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中筠:我的银行家父亲

　　湖南耒阳一个深山老林的半山腰上，有个名为“资家坳”的小村落。平日里男人开荒造田，种稻谷、棉麻、蔬菜，女人纺纱织布。油盐酱醋，得穿过一条羊肠小道到山下平原去买，置办鱼肉杂货，则要到十几里外的盐沙铺去赶墟。但这山前山后，却蕴藏着一种无烟煤，无烟无臭，烧完只剩下一点白灰。村民用它取暖做饭，还可以把煤挑到30多里外的一个水陆码头去卖高价。

    “由于交通不便，几乎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小地方，我国即使是几千万分之一的详细地图，也没有它的位置。可我父亲后来在日本留学时，竟然在日本图书馆同文书院对中国各省调查记录中，看到耒阳田心铺某山上有无烟煤矿的记载！真不知日本用了多少人力，以什么手段得到的资料。这种调查是否就是处心积虑为以后大举侵华作准备？这使他一方面对日本人深感钦佩，一方面又感到触目惊心。”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资中筠在读到父亲资耀华的回忆录时感慨。

     东渡扶桑

　　在与资老闲谈中得知，资家祖先本姓朱，明末清初之时因族人犯了罪，举族从河南逃到山中。虽然此地好似世外桃源，但对16岁的资耀华来说，鸟语花香留不住年轻的心。

　　他本来是一心一意想去北京报考“京师大学堂”，机缘凑巧，得知日本把一部分庚子赔款在日本特约五个高等院校，招收中国学生。只要能考入任何一个，除一切都是官费外，每月还给40元生活费，将来升入帝国大学每月给80元生活费。

　　当时去日本不需要任何签证手续，甚至比从湖南去天津、北京还要方便。于是资耀华瞒着家人，从做竹木排生意的同乡那里借了150块银元，跟六个同学一起偷偷从上海吴淞口“乘桴浮海”到东瀛去了。等到他从京都帝国大学经济学部毕业，已经过去了整整10年。

　　资耀华离日归国前向师长一一辞行，临行前被一位名为内滕湖南的教授浇了盆冷水：“(当年的中国)若说是国家，可说是十几个国家。北京政府的政令不能出都门，各省各地区群雄割据，各自为政，各自发钞票铸铜元。你现在准备回到哪个国家去？我看，你要回去，很可能无路可走。”

　　听者愤愤然，未料一语成谶。

　　1926年资耀华回到北京，他向教育部报到，根本无人理会。通过种种关系应聘到两所大学任教，说好两百多元薪金，实际发到手上只有二十多元，连应付日常生活都成问题。头天在广东梅县军队的堂弟寄来一封家信，第二日一大早就有奉军破门而入，翻箱倒箧。

　　正闹得不可开交之时，有小兵搜出一封信。“人赃俱获”、准备开押，未料领头的军官扫了一眼之后面色突变：“总理大人……日本人写的……误会，误会！”

　　原来那位深谙“中国关系学”的内滕教授早已料定弟子回国后必受打击，因而早早写了一封信让资耀华带给他的好友，曾做过内阁总理、财政总长的熊希龄，希望这位左右逢源的大人物能给些许照顾。而这次搜查，正好给了走投无路的资耀华一个提醒。

　　与熊氏晤面第二天，资耀华依其指点到北京银行公会《银行月刊》编辑部去找李某，从此过上了教书、卖文的生活。20多天后，他又突然接到了中华汇业银行的面谈邀请。

　　1928年，资公遇到了第二个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之人——陈光甫。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人物因激赏资耀华在《银行月刊》上发表的一篇文章，力邀其加盟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同心协力做一番事业”，从此倚为左右手。到建国前，这家最初只有7个办事人员、10万元额定资本的“小上海银行”，已经成为全国数一数二的大型商业银行。

　　据读过上海商业储蓄银行发展简史以及陈光甫日记的金融界人士陈彩虹所言，谈及中国的私人商业银行史，不能不谈到上海商业储蓄银行，也就不能不谈到彪炳史册的决策者和资公这位“军师”。

　　陈光甫素有“银行为大众服务”之想。为了便利顾客，这家银行做了许多别人不屑为的琐碎事。比如可以一元开户，不拒绝发放小额贷款，还开办保管箱、代收水电费等好多项业务，甚至帮助客户请律师打官司。上海银行的顾客因此越来越多。

