坚持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统战性 荣誉性 学术性

摘要：本文通过对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统战性、荣誉性、学术性的基本分析，阐述继承和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的必要性，探索新时期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特点和创新途径。

    与参事室一样，文史研究馆是党的统一战线的重要方面，是政府工作的组成部分，是我国民主政 治的具体体现。文史研究馆与统一战线其它领域的工作一样，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任务，以探索创新工作机制为先导，在实际工作中不断发现和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既要继承和发展统战重要“法宝”的作用，还要在工作中不断创新。本文通过对文史研究馆工作的统战性、荣誉性、学术性的基本分析，探索文史研究馆工作的新特点和创新途径。

一、文史研究馆工作是党的统战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具有鲜明的统战性
    统一战线历来是我们党的重要法宝，也是很重要的一项政治工作 。从建党初期开始，80多年来，统一战线先后经历了民主联合阵线，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人民民主统一战线和新时期爱国统一战线等几个时期。随着时代的发展，目前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阶段的爱国统一战线。统一战线历来为党的总路线总政策服务。从总体上看，我们国家保持了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民族团结，社会进步的欣欣向荣局面，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综合国力不断增强。应该说，不同的历史时期，统一战线均发挥了重要法宝作用，党的统战工作包括文史研究馆的工作贯穿于社会主义祖国的建设和发展之中。
    文史研究馆是在建国之初由毛泽东主席倡导成立的，其宗旨是敬老崇文，其目的是团结和安置文化界学术界名流耆宿，使之颐养天年，服务社会。文史研究馆馆长、副馆长一般由党外著名人士担任，并且90％以上的馆员是爱国民主人士，是共产党的朋友、诤友、挚友。早在建国之初，按照毛泽东主席关于敬老崇文的批示精神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关于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中央文史研究馆于1951年正式成立。之后，全国省、区、市相继建立了共33个文史研究馆，全国馆员最多时总数达3000多位，目前有1665名馆员。文史研究馆成立宗旨及其组织形式都突出地体现了它的统战性的特点。
    文史研究馆汇集了一大批文化、艺术、史学界的硕学之士，他们或全国知名，或为一方之望，饱经沧桑，阅历丰富，具有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与我们党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如：中央馆的符定一、叶恭绰、柳亚子、章士钊、陈寅恪、沈尹默、齐百石、陈半丁、张恨水、朱启钤、萧乾、启功、袁行霈、王世襄、欧阳中石、朗志正、王蒙、冯冀才、樊锦诗、王立平、韩美林等等，又如北京、上海、天津、重庆、广东、河南、湖南、安徽、陕西、西安、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宁夏、甘肃等32个文史研究馆人才荟萃,集中了近代和当代文化精英。贵州省四任馆长中，有三任是非中共省级领导干部担任。    
    文史馆把这些年高德勋的专家学者团结在党和政府的[[[周围,按照“拾遗补缺，各展所长，量力而行，尽力而为”的原则，安排馆员抢救整理历史文献，通过著书立说、修史编志、艺术创作和开展海内文化交流等活动，为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做贡献。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这是文史研究馆区别于政府其他研究机构的一大特色。同时，为了加强党对文史研究馆工作的领导，在文史馆设有党组。在馆领导班子配备和人员组成上与政府直属机构的其他部门不同，充分体现了统战性，馆领导班子中既要有中共党员，又要有民主党派和无党派爱国人士。馆长、副馆长由同级政府首长聘任。根据工作需要，党外领导成员的任职年龄可适当放宽。这是文史馆区别与政府其他机构的又一特点。
    文史馆积极开展统战联谊活动，为祖国统一大业出力。文史研究馆馆员大多有特殊的历史文化背景，他们的亲属或故旧不少散居在国外或台、港、澳地区，彼此间有着千丝万缕的亲情联系和割不断的血缘关系。馆员们在统战工作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1973年，92岁高龄的中央馆副馆长章士钊先生受毛泽东和周恩来总理的重托，亲自赴香港为海峡两岸的联系进行沟通。

