舒乙:见证亲密

     舒乙，1935年8月16日生于青岛，祖籍北京，满族，前苏联列宁格勒基洛夫林业工程大学林产化工系毕业。多年从事科研工作，为高级工程师，1978年开始从事业余写作，后调入中国作家协会，任中国现代文学馆副馆长、馆长。著有《我的风筝》、《老舍》、《现代文坛瑰宝》、《大爱无边 》等散文集及传记19部。1995年以后开始从事绘画，先后在北京、上海、台北、洛杉矶、吉隆坡、澳门等地举办个人画展，有画集《舒乙的画》。曾是第九、十届全国政协委员，博士生导师。现为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

　　我没有想到北京会有这么多刻有藏字石碑，完全没有想到；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我特意做了一番调查，逐一寻访了北京城内刻有藏字的石碑，结果让我大吃一惊：我一共找到了十五块。加上几处和这些石碑共存的藏式建筑，也是既独特又精彩，完全可以构成一个独立的话题，极其有趣，又富有文化内涵，值得大书一笔。
　　北京有不少知名的藏式建筑，有的已是北京城公认的标志物，如集藏汉风格于一体的白塔寺白塔和北海白塔山上的白塔；有的则是著名的名胜古迹，如五塔寺里的五塔金刚宝座和碧云寺里的五塔金刚宝座；有的是皇家寺庙的主殿，如雍和宫的主殿法轮殿和福佑寺的主殿大雄宝殿等。这些建筑物都有明显的藏式风格，是藏文化在祖国内地传播的不朽见证和永恒载体。

　　还有两处藏式建筑，或者是因为没有对外开放，或者是被外国侵略者毁坏而恢复较迟，它们至今不太为人知，甚至全然默默无闻。

　　然而，这却是两处应该大书特书的地方。它们都是非凡的。

      颐和园后山的藏式建筑群

　　这是一群建筑，整整一大片，并不只是个体的存在，而是一个整体构思，有通盘考虑，规模很大。这很不简单，绝不能小看。  

     月殿房脊上的藏工宝塔

　　人们对颐和园万寿山的前山很熟悉，那里有排云殿，有佛香阁，有智慧海，依次而上，其中佛香阁更是整座颐和园的标志。

　　翻过山去，就是后山，是山的北坡，却冷清多了。那里虽然有好东西，而且名堂挺多，却名气大减，游人相对要少很多。

　　这里藏着一大片藏式建筑，风格和前山迥然不同，宛如两个天地。

　　这里曾遭到英法联军的破坏，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一片废墟。当年慈禧重修颐和园，受财力所限，后山基本未修复，只修了一座大佛殿，还是偷工减料的。直到近二十多年，后山才开始慢慢进行修整，不过到目前为止，并未恢复到当初的规模，其完善程度倒不如后山山根的园内苏州街，商业运作让那里更引人注目，反而占了先。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后山的藏式建筑群。

　　这是一座皇家寺庙，建于乾隆年间，1755年左右。它的下半部是汉式佛寺，有三个平台，一台高于一台，第三台上建主殿须弥境，以高高的金刚墙划界，墙后是宏大的喇嘛庙，主殿是香岩宗印之阁。庙的总体形式和承德外八庙的普林寺后半部相同，是仿西藏最早的桑耶寺而建。

　　香岩宗印之阁象征佛居住的须弥山，四周建四大部洲、八小部洲、日殿、月殿、四色塔。这是一大群有机组合的藏式建筑，呈丁字形依山而建，错落有致，有节奏感和跳跃性，十分别致。最东面还有一组喇嘛庙，叫“花承阁”，其中心是一座十六米高的七彩琉璃宝塔，是颐和园中有名的“园中园”之一。

　　藏式建筑群的最中心是香岩宗印之阁，原为三层，是后山上最高的建筑，重修后只有一层。其最北端是山门，改建为南瞻部洲，现在的基础是长方形，西侧有两座小部洲和一座红塔。香岩宗印之阁的南部上方，右侧有西牛贺洲，现在的基础是椭圆形，左侧是东胜神洲，基础是半月形。再上一层，中轴右侧是日殿，远处是第五座小部洲，左侧是月殿，远处是第六座小部洲。再上一层，右侧是白塔，左侧是黑塔，南部最上方，中轴位置上是北俱卢洲，现在的基础是方形，右侧是第七座小部洲，左侧是第八座小部洲。

　　四大部洲在佛经中有很多含意，其中有象征世界东、南、西、北四块大陆的意思，八小部洲是周围的八个小岛。塔则是储存佛经和圣物的。加上日殿、月殿和须弥山，整个宇宙都在其中了。

