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贵州省文史馆馆员、文化老人、著名统战人士陈福桐先生

　　今年迈入九十四岁高龄的陈福桐先生被贵州文史界亲切地称为“文化老人”。亦是与我党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著名无党派人士。正如刘学洙先生所说，文化老人之称号，体现出的不仅是德高望重，还有文化贡献，文化担当。更让人感动的是，这份贡献与担当在极其艰难的岁月中始终不离不弃，在坎坷的人生道路中始终心怀乡邦。陈福桐先生以其高尚的人格精神和品格，高度的责任感与使命感，担当起了复兴乡邦文化的重任，对贵州文化作出不可抹灭的贡献，以山石般的崇高精神与贵州仁人志士共同铸就了黔中山石文化之魂。
　　一九一七年，陈福桐出生在遵义城，幼年入私塾，一九三七年春赴上海谋学不就，七七事变后回黔积极参与抗日救亡文化活动，教书、办报刊、演戏、开书店。抗战胜利后，陈福桐在各种集会上谴责国民党的种种反动措施和政治经济上的腐败。一九四八年一月十八日，特务在贵阳豫章中学逮捕了他，关进贵阳飞山街鸭子塘秘密监狱。一九四九年二月中旬，在多方营救下出狱回到遵义，配合共产党地下组织策动国民党高级将领起义，为迎接解放作准备。一九五一年调往省文联后蒙冤入狱。一九七〇年十二月，他被遣送到安龙县龙山区纳院公社大寨生产队管制劳动，三年后释回。在龙山，他留下了一组诗词，命曰《龙山吟》。这是他对那段漫长的苦难生活的一点记录。直到一九七四年，才对他的冤案予以彻底平反。这一年，他已年过花甲。不久调到刚刚恢复建制的贵州省文史研究馆，为文史馆恢复后的各项工作作出很大的贡献，办刊物、创书校、筹备省地方志建设等。特别还出任省志副总纂，主持修志事务，为贵州志编修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其时百废待兴，尤其是人才凋零，资料残缺，他协调众议，决断是非，笔削文辞；还到处奔走指导地县志编纂的任务。十三年间，他走遍全省七十个县，对修志工作进行具体指导；开办培训班，言传身教，扶持后学；校阅各类志书七十多部，审读人物传记上千篇，创作方志论文、序跋、书评二十多篇。七十六岁退休回到文史馆后，参加中央文史馆《新编文史笔记丛书•贵州卷》与贵州历史文献研究会《二十四史贵州资料辑录》的整理工作，参与点校民国《贵州通志•人物志》及《黔南会灯录》、《黔灵山志》等古籍。写出了一连串新见迭出的文章，尤其是他撰写的《六千举人七百进士》、《贵州六百年的诗志禅文化》、《黔诗五百年储灵孕秀的因果探索》、《从认识贵州历史文化的多元特色来理解贵州》等系列文章，发掘被掩埋在历史尘埃中的贵州文化成就，把握贵州文化的主脉，探索总结贵州文化发展的原因，探隐发覆，令人耳目一新，其文思喷涌，语言鲜活，引领了贵州历史文化的研究和探讨。他的著作《龙山吟》、《梧山文稿》已由省文史馆印行。序跋五十多篇、记叙文字数十篇已有贵州教育出版社结集出版为《晚钟出谷》一书。陈福桐晚年事业最闪亮的地方，是他对贵州文化的再认识和所产生的积极广泛影响。陈福桐以他对贵州文化的深刻理解，推出了一系列弘扬贵州文化的大文，很快引发了省内外文化界广泛的共鸣与认同。陈福桐对贵州文化的认识，不仅仅浮在表层，对贵州文化的源流、演进、脉胳，常以历史纵深的大视角作有说服力的分析。又以学养深厚，见识深刻，能够抓住本质，行文汪洋恣肆，显得雄辩滔滔，令人敬服。
　　陈福桐是有传统思想，有科学民主意识，但身上更多的体现了中国传统的知识分子的美德。他自幼熟读儒家经典，受儒家精神的熏染很深，这从他的立身行事可以看出。身处逆境十余年，但坚持党的领导，始终体现“爱国”二字，忧国忧民，追求国家的富强和人民的幸福，并读书不辍，行医治病。他的身上集中体现了儒家关心国家民生，追求道义的仁爱精神。作为一个文史馆员，终身与共产党一起为救国救民奋斗，为我党的统战工作作出了很多突出的贡献。他的身边聚集了一大批党内外的朋友，从中共的高级干部，各方面的负责领导，到各个领域的知识分子、专家教授以及地州市县乡镇的乡土人才，农民朋友，都愿意与他交流，谈古论今。他的家是一个非常简陋的居室，却成为关心国事、天下事的文化交流之所。以诗凝概之：“心怀儒家道义心，肩担乡邦文化任。砺砺坎途百不挠，铸就黔中山石魂。”可作为陈福桐先生一生精神之写照与一生理想之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