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学大师饶宗颐谈敦煌之缘

　  上世纪50年代,饶宗颐写成《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此后与敦煌结下不解之缘,特别是近30年里,先后3次前往敦煌莫高窟等处考察,加上前半生的积累,逐渐步入了上古史、宗教史和艺术史境界。
    与敦煌结缘后,敦煌学、甲骨学、词学、史学、目录学、楚辞学、考古学、金石学、书画学,浩瀚渊博 ,没有疆界。他的敦煌彩绘、敦煌白描、敦煌风光、敦煌写经、敦煌木简残纸等80余幅书画作品,是书艺俱佳的证明。正是源于钻研敦煌学的机缘,饶先生书画呈现“以书通禅”之境。他曾自言道:“熟读禅灯之文,于书画关捩,自能参透,得活用之妙,以禅通艺,开无数法门。”晚年他在书艺、画艺上溢出 “自我生命的自然流露”天趣之美。
　　饶宗颐写“我与敦煌”4个字,在简洁中透出深意,当年鸣沙山前一派大漠孤烟、长河落日之景,如今被饶先生悠然入画,一旁的题诗“白杨古窟鸣沙,落日丛祠暮鸦。西渠阳关尺咫,三危山下人家”,平添许多意境。
　　上世纪80年代初,饶宗颐回到阔别30年的大陆,从香港大学退休的他展开了一场为期3个月的中国文化之旅。
    上世纪50年代,饶宗颐先生与敦煌结缘,在友人协助下购得大英博物馆收藏的敦煌文物微缩胶片,使他成为海外学者第一个拥有这套重要敦煌参考资料的人。随后他发表《敦煌本老子想尔注校笺》,将这部藏于伦敦、反映早期天师道思想的千载秘籍全文复出,触发了此后欧洲的道教研究计划。上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饶宗颐又多次到巴黎研究由伯希和从敦煌带到法国的文物、经卷,却没能亲身前往敦煌考察。
    1980年秋，“在国外摸过不少敦煌卷子,第一次来到敦煌让他格外兴奋。”坐了一整天火车,在汽车上一直凝望车窗外,等待沙漠海市蜃楼的出现。尽管条件艰苦,生活用水都由部队官兵运送而来,饶先生兴致不减,日日写诗作画,“有时甚至写在餐巾纸上”。
    “第一次来莫高窟,他感觉对这里的数百个石窟已如数家珍,按伯希和当年对敦煌洞窟的编号,非常直接地选择了50多个洞窟考察,都十分有代表性。”
　　“洞窟里保存着东晋直至宋、元时期历朝历代的壁画,如同考古现场的地层关系一般,洞窟越深处壁画年代越古。考察洞窟的不同时期敦煌绘画的时代特征和转折流变,白画与整个敦煌艺术的关系。”凭他海外资料著有《敦煌白画》一书,“敦煌白画实际上就是敦煌壁画的画稿,一般采用白描画法,历代敦煌画师是根据这些底稿彩绘成敦煌壁画的。过去几乎没有人注重这些白画的价值,根据敦煌白画考证出敦煌壁画画风发展的流变。”反复将藏经洞发现的白画资料与现场的壁画作对比,“敦煌壁画在不同年代的人物典故、动植物场景重复出现,白画比对后,就能清晰辨识出哪一种艺术技法始于哪个朝代的哪位画师。”
　  他写成了后来非常著名的那首诗《莫高窟题壁》:“河湟入梦若悬旌,铁马坚冰纸上鸣。石窟春风香柳绿,他写经生。”加上对敦煌艺术的向往,自然流露于他的诗中。
    在敦煌,除了千佛洞,藏经洞进行了考察,特别察看了没有散佚海外的部分珍贵敦煌经卷。“专门到研究所阅览室查阅这些敦煌经卷,几乎过目不忘,基本无须笔记,如有必要时才记录下来。”在他自己的大写意画作中复现了敦煌鸣沙山、火焰山那种震慑人心之美,画成《火焰山》、《敦煌榆林窟》等数米长的大卷,“敦煌景象”。
    饶先生学术特点就是“事事爱追根溯源,从不轻信任何人的既成结论”。“从来不信奉权威,最爱较真!”
    30年前学术经历是他一生的重大转折点,过去是通过流失海外的中国古典文献及实物来研究中国文化,通过长达3个月的实地考察使他接触到更为广博的古代文物,在学术与艺术领域的实践得到进一步升华。季羡林先生对饶先生的评价中得到印证,季先生从“地下实物与纸上遗文”、“异族古书与吾国旧籍”、“外来观念与固有材料”3个方面高度概括了饶先生的学术成就。

　　他从艺80载的心得这样说:“我作画同我做学问一样,做学问向来不讲人家讲过的话,作画不照人家走过的路走。我作画学古人,但也是写我自己,就像写诗步古人韵,实际上是写我心中的诗,是借古人的躯壳表达我的精神。 “我与敦煌”的80余件作品,集学术与艺术为一体,缩印了他跨越半个多世纪赴敦煌求索的背影,凝聚着他一生学艺的探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