　　这就是完整的圣境。

　　这些藏式建筑，最明显的标志是四个：其一，所有的窗都呈梯形，外有白框；其二，房脊上都有藏式的小宝塔，少则一个，多则数个；其三，四色塔的塔体都是典型的藏式，上部是法轮组成的锥形，下半部是覆钵体；其四，小部洲都是藏式的碉房，顶是平的。这些特征表现得很突出，很明显，以致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藏式的，极有个性。

　　在北京著名皇家园林中有这么一大片藏式建筑，不可谓不是一个奇迹，甚至称得上神奇。

　　如今，从颐和园北宫门进去，过一座小桥，就是这组喇嘛庙了，有非常明显的中轴线，自成体系，19座藏式建筑错落有致地分布在整座山坡北侧，直到山顶，巍巍壮观。

　　这绝对是北京最为独特的一景。

　　最东边的花承阁目前并未恢复，有四样东西尚存：一是七彩琉璃宝塔；二是乾隆皇帝的《御制万寿山多宝佛塔颂碑》，位于宝塔之下，一面用汉文、满文书写，另一面用藏文、蒙文书写；三是高三丈的半圆形的平台，直径60米，上面原有37开间的游廊，廊已毁但柱基仍在；四是当院有一奇石，架在一座十分精致的大型石座上，其雕刻图案极美，是罕见的艺术品。

　　从香岩宗印之阁的历史地位、艺术水平、稀有程度和规模上看，目前的状态实在是低估了它们的价值。

　　我认为,香岩宗印之阁有必要彻底重建，在现有基础上继续完善，按原样填平补齐。大殿由一层恢复成三层，内部要重新装饰，四大部洲和八小部洲都要重修，内部要打开，花承阁也要重建。工程量可能并不很大。

　　此外，要把这些藏式建筑真正用起来，建成在北京的西藏展览博物馆是再恰当不过的了——这里有好房子，有好规格，也有好环境，又有历史，只需把有时代气息的新内容添加进去就成了，可以全面地长期地介绍西藏的地理、历史、文化、宗教和时代的变迁，展出照片、文物，成为一座名符其实的西藏专馆，是一个联系西藏地方和祖国大家庭的纽带和宣传介绍西藏的好园地。到那时，颐和园后山将成为一个对全世界的人都极有吸引力的好地方。

　　总之，要足够估量、完善和利用颐和园后山上的藏式建筑群，因为它有不可估量的作用。  

颐和园后山上藏式建筑群全景  　

 为一棵树立的碑

　　离昭庙不远，仍在香山公园内，香山饭店和著名的“双清别墅”之间，有一座古庙的遗址——“香山寺”遗址，里面存留着三件宝贝，一为“听法松”，是两株有千年树龄至今依旧健壮的松树，二为《娑罗树歌》碑，三为乾隆皇帝自书自画的石屏。

