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沉痛悼念王世襄先生逝世

　　今天我们在这里沉痛悼念王世襄先生逝世。他是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我国著名文物学家。他毕生从事文物研究工作，另辟蹊径，开拓了很多当时还无人关注的专门领域，著述等身，取得卓越的成果，为文物研究工作做出独特的、多方面的、开创性的贡献，是我国文物界元老级的专家。他的不幸去世，是我国文物事业的重大损失。

　　悼念王老的逝世，也使我追思他毕生在学术上的卓越贡献。

　　王老研究范围广博，除对那些文物中的“显学”如书画、雕塑、金石、建筑等方面有精深的研究和丰富的撰述外,对明式家具和那些当时尚较少有人注意的领域，包括乐器、漆器、匏器、刻竹、牙角雕刻、匠作则例等具有一定工艺美术性质的文物和文献都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撰成多部专著，填补了这些方面的空白,在文物学家中独树一帜，取得开创性成就。

　　明式家具是中国古代艺术中的一朵奇花，在世界上也被公认为是一种典雅洗炼、独具风格的重要家具流派，对现代家具的发展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王世襄先生在深厚的历史学、文献学、艺术史学、民俗学基础上，全面地研究古代家具，和夫人袁荃猷女士共同撰写了《明式家具珍赏》和《明式家具研究》两部专著，建立起完整的研究体系框架,是建国以来首次出版的研究中国古代家具的权威性学术专著，被公认为是在这一领域起开创性作用的最权威专家。

　　自上世纪四十年代起，他已开始对古代漆工艺和漆器进行了深入研究，其最早成果《髹饰录解说》只能在1958自费油印发表。上世纪八十年代，他参加了《故宫博物院藏雕漆》的编选并撰写了《中国古代漆器》等两部重要专著，广引考古出土物和传世精品，结合古代漆工艺专著和本人对漆工艺的调查，对自新石器时代至明清七千年间我国漆工艺的发展历史做了综合研究，阐扬了我国古代在漆工艺上的卓越成就，是一部中国漆工艺史的开创性力作。

　　王世襄先生把他青年时参加过的一些民俗性很强的活动，如养蟋蟀、蝈蝈、鸽、鹰等，被人戏称为“玩家”。但他搜罗这些活动的用具，并广引古今文献史料，追本探源，形成多部涉及民俗文化的专著。启功先生在为他所撰《说葫芦》写的《读后记》中说：王世襄先生“不是‘玩物’而是‘研物’，…他向古今典籍、前辈耆献、民间艺师取得的，和自己几十年辛苦实践相印证，写出了这些部书。无一不是中华民族文化的注脚”。这是对王先生这方面研究最公正、最权威的评价。

　　王先生是先父的老友,我一直以父执长辈事之, 五十年来深受他教诲奖掖,他的著作读后都受益良深，极为钦佩。就管窥所及，除他本身学兼中西的深厚学术根柢和大量开创性成果外，最值得我钦敬和学习处是他执着、敬业、脚踏实地的治学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方法，而最关键处尤在他虽身处逆境近三十年，仍能自强不息、坚持研究工作的坚毅精神。

　　他最重要的学术成就都属于披荆斩棘开拓出的新的学术领域。由于他坚持理论与实际结合的科学方法，在进行文献与实物对照研究的同时，还虚心和老匠师探讨工艺制做经验，互相切磋，形成一门理论与实物和工艺技术相结合的系统的学问，并促进它在现代的发展。我体会这正是他能够不断开拓新研究领域、在文物界独树一帜的原因。

　　王世襄先生在其《自珍集》序中说：在历经坎坷后，“当平心静气，不卑不亢，对一己做客观之剖析，以期发现有何对国家、对人民有益之工作而尚能胜任者，全力以赴，不辞十倍之艰苦、辛劳，达到妥善完成之目的”。正是这种坚强的意志使他能坚持不懈，勇锐开拓，深厚积累，蓄势待发。待到改革开放时，则全力以赴，在近三十年间完成并出版了约三十种专著，取得重大的开创性的学术成果，实现了他“自信行之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当可得到世人公正、正确之理解与承认”的预期。他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执着与坚韧是极难能可贵、令人钦敬的。

　　他的多年艰苦努力，在改革开放后终于得到正确评价与尊重。上世纪八十年代，王世襄先生获得文化部颁发的“全国文物博物馆系统先进个人”光荣称号，被推选为第六届、第七届全国政协委员，随后又被聘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得到很大的荣誉。

　　王先生学兼中西，他的著作大部分有外文本，本人又多次在国际性会议上介绍中国文化艺术，是国际知名学者。他曾荣获荷兰王国颁发的《2003年克劳斯亲王基金会最髙荣誉奖》，以表彰他在传播中国文化艺术方面的业绩，这在他是当之无愧的。面对这样巨大的荣誉，王世襄先生首先想到的是人民，他把十万欧元的奖金捐出，要求选择在某一贫困地区设立一座希望小学，并建议定名为‘中荷友好小学’，这样，既帮助了贫困地区儿童，也铭记下荷兰对中国的友谊，是一举两得的义举。普及教育是关系到提高国民素质使国家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大事,这表明他不仅关心优秀文化传统的保存与发扬,也关心国家未来的发展和如何保持后继有人，常盛不衰,这是更值得我们尊敬的。

　　王世襄先生为人民、为历史负责的治学精神值得我永远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