二、文史研究馆人才荟萃，具有崇高的荣誉性
    （一）馆长、副馆长和文史馆员享有崇高的荣誉，分层次由国务院总理、地方行政首长颁发聘书。
    文史研究馆馆员大多是有代表性、有影响的、学术或艺术造诣较高的党外知名人士；此外，知名度高、影响大的中共党员也属于选聘范围，为了保持统战特色，中共党员馆员比例一般占10％。现参照政协4：6的比例，以非中共人士为主体。馆员由有关方面推荐，经过遴选、提名、考察，报政府批准后，发给聘书。中央文史馆馆员由国务院总理颁发聘书，各地文史馆馆长、副馆长、馆员由地方政府主要领导颁发聘书。
    中央文史馆和地方各馆的馆员，或为学识渊博的专家学者，或为造诣颇深的画坛名人，或为社会名流贤达，以及前清进士、举人、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他们入馆以后，老有所养，深感欣逢盛世，心情舒畅，焕发了生命的青春，积极关心国家大事，发挥自己的专长，有的整理文献、点校古籍、鉴别文物，有的编史修志、著书立说，有的潜心书画、唱和诗词，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文史研究馆的工作与时俱进，广大的馆员更是以饱满的热情，推动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大力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为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积极开展海内外文化交流，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馆员们以高尚的人格、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丰硕的成果报效祖国和人民。因此，文史馆员这一称号具有高度的荣誉性，一直受到社会各界的敬仰。
    （二）党和国家领导人给予文史馆员优厚的礼遇
    我们党和政府的历届领导人都很关心和支持文史研究馆的工作。文史馆和馆员享有很高的荣誉，早在建国之初，文史研究馆的名称是毛泽东主席亲自选定的，首任中央文史馆馆长符定一先生是毛主席恭请的。最初中央馆的馆址北海静心斋，是由周恩来总理亲自选定的。在全国各省（区）市设置文史研究馆的决定，是在邓小平同志的支持下制定的。党中央、国务院以及各省（区）市的主要领导同志都在不同场合会见过文史馆馆长、副馆长和馆员，参加过文史馆的活动，并亲自批示馆员意见书。
    最让人难忘的是，1953年中央文史馆副馆长叶恭绰、章士钊和馆员朱启钤（贵州开阳人），看到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设计方案后，向毛主席提出三条建议，毛主席批示：“彭真同志，此件请付委员会讨论并邀请建议三人参加”。1966年，在中央文史研究馆建馆45周年之际，先后有14位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纪念活动。1998年中秋佳节，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出席招待会，亲自为新聘的中央研究馆馆员颁发聘书，并发表重要讲话。2001年，朱总理在百忙中亲切接见了出席中共文史研究馆建馆50周年纪念会暨全国文史研究馆工作座谈会的馆员和代表，并发表重要讲话。2003年到2009年间，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多次来到国务院参事室和中央文史研究馆，看望参事、馆员和工作人员，并与他们座谈。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向大家表示节日的祝福。温总理还到中央馆陈列室观看了章士钊、齐百石、沈尹默、启功等名家的作品，仔细翻阅桌上陈列的历届参事、馆员的部分建议书和著作，连声称赞参事、馆员学识渊博、艺术精湛、德高望重，是国家的宝贵财富，要发挥好他们的作用。在2009年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对做好新形势下的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明确提出了三点要求：一是提高建言献策的质量和水平，二是发挥好民主监督的作用，三是在推进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国务委员兼秘书长马凯同志也在会上特别强调：“文史馆工作在巩固和壮大党的爱国统一战线，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为政府了解民情、反映民意、集中民智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是政府工作不可或缺的部分，也是我国文化建设不可或缺的一支力量。团结更多的海内外同胞为国家现代建设，为促进祖国统一做出心的贡献。”