　　前两者都和植物有关，这很特殊，值得留意。

　　《娑罗树歌》碑极有情趣，特别有味道，是十五通有藏字的石碑中最具雅兴和最有品位的石碑，因为它是献给一棵树的。

　　极富现代意识！

　　奇怪的是，这块石碑很少被记载，许多资料里都找不到有关的描述，怪冷淡的。

　　亏待了它！

　　这块石碑体量不是特别大，但形制不错，毕竟是皇帝的御碑，有特定的规格。

　　碑也是四方体的，南侧刻汉文，西侧刻藏文，北侧刻蒙文，东侧刻满文。

　　诗文中说，三十年前乾隆皇帝自己来香山寺时，发现寺前有一株千年古树，很茂盛，是一株娑罗树。相传，释加牟尼是在娑罗树下得道成佛的。

　　所以，佛庙中常有娑罗树，又称菩提树。娑罗树的树叶呈七叶状。

　　三十多年后乾隆皇帝再来香山时又见此树，仍然繁茂。但自感奇怪的是，在这些年中，诗已写了几万首，竟没有一首是歌颂此树者，故而有此诗歌，刻在碑上，专门要歌颂它一番。

　　这种对植物的尊重，对大树的尊重，难能可贵，表达了一种不光是对佛，也是对自然的爱护和亲善，既符合佛教普度众生的理念，也符合中国古典哲学中“天人合一”的哲理。

　　而且是由皇帝本人做出了表率，树起了榜样，不简单！

　　可惜，原树已亡，不知所终。今人在碑附近补种了几株小娑罗树，上面挂着牌子，叫它“七叶树”。

　　盼着它们快快长大吧，好和这块了不得的歌碑相匹配呀。  

七叶树

    北海的三座刻藏字石碑

　　北海北岸是藏传佛教皇家寺庙最集中的地方，一共有五座，由西北角向东数，依次是：小西天（又称极乐世界）、万佛楼、阐福寺、大西天经厂（又称大圆镜智宝殿）、西天梵境（又称大西天）。这五座喇嘛庙过去个个精彩，高大宏伟，辉煌灿烂，豪华壮丽。除了阐福寺和大西天经厂之间夹着一个“快雪堂”之外，北岸简直是一个庞大的喇嘛庙博物馆群。现在五座中有两座较为完整，它们是最东边的大西天和最西边的小西天。阐福寺主体和大西天经厂主体在1919年被一场大火烧掉。大西天经厂遗址后改为北海体育场，后又划出北海，成了另外一个单位。万佛楼于1975年被错误地拆除。阐福寺遗址和万佛楼遗址1979年被辟为北海植物园。只有万佛楼前的《万佛楼瞻礼》诗碑依然存在。

　　这组北岸建筑有三大特点，一是其中五分之三是乾隆时期为皇太后过生日而建；二是每组建筑前面都有漂亮而独特的“前脸”，建筑时间不同，但搭配合理，大西天前有琉璃牌坊，大西天经厂前有九龙壁，快雪堂前有铁麒麟影壁，阐福寺前有五龙亭，个个闻名天下；三是带藏文的石碑最集中，因为它们是藏传佛教喇嘛庙中的石碑。

　　《万佛楼瞻礼》诗碑是所有北京刻有藏文的石碑中最大、最漂亮也最有气派的一座。

　　万佛楼是乾隆皇帝为母亲八十大寿而建造的，头一年正值乾隆本人六十大寿，万佛楼有庆祝双生日的意思，所以盖得极其讲究。万佛楼是一座三层的高大殿堂，底层有金佛4956尊，中层有金佛3048尊，两者均取八的倍数，寓意庆八十大寿，上层有金佛2095尊,取皇帝有“九五之尊”的典故,三层共有金佛10099尊，故名“万佛楼”。乾隆皇帝曾下令文武大臣和封疆大吏各造金佛一堂，大的金佛188两8钱,小的58两,也都扣八十大寿的含意，是集资而来的产物。前后用了十年的工夫来征集。这一点乾隆石碑的文字中写得很清楚，叫做“数计万因资众举”。

　　可惜，这些金佛均被侵占北京的八国联军中的日本部队抢夺得一干二净。

　　万佛楼碑亦是方碑，体量很大，顶盖和基座硕大，雕工极其复杂，层次很多，是一件大型石雕精品。

　　现在石碑已由万佛楼前原址移至小西天的南侧，靠近北海岸边。

　　碑南侧为汉文，西侧为藏文，北侧为蒙文，东侧为满文，字迹依然很清晰。从它目前所在位置上看，此石碑可能是参观人数最多的，其“四种文体”会给人们留下强烈印象。

　　北海北岸的第二块带有藏文的石碑在大西天的北部，即西天梵境的后院，现在这个后院没有对外开放，由北京市文物研究所使用。这座后院里有两件宝贝：一是高大雄伟的琉璃阁，二是七佛塔碑亭。

　　七佛塔是一件非常有意思的塔，造型和内容都堪称一绝，天下没有第二份。它也是乾隆时期的文物，建于1777年。它是源于六世班禅进贡的七佛。“七佛”是怎么回事，乾隆皇帝闹不明白，问僧人也不知所以，最后询问在京的总理蒙古喇嘛教教务的国师查嘉大师，又查阅了多部佛经，才考证出来。原来佛教在印度有七佛，于是，乾隆皇帝写了一篇论文，把这七佛都叫什么，姓什么，是属于什么部族，父亲是谁，母亲是谁，徒弟是谁，儿子是谁，都一一写明，而且叫人都一一刻了像，共七幅，刻在七块石板上。加上他本人这篇论文用四种文字刻在第八块石头上，组成一座塔。塔的框架是木质的，石板镶嵌在木框中，塔基是石头的，整合起来组成一座空心的八角形塔，塔外面再加盖一个很大的漂亮亭子，叫做“七佛塔碑亭”，原来是属于大西天（西天梵境）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乾隆文章的石板上由右起依次是汉、藏、蒙、满四种文字，竖写，汉字有蚕豆般大小，楷书，是乾隆御笔。

　　依逆时针方向，塔上排列那七幅佛像，看到最后，才出现释迦牟尼佛。这和很多人想象的大不一样，对此，乾隆有解释：“第一毗婆尸佛种刹利，第二尸弃佛，第三毗合浮佛种刹，以上三佛为过去庄严劫佛；第四拘留孙佛，第五拘纳舍牟尼佛，第六迦叶佛，第七释迦牟尼佛，以上四佛为现在贤劫佛。”有根有据，排座不能错。