　　资中筠提到：“我父亲刚到上海银行，曾以上海电话簿为基础，分区、分街道、分弄堂进行调查，摸清了全上海的商业区、住宅区、高级中级人士分布情况，以上海银行总行为中心绘制了一个草图。”

　　据资公自己的回忆，他发现当时各银行最成问题的是付款速度不快，顾客难免口出怨言。于是建议将活期存款账号分成几个窗口，在窗口外也标明多少号到多少号在哪个窗口付款。每一个窗口的银行办事员，平日要用心将本窗口内几百户的签字或印章上的特殊点用心熟记。同时还要熟记每个存款户的存款余额，做到心中有数。这样，一接到支票就可以立即付款，最多不过三分钟，甚至一分钟就可以完成。当然这是要平日下苦功强记，相当烦难，但资公认为如果能做到必使顾客有口皆碑。他还经常以顾客身份，跑去上海中外各大行“偷师”，默计他们的付款速度。

　　早在汇业银行之时，资公曾判断经营不善的汇业银行难以维持到年底，后汇业银行果然在1928年底前宣告停业。1930年，资公奉陈光甫之命赴东北考察开设分行的可能性，结论是：“东北三省已经成了一个大脓疱，迟早非穿不可，一切工作等脓疱穿了再看。”此话不幸言中，次年便发生了“九一八”事变。资公说：“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终于没有匆忙进入东北，这亦是大不幸中之小幸。”

　　1930年初，天津金融界发生了一场空前的大灾难。段祺瑞的女婿奚伦等人开办了一家进出口贸易公司，最初排场很大、高不可攀，各大银行趋之若鹜。而且经理们之间都是互相保密，希望自己多做生意。没想到这家公司每况愈下，最终宣告破产，创办人也逃得无影无踪，几乎酿成天津金融界全体倒台。有感于银行界历来互相保密并非好事，上海金融界开始筹办征信所互通声气，最先、最重要的倡议者之一便是资耀华。上海银行界人士沈建中曾说道：“从前外人对华人极为轻视，自征信所成立以来，外人藐视华人之心理为之一变。”

　　“我父亲是一个很沉默寡言的人，我在家就没听过他讲过多少话。”资中筠说。他们家不置私产，解放前一直租住里弄的普通房子，“家徒四壁”，连字画都不挂。资公之形象确实很难与人们心目中的银行家形象联系在一起。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起来谨小慎微，不事张扬、近于迂阔的布衣书生，在非常之时，却每每有非常之举。

　　1935年，他在陈光甫的安排下赴美留学。一位美国专家来接，在高速公路上故意炫耀，开到每小时100多英里。资公惊心动魄，但也不肯示弱请其放慢速度。

　　1945年抗战胜利后，资耀华应邀作为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他想到天津中、交两行还未正式营业，其他银行库中尚无法币，市场上法币奇缺，物以稀为贵。要把握好时机，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不顾全身发高烧，千辛万苦设法辗转从重庆冒险带回一箱10万元法币现钞。上气不接下气地交待完如何经营运用便不省人事了。

　　待到大病初愈，外界果然纷纷谣传：“上海商业储蓄银行的经理从重庆带来了几十万法币现钞。”一时轰动三津，应验了他当初的预言：“如能将这批现钞运用得好，可以发挥几十万法币的效果。”

　　货币战争

　　“我父亲体质甚好，壮年一共生过两场险些夺命的大病，一场是让日本人气的，一场是让国民党气的。”资中筠说。

　未经考证：资公或许为中国最早确切得知日军将要大举侵华的人之一。

　　1936年，资耀华第三次赴日考察，嗅出空气中弥漫着紧张气息。“过去日本老百姓看到军人士兵，非常爱戴，非常亲热，这次老百姓看到军人，好似非常畏惧，总是敬而远之。过去军人不常上街走动，也不带武器，这次则是全副武装、高视阔步。真有点箭上弦、刀出鞘之感。”

　　尤其是老同学室伏高信看到他大惊，将其拉到一处偏僻的小饭馆推心置腹的一番话，让资公如梦初醒：“您怎么这个时候还来日本？日本军阀已准备大举侵略中国，这不是今年、明年的事，而是今天或明天的事了。您得赶快回中国去，否则就可能当俘虏了。”