三、文史研究馆在推进文化建设中能够发挥独特优势 ，具有较高的学术性
    中华民族在五千年的历史中，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当今时代，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要坚持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前进方向，兴起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新高潮，激发全民族文化创造活力，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使人民基本文化权益得到更好保障，使社会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使人民精神风貌更加昂扬向上。”温家宝总理在2009年全国政府参事室文史研究馆工作会议上，明确指出：“文以载道，文化更具有永久性。文化的力量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和凝聚力之中。化解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社会等种种矛盾，必须依靠文化的熏陶、教化和激励作用，通过有说服力的、贴近民众的方式，将真诚、公平、正义等理念，潜移默化地植入于民众的心田。这样，社会才能健康、有序、和谐和可持续发展。”温家宝总理还说：“文史馆馆员都是德才望兼备的饱学之士，许多老先生在国学研究和艺术创作方面造诣很深，国内外享有盛誉，我们应该重视办好文史馆，鼓励和支持馆员们从事文史研究和艺术创作，多出精品，充分发挥其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的独特作用。”盛世兴文史，文史研究馆一直把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己任，在开展文史研究、文艺创作、科学研究、学术探讨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种作用的发挥，充分展示了文史研究馆所具有的学术性特点。
    中央文史馆和地方各馆汇集了一大批我国传统文化领域的精英耆宿，被称为“当代翰林院”，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应该而且能够发挥独特的作用。文史馆馆员中有著名的作家、诗人，书画家、音乐艺术家，文物鉴定家，他们在文学、史学、法学、医学、教育、艺术等方面取得巨大成就。文史研究馆根据馆员的专长和特点，在认真做好统战和服务工作的基础上，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组织馆员抢救整理、注释和翻译历史文献，编审地方剧目，鉴别文物、编史修志，著书立说、学术研讨等，中央文史馆举办“国学论坛”并与各地举办高水平的书画展。馆员们各展所长，以文会友。有的出版了文集或全集，有的专著存世，有的举办展览，有的走上国际讲坛。多数馆员活跃在各自研究的领域，在文史研究和文学艺术创作等方面，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
    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全会以后，各地又选聘了一些文史知识丰富或有书画专长的离退休知识分子为新馆员。他们善于以史为鉴，古为今用，通过各种形式和方式弘扬祖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向广大群众和青少年进行爱国主义教育，让传统文化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1989年由中央文史研究馆牵头，全国33个文史研究馆通力合作，动员组织2000多位馆员及数千名专家学者进行撰稿，历时5年，由萧乾馆长主编、地方各馆长主笔或参与编写了一套近500万字的反映清末民初以来社会历史文化风貌的《新编文史笔记丛书》（50册），该书获1993年度的第七届中国书奖。中央文史馆和北京、上海、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方各馆都编有诸如《世杂志》、《贵州省文史丛刊》、《云南文史》等刊物，受到广大爱好者和读者的欢迎。尤其是馆员撰写的“三亲”（亲闻、亲见、亲历）史料弥足珍贵，起到了“探寻古典、激发当代”的积极的社会作用。馆员们各展所长，开展学术研究和艺术创作，成绩斐然，硕果累累。中央馆和地方各馆先后出版了《联绵字典》（符定一著）、《柳文指要》（章士钊著）、《章士钊全集》、《萧乾文集》、《启功书法丛论》，《陶渊明集笺注》（袁行霈著）、《中华文明史》、《缀英集》（袁行霈主编），《绵灰堆》在两年内五次再版，《刻竹小言》（王世襄著）、《中国古代城市规划建筑群布局及建筑设计方法研究》（傅熹年著）、《篆艺通典》、《人生宝典》（侯德昌著）、《宋元画本》、《唐代小说史》（程毅中著）、《湖北文征》、《甘肃历史名人画卷》、《云南廉政名人录》、《黔馆文集》、《黔馆诗集》、《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志》、《黔故谈荟》、《中国抗日战争诗词曲选》、《千秋中华魂》等等。
    贵州省立足本省地域文化，充分发挥文史馆的组织优势和馆员的自身优势，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以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为己任，坚持开门办馆，加强与文化团体、人文科学机构的合作与交流，集中力量开展形式多样、有广泛影响和实际效果的学术性、文化性活动，2004年10月与中央文史研究馆共同举办朱启钤学术研讨会，编著《冉冉流芳惊绝代》，2007年11月我们以纪念北京大学创办人、贵州历史文化名人李端芬逝世一百周年，与北京大学联合举办了李端芬学术研讨会。在省内外引起较大反响，评论如潮。贵州馆心还充分注重凝聚各类学术资源，通过刊物引导、学术讨论等方式，引进来，走出去，逐渐形成贵州学派、贵州画派、贵州书派和贵州诗派。努力在文史研究、书画创作、学术交流上不断有新的作为，在存史资政、教化育人上不断有新的突破，为建设贵州地方特色文化，构建“和谐贵州”做出新贡献。
    正是因为文史馆所发挥的文化性与学术性作用，一些外国友人把文史馆员称为中国的文学院士。1953年，著名的齐百石先生获“中国人民杰出的艺术家”称号，并于1956年获世界和平理事会颁发的“国际和平奖金”，1963年被评为世界十大文化名人之一。著名的王世襄先生获荷兰“2003”年克莱斯基金会最高荣誉奖，并将10万元欧元奖金全部捐给了“希望工程”，建一所“中荷友好小学”。            

    文史研究馆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按照温总理关于“在推进国家文化建设中发挥独特优势”的要求，近几年，中央馆馆长袁行霈、陈鹤良等领导先后率馆员赴美国、北欧、韩国、新加坡、日本等国家和香港等地访问，举办学术讲座和书画展，为促进祖国和平统一献计出力，并通过文化活动传授中华民族优秀的传统文化。中央馆馆长袁行霈亲主持编写《中国地域文化通览》，国务委员马凯对编写此书作出了重要批示：“希望精心组织，通力合作，成为立意高远、内容翔实、史论结合、特色鲜明的传世精品”。
    实践证明，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　建立文史研究馆的决定是完全正确的。文史研究馆的长期存在，是弘扬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优秀传统文化的需要，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和团结老年知识分子的需要，做好馆员的统战工作，有利于坚持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利于传承和弘扬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促进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有利于加强与港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人的联系，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促进祖国统一大业。

    蒙育民：贵州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2009.5.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