　　说到释迦牟尼佛，乾隆写道：“第七释迦牟尼佛，种刹利，姓瞿昙，父净饭王，母大清净，居舍卫城，神足二，一名舍利佛，次名目犍侍者名阿难，子名罗目侯罗。”

　　这可能是关于释迦牟尼佛最有权威性的“人事档案”了。真是大开眼界。

　　七佛刻得很纤细，画面也丰富多彩。最顶端刻有四小块各种文字说明，右起依次是汉、满、蒙、藏。背景必有树，树上必有果子，树种各不同，佛的双手必有物。释迦牟尼佛的手中是一个大桃子，手心脚心都有花。每尊佛左右各有弟子像，都是两人，弟子像底下还各有四个人像，所有佛和弟子下面都用小号的藏文刻着名字。画面所有的空地也都充满了很写实的东西，如小羊，小鹿，小花，小草，石头，流水等等，看得出是下了功夫描绘的。画面和文字完全吻合，这都是人，不是神，是生活中活生生的人，只是他们都得了道，成了智者。

　　这种原教意的东西看着很亲切，不觉胸中升起暖暖的亲和与敬意，这既是学问，又是历史，还是艺术，顿时产生一种亲近感。

　　北海琼华岛永安寺中还有一座大型方石碑，叫做《白塔山总记》，也是乾隆御笔，南为汉文，西为藏文，北为蒙文，东为满文，在中轴线的右侧，有亭子保护。外国的景点一进门一般都有接待中心，免费发放旅游简介；我们这里，老祖宗有大石碑，这个旅游简介可是不简单，是皇帝本人写的，很详细，很准确，头头是道，还有汉文、藏文、蒙文和满文四种文字，多棒！    

     另外四处的五块藏文石碑

　　第一处第一块：碧云寺里有一对石碑，立在碧云寺金刚宝座前方左右两侧。石碑各有一座石头亭子罩着，规格挺高。此碑叫《御制金刚宝座塔碑》，右侧是汉、藏两种文字并列，左侧同样一亭一碑，则是蒙、满两种文字并列。

　　金刚宝座是一种源于印度的佛塔形式，在印度释迦牟尼悟道成佛的普提伽耶城曾建有一座这种形式的塔，一座方台上有五座小塔。佛教传入我国后，这种形式的佛塔也开始在我国出现。北京先后建有四座：五塔寺、碧云寺、西黄寺和玉泉山妙高寺。

　　北京碧云寺金刚宝座塔建于乾隆年间，碑文上说：有西僧入贡，于是下令按其图纸样式建造，在碧云寺选址，高度广度都适合。原本这种塔是供藏佛的舍利齿发的，以便后人崇奉。而建此塔则是为了显示佛的威德，人天瞻仰，佛如日当天，有神力加持，可排除一切劫难。

　　第二处第二块：在香山附近，在团城演武厅之南，有一块《御制实胜寺碑》，是乾隆十四年立的，记载了一段历史，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这块碑是另一种典型，它和宗教无关，和庆典也无关，只承载历史。

　　实胜寺已不存，但实胜寺碑尚存，而且完好，有华丽的碑亭庇护，虽处荒郊，亦神采奕奕。

　　乾隆十二年（1747年）四川大金川土司莎罗奔侵犯邻近土司，并杀伤官军。清政府派兵攻打大金川。久攻不下，只因对方有碉可守。此时，出现了以碉攻碉之说，建议清军也筑碉。乾隆以为这是下策。回想，清初，旗人常用云梯登城取胜，于是下令在香山一带建筑石碉，选战士练习攻碉，不到一个月，练得精兵二千人，派至前方，大获全胜。于是敕建实胜寺，并在寺左右建房，驻扎新建的健锐云梯营。这就是历史上的“大金川之役”。是乾隆皇帝得意的十大武功之一。

　　昔日的六十余座石碉今天在香山一带只依稀可见一二，然而这块石碑却永久铭记了这段历史。看了石碑之后再抬头向远方看那残存的石碉，历史仿佛又回到了眼前，结结实实觉得时日的悠远和缤纷。

