言的有三个人，一个是哈佛大学的宇文所安（Stephen Owen），一个是美国作家Jamaica Kincaid，中方是王蒙。美国作家讲得自然精彩，但可能是因为他们讲的东西在美国没什么新意了，并没有引起在座听众的热烈反响。相反，王蒙先生从1980年代中美作家交流说起的讲话，却让全场掌声雷动，笑声不断。发言结束之后，三人一一回答了在场听众的提问，他们表现出了对于中国文学普遍的兴趣，如中国作家的生活，中国作家的创作，中国作家的代沟等。王蒙先生的回答幽默风趣，完全成为了整场活动的主角。这也印证了王蒙先生的论断：中美作家之间的交流，比中美将军之间的见面还要稀少。

当天下午，张炜、马小淘分别参加了不同组别的讨论。张炜先生参加的是二十一世纪的中国文学专题的讨论，他的能言善辩让在场听众折服。马小淘在参加关于文学与公众文化的讨论时，她用自己的思考，获得了在场听众的掌声。如在回答听众关于王蒙先生说的部分年轻作家没有昨天的看法时，她回答，不是我们没有昨天，是因为我们的昨天很平静很幸福，每天都差不多。我们也期待着跌宕起伏的生活。这从另一个角度解释了王蒙先生关于文学走向正常化，非高潮化（即不象革命文学那样处在高潮状态）的论断。

9月25日，王蒙先生因急事先行回国了。留下来的张抗抗、黄友义、陈晓明还将参加另外三个专题的讨论。黄友义先生作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的秘书长，参加的是文学翻译与跨文化问题的讨论。黄先生是中英翻译问题小组的主要成员，对于文学翻译的问题颇多高见，有关这方面的故事也特别多，一定会折服在场的听众。我记得他说过阅兵式上首长向战士们问好：“同志们好！同志们辛苦了！”战士们回答：“首长好！”该怎么翻译的问题，他认为只能在边上解说是首长对士兵问好，士兵向首长致意，而不能直翻，结果电视台翻译成“Hello Comrades!""Hello Leader!"这在英语里听起来有点像黑帮对话。张抗抗要参加的是文学、社会与作家的小组讨论，以张抗抗丰富的人生经历与创作经历，这个话题对她来说应该是得心应手的。陈晓明参加的是以比较眼光看21世纪文学组的讨论。陈晓明是我们比较活跃的文学评论家，走前他对这一专题作了认真的研究与准备，这位北大的教授一定不会让哈佛人失望的。写完这篇稿子时，波士顿已经是晚上9点多了，他们参加的活动也早已经结束，相信一定又取得了更大的收获。

追记：当我从飞机上走下来时，接到了黄友义先生的来信，说活动十分成功，只是因为团长不在，他们心里感到失落。

补记

这次到波士顿来，竟没有来得及到处多走走。不过，9月底的哈佛大学已经是秋天了，哈佛所在的剑桥镇到处都能看到红叶。由于这里空气能见度高，红叶看起来都一尘不染，颜色鲜艳，在国内很难看到这样的景象。王蒙先生说，如果再过半年月就全红了，那个时候才真的好看呢！我们在从波士顿到纽约的飞机上往下看，大地上到处都是红叶的世界。那天加拿大的华人作家曾铭说要回加拿大了，说那边的红叶更好。当然，加拿大在波士顿北边，那里的红叶这会应该早红了，不过，飞机飞过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是无缘看到了。

剑桥镇里有两所世界名校，一是哈佛，一是麻省理工学院。这两所名校是多少人向往的学术圣地啊！有人说，那些从这里毕业的人们，在跟人交流的时候，不出三句，都很愿意报出自己是这里的毕业生。我理解他们的荣誉感，这里产生过不少的美国大政治家，也产生过不少的科学家、工程师。目前这里有不少的中国留学生，尤其是2009年美国金融危机之后，来这里留学的中国学生就更多了。带领我们去瓦尔登湖的徐月貌小姐介绍说，这里的学费从来就不低，一个学生一年的学费应该在5万美元左右。但对于一些有志于培养孩子成才的家庭来说，这并不是高不可攀的。