　　回津后，资耀华立刻走访了中国银行天津分行的两位经理，以及南开大学两位经济学家何廉及方显廷博士，将听到的秘密消息告知他们。两位学者一致认为：“金融业将来可能被日寇拉拢利用作为其侵略中国的工具。”

　　除此四人外，资耀华没再对任何人透露这个秘密，甚至包括自己的家人。他担心引起不必要的慌乱，也怕传到日本特务的耳中，不仅会招来性命之忧，也会连累室伏高信。

　　在天津分行，资耀华开始暗中收缩放贷，并收回租界之外的贷款，重点转向租界之内的业务。既不能明说，又不能不做，委实颇费踌躇。他当时以为有租界作庇护，可以苟且偷安，事后感慨道：“这种想法，不但是太天真，而且是懦夫意志、一厢情愿。”

　　从此资耀华每天总是过着神经紧张、忧心忡忡的生活，自言如一叶小舟航行在大海大洋中，恐惧地等待十级大风暴的到来。

　　果如两位老教授所言，华北沦陷后，天津租界内的金融市场上就出现了老法币与日伪联银券的生死斗争。日本对中国经济、金融的掠夺，正是它“以战养战”的重要内容。

　　而资耀华此时接到的总行电报指示是：“坚守岗位、保存资产、利用租界、抵抗敌人。”而且联络团结全体同业共同对敌的“兴亡之任”，也落到了资耀华的肩上。

　　此时的资耀华颇为为难，他不能明说自己有指示，又不能指手画脚引起同业不满。于是苦思冥想出了一个“银行家午餐会”。

　　他找到天津市银行公会的秘书长郑诵先，此君多才多艺、长袖善舞，更兼对饮撰烹饪大有研究，颇能做出几道名菜，还煮得一手好咖啡。午餐会每天座无虚席。资公最大限度地利用茶余饭后之机，用自己的语言传达秘密消息以及指示，大家一起讨论出主意，指示的主要内容就是要求天津市全体同业，无论遇到敌人如何威胁利诱，决不可与其合作，不能当面直接拒绝，则设法推辞拖延，更要与租界英美法外国银行联系，一致维持法币信用。

　　这种在金融市场上银行界同仁一致抛弃伪联银券的“货币战争”，使社会上的法币逐渐隐藏起来，而伪联银券却泛滥成灾，令日伪痛恨却有苦难言。

　　但也因为此，日军更把租界当作眼中钉，必除之而后快。于是在入侵租界到日本投降这四年，资耀华经历了人生中最痛苦的岁月。1944年更发生了一桩惊险之事，伪华北政府经济总署突然给天津金融界的头面人物发出聘书，要成立伪华北经济委员会，用来控制华北物力、财力，接济军用。资耀华也收到了委任书。他视作奇耻大辱，当即将委任书原封不动地退了回去。同时嘱咐家中准备棉衣棉裤，等待宪兵队捕捉入狱。最终不知何因，居然躲过一劫。但他忧心成疾，直到抗战胜利后去美国才得到完全根治。

　　在天津沦陷的日子里，资耀华天天躲在被窝里听重庆的广播，对当时的中央政府是寄予很大的希望的。胜利消息传来，他与大家一样欣喜若狂，以为自由富强的中国要建立起来了。此后他接到邀请，作为天津金融界代表访问重庆。但这次是抱着满腔希望而去，却被担架抬着回来。

　　当时流行一个谜语——用“抗战胜利”打一古代人名，答案有屈原、苏武、蒋幹、共工等等，然大家认为最好的一个答案是“白胜”——白白胜利了，老百姓没得到任何好处。

　　资公在重庆，目睹的是一幕一幕的“接收”丑剧。特别是他的挚友和同乡前辈——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范旭东被宋子文气死之事，令他灰心丧气。当时永利公司遭到极大破坏，打算从美国进口一套新的化学机器，万事俱备，只待中国银行担保。没想到范旭东与宋子文谈来谈去，最后得到的暗示竟然是只有将公司归他主持才可以得到担保。本已心力交瘁的范旭东心脏病发作撒手归天。资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失望到绝望，精神上几乎被摧垮，不幸在归途中染上了极为凶险的登革热。

　　他被抬至家中，没想到几位北京协和医院的主治大夫已经等候多时。他们并非能掐会算，此次不请自来主要是为了打探重庆消息，阴差阳错居然在第一时间对资公进行了名医会诊。

　　襄赞之功

　　从重庆回来后，资公对国民党热情大减，立志不参政。资中筠曾亲眼看到父亲撕毁聘书。但他将参加了1949年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和开国大典，当作一生中获得的最高荣誉和最大幸福。