　　这块实胜寺碑体量也很大，高丈余，四方，有四种文体。夕阳时分，迎着阳光的恰是刻藏文的一面，格外抢眼。

　　第三处第三块：万寿寺（现首都艺术博物馆）中路第二进里有一对石碑，右侧正面为汉、满两种文字，左侧正面是藏、蒙文字，刻的是《敕修万寿寺碑记》，由乾隆皇帝撰文，由大学士梁诗正书丹，碑的背面都是乾隆的亲笔诗句。文的大意是为了庆贺其生母皇太后六十大寿，特重修明代寺庙万寿寺。万寿寺恰好位于紫禁城和畅春园之间，名字又是万寿，很吉利，故而重修，祝愿母亲万寿无疆。

　　第四处第四块：雍和宫里，雍和门殿和雍和宫殿之间有一块重要的大四方碑，高6.2米，每面宽1.45米，上刻乾隆皇帝的一篇重要政论文章，题目叫《喇嘛说》，并建三丈五尺高的正方形碑亭以护其碑。碑北是汉文，西为藏文，东为蒙文，南为满文。

　　此文篇幅较长，正文有671字（大字），注释有1489字（小字），落款19字,共2179字,都是乾隆御笔,写得工整漂亮。

　　在所有上述十五块有藏字的石碑中，此碑分量最重，意义非凡。

　　最重要的是下面这段话：“各部蒙古，一心归之，兴黄教，所以安众蒙古，所系非小，故不可不保护之。”

　　乾隆指出：其祖父康熙皇帝兴黄教，兴藏传佛教，又称喇嘛教，并不是只为西藏，重要的是为蒙古。兴黄教，可以安定众蒙古部，非同小可，涉及国家兴亡大事，不可不保护。

　　这便是关键。

　　此外，此碑还有两个重点：一是对西藏僧人要赏罚分明，“皈道法之人则嘉之，悖道法之人则惩之”，对“妨害国政”者，“按律治罪”，直至“剥黄正法”；二是实行“金瓶掣签”制度，避免私相传袭，把决定达赖、班禅接班人选的大权由西藏地方集中到清朝中央，明确了西藏地方与清王朝的从属关系，成功地完成了西藏历史上的重大政治改革。

　　看，如此重大的政治举措和方针政策，都直接铭刻于石，公之于众，真不愧是透明之至啊。

　　透明的石头！了不起的石头！

　　第四处第五块：雍和宫还有两块石碑，叫《雍和宫碑文》，在雍和宫门殿之前的广场里，西侧的是藏文、蒙文的，东侧的是汉文、满文的，是乾隆皇帝写的建喇嘛教雍和宫的经过，说的是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此地是皇四子胤祯的府邸，1722年雍正皇帝继位后三年改为行宫，名“雍和宫”。1744年,乾隆九年,正式改为藏传佛教寺院。

　　另，西城护国寺是一座古寺，明代、清代都住过大喇嘛，曾是京城喇嘛教中心，遗址内现存大量石碑，其中有明代藏文碑两块，还有康熙、乾隆御制碑，亦是四种文体，因未及考察，未录。

 

　　寻访完北京的藏式建筑和十五块刻有藏字的北京石碑，头一桩飞入我脑海中的想法就是——这真是一组绝佳的好教材。

　　在这批石碑面前一看，人们立刻就会明白很多——

　　噢，西藏自古就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噢，藏传佛教（喇嘛教）在北京原来竟是那么受尊重和受重视，而且在安邦立国上的确是那么重要；

　　噢，西藏杰出的宗教和政治领袖，像六世班禅，在历史上原来是那么拥戴和亲近中央政府，不要说搞“藏独”，就是谁有丝毫的离心离德都会遭到严厉的谴责和制裁，让它没有存身之地；

　　噢，藏文藏字在北京原来是那么常见，而且地位显赫。因为中国历史上有元清两朝，蒙文和满文不足为奇，可藏文藏字就不同，祖国远疆少数民族藏族的文字，却能在北京有这么高规格的待遇，数量又那么多，这说明：藏族人民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分子，西藏地区是祖国的一部分，想想，要不然，中国皇帝的每一篇重要文章或者题词，怎么都会有藏文译本，怎么会堂而皇之地频频刻凿在首都北京最重要的石碑上！

　　将这些美妙的建筑和石碑,串连起来,就是一个个有关西藏问题的专题，我们的确应当好好保护。

　　在它们现存的地点,应该特别标明出来，树立醒目的牌子，用中外多种文字，科学、准确、通俗的语言介绍它们的历史和由来,让更多的人知道它们的存在和巨大的历史文化价值。

　　盼着北京这一组西藏专题的好建筑好石碑再度辉煌，发出应有的耀眼光芒，让所有见过它们的人们为之惊叹，为之折服。

　　好好地善待这些藏式建筑和十五块有藏文的石碑吧！它们真的很好，特别好。这样的窗口确是神来之笔，静静地看，能在陶醉中领会一个真实的西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