到哈佛来的第二天中午，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前主任，著名的汉学家傅高义（Vogels）先生与80年代赴美国的田晓菲小姐一起宴请代表团。傅高义先生有一个很好的论断，就是一个政权是否合法，主要看这个政权能否让社会稳定并不断向前发展，人民生活不断得到提高。王蒙先生在与西方国家的朋友打交道时，经常引用傅高义先生的这句话。费正清中心是美国对华政策的研究中心，他们的研究成果经常影响到美国的对华政策。在那里，让我想到王蒙先生经常讲到的费正清先生。王蒙先生经常说到一是费正清先生说过，中国的逻辑与西方的不同，是一种从小到大的大逻辑，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样的从个人到国家的逻辑。而奥巴马竞选时用的广告词“Your voice can change the word, let’s go to change the word”用的就是这种大逻辑。另一个是费正清先生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50年代提出来的美国在发展与中国的友谊方面只是暂时落后于苏联，最终决定谁赢得中国的友谊要看谁能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他因为提出这样一个论断，被中方批判是在挑拨中苏关系，同时又被麦卡锡一伙调查。他这样的论断提得很正确，却不大合时宜，就象当年马寅初的人口论一样。

王蒙先生作为燕京学院的特邀学者到哈佛大学讲课3个月（1993年8月28到11月30日），就住在剑桥镇。。。街14号一个3间套公寓里。那天走过那里的时候，他指认给我们看，能感觉到他忆往事时的激动。一晃，时光已经过了17年。

这次在这里见到的，还有去年在香港一起参加中国文学60年研讨会的台湾背景的学者王德威，他正是这次活动的主要负责人。还有同是台湾背景的作家张凤，她现在是新英格兰华文作家协会执行会长，也是哈佛中华文化论坛共同主席。其他的还有翻译家朱虹，王蒙先生喜欢她先生柳鸣九的一句话：我是不是博导就不要管了，我的学生很多都是博导了。朱虹现居美国，她正在努力向美国译介王蒙先生的自传。还有年纪已经不小，也是当年中美国作家交流的活跃人士刘年玲，叶凯蒂（Cathy Yeh)等。这些老朋友见面，都让王蒙先生十分激动。还有当前在美国用英语写作并有所成的哈金，写专栏有所成的毛尖等。当地从事写作的不少人也都见面了，象Colin Channer,他写过《空等待》等小说。Gish Jen(任碧莲），她参加过爱荷华作家写作计划，不知道是与中国的哪批作家同期活动了。她写过获得美国图书评论奖的《典型的美国人》等小说。Askold Melnyczuk 先生写过获得美国图书馆协会颁发的“2008年最佳小说奖”的《寡妇的房子》，他的获奖作品还有《死亡大使》、《讲了什么》等。见到的评论家和学者就更多了。但因时间关系，都没有更深入的交流。见面是一个美好未来的开始，我们都应该相信的。

波士顿是由很多小镇组成的，除了有哈佛与麻省理工的剑桥镇，我们到了离瓦尔登湖不远的莱克星顿，那里是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我们在小镇的学校前看到了那尊为那个打响第一枪的战士塑造的塑像，他后面是高高的美国国旗。边上是当年北方军的指挥所，还有一个那次战役死去的战士的集体墓。墓不大，中间一个不高的浮雕，四角有四面小国旗。边上是毯子一般的草地。一只肥硕的松鼠，就在草地上跳来跳去，挑拣着从边上一棵大橡树上掉下来的橡子，显得十分安宁。那个老指挥部的房子已经200多年了，还有人在居住着，只是门前的路边多了一块路牌，记录着这座房子的历史。我们到那的时候，主人正在往屋里搬窗式空调。看到我们以他的房子为背景照相，很友好地站在边上等我们照完了才走过去。现如今，莱克星顿已经是富人的集中区，这里的房价比别的区明显要高出一头。

我们晚上就在小镇上的意大利比萨店吃的晚饭，那里做的比萨与罗马的相比也有过之而无不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