　　1949年他在一次赴金融界座谈会的途中，看见中国银行及交通银行的行名已经被纸遮盖，并换了一个银行名字，到会后立即建议要保住这两块牌子为我所用，因为两行在全国的信誉较高，有利于搞好金融市场工作，同时是国际上认可的，这样就为国家保存了在世界各地的大笔外汇。在他逝世后，讣告上对他的生平介绍中有一句话：“对共和国的建立有襄赞之功。”

　　1950年，资公曾赴香港面见陈光甫，商谈上海银行公私合营问题，转达周总理及李济深希望他回国参加政协的意见，并言明其个人与资金都来去自由。

　　陈光甫觉得甚合心意，准备在公私合营后到北平暂住，还亲笔写了封信，托他带一件贵重的冬大衣给李济深，并托李济深转交给毛主席一副对联，写明“润芝先生教正”。

　　资公回来后四处为陈光甫寻找合适的住房，最后在方家胡同看中一所，要价三万五千美元，正讨价还价之时，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结果不但陈光甫不能回来，他自己也与香港不通音讯达三十年之久。

　　一夜之间，资耀华上了报纸的头条，被扣上了“大奸商拒不交代”的帽子，多了“里通外国”的罪名，此事正因争取陈光甫而起。

　　而他的两个女儿也受到了单位的压力，大女儿资中筠甚至一度要登报与父断绝关系。直到“四人帮”倒台后，女儿们才恢复了每周的探望，当时资老对夫人说了一句话：“老太太，你该高兴了，现在你的孩子可以不跟你划清界限了！”资中筠感慨道：这句话蕴藏着自“三反五反”运动三十年来多少压抑的亲情！

　　我曾问资中筠，为何会如此决绝，难道不相信自己父亲的清白？她沉吟了一会儿才答：“一开始是相信的，但后来就变得不相信了。在阶级斗争天天讲的时候，我父亲他个人是好是坏都不算数，他已经是那个阶级的人了。我要靠拢无产阶级，就必须疏远他们。”

　　1960年资中筠生孩子，产假没休满就接到任务出国。当时孩子是交给母亲。由于单位有人提出说资产阶级跟我们争夺下一代，她只好坚决送女儿去幼儿园全托，母亲接送，但接了几次“群众”又有声音，于是连母亲接送都免了。

　　“当年我们特别担心人家说我们是资产阶级，在教育女儿上也是特别想让她没有私有观念。没想到女儿经常带着小朋友来家里，什么都让人家拿。我想这可麻烦了，又没办法推翻自己说的话，只好把家里要紧的东西都藏起来。问题又来了，女儿到别人家里也是见什么拿什么，她没有私有概念。结果我这个教育是以完全失败而告终。”

　　资耀华给三个女儿起名：资中筠、资华筠、资民筠，“文革”之时，曾有人专门来调查是否有反党之意。“如果有第四个孩子，或许会叫资国筠，那可能真的会引来一场祸事。”资中筠笑言。

　　她最后悔的是，父亲从90高龄开始写回忆录，一直写到93岁，完全不靠口述，而是一笔一画，自己写，自己抄。“这本书写到后面越来越简单，可能是他精力不济了。如果我当时能在他身边帮助他，还能多留下一些东西。”

　　资公本是难得的金融界实干家，但在“三反五反”之后，他却被起任人民银行参事室主任，直到去世前，都完全从事于金融史料的整理、编撰工作，这对他本人的能力以及我国的金融业来说，不能不说是一种人才的浪费。

　　然而他一句抱怨都没有。甚至在书中，对“三反五反”也是一笔带过。资中筠认为，父亲的这种绝对沉默，应该是为尊者讳。“我父亲相信新民主主义。耀华是他给自己取的名字。他十几岁留学，在外国遭受种种侮辱。回国后则历尽了内忧外患，在美国期间读到了《新民主主义论》后，大为兴奋。”

　　资公也曾在回忆录中言，“听到毛主席讲‘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那一刹那，我的肺腑中积压了几十年的屈辱、怨愤、委屈、辛酸和苦辣一股脑儿迸发出来，化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泪如泉涌！我就是在这样激动不已中发誓，要以身许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