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熹年：明清都城北京城

    北京地区在唐代为幽州。936年为辽所占，于938年立为辽南京。1122年（北宋宣和四年）北宋与金合力攻克辽南京后，暂归北宋管辖，称为燕山府。1127年金灭北宋后， 金海陵王于1153年（南宋绍兴二十三年）建都于此，史称金中都。1215年（南宋嘉定八年）蒙古军攻占金中都，金残余势力南迁汴梁后，于1 234年为蒙古所灭。1267年（元至元四年）元世祖忽必烈决定在金中都东北方以琼华岛为中心兴建新的都城，于1284年（元至元二十一年）基本建成，史称元大都。1368年（明洪武元年）明军攻克元大都，元亡，明攺称大都为北平府。1416年（明永乐十四年），明永乐帝决策定都于此，在元大都的中南部建新都，于1420年（永乐十八年）基本建成，为与明洪武时旧都南京区别，称为北京。1644年（清顺治元年）明亡，清代仍定都北京。这是北京地区辽、金、元、明、清五朝建都的大致过程。

    元代大都城的情况徐苹芳先生己介绍过， 这里不再重复，只简单强调一下它在城市发展史上的意义。它是我国历史上第一座平地创建的开放式的街巷制都城。從規劃的完整性和面積的弘大（50.9平方公里）而言，在中國和世界古代城市發展史上都具有重要意義。
 

    都城是國家的統治中心。自西周起，各朝的都城大多建有大、小兩城，小城为宮城，是宮廷、官府集中的權力中心，大城又稱“郭”，其內安置居民。战国至五代（前475～960）以來，都城都实行市里制，把城内居住区建成用围墙封闭的里坊，居民安置于里坊中，居民出入要经过有专人管理的坊门，并实行夜禁。商业则集中在封闭的市中，定日、定時开放。宮城虽建在大城之內，但都要有一面或两面靠大城的城牆，目的是为了在發生叛亂或民變時便于皇帝外逃，這是當時的政治形勢造成的，漢、唐的都城長安、洛陽都是這樣，用髙度规整有序的封闭的里坊和市对居民生活实行严格的控制。

    到宋代實行高度中央集權和文官制，又集重兵於首都及其四周要地，地方軍力和豪強勢力削弱，形成內重外輕的形勢，基本杜?了发生內部政變和地方叛亂的可能，北宋都城汴梁才敢於把宮城完全置於大城中心。與此同時，北宋中期以後城市商业手工业繁荣，封闭的坊和市限制商业发展，因此拆除了坊牆，使居住的巷可以直通街道，可沿街道两侧建商店和手工作坊，并取消夜禁，允许夜市话动，形成了商业繁荣的街巷制城市。但为适应这种改变，在城內設置了大量近似于近代“巡警阁子”的“軍鋪”，直接控制城市治安和居民活動，代替了里坊的控制居民的作用。置宮城於都城中心和拆除坊墙、沿街设店的開放的街巷制是中國中央集权王朝社会由中期轉向後期在都城建設上的標誌之一。但北宋汴梁、南宋临安、金中都这几座都城都是在原有的里坊制城市基础上拆除坊市围墙改造成的，布置受原有格局限制。只有元大都是历史上唯一一座在國家主持下按既定規劃平地創建的街巷制的都城，并在明、清二代基本沿用下来。它充分体现了街巷制都城的特点，在中国古代城市發展史上有重要意義。

    一、明代北京城   

    明洪武元年（1368年）明軍攻占元大都，元亡。明改称大都为北平府，並把北城牆向南移2.8公里，縮小城?範圍，以利防守。明永乐元年（1403年），朱棣奪得帝位後，往来于南京和北平之间，稱北平为“行在”。永樂十四年（1416年）決策把元大都改建為新的都城，創建新的宮殿。至永樂十八年（1420）基本建成，稱为“北京”，又简称“京師”。   

    （一）改建措施
    中国古代有一个坏传统，即新兴王朝大都要把前朝的标识性建筑如宫室、宗庙甚至都城毁去，以绝其“复辟”之望，并树立起自己的标识。自秦始皇灭六国后拆毁六国宫殿起，以后成为惯例，在各王朝更替时大都发生过这种破坏。但明代拆改元大都，除沿续这个传统外，还有民族因素。
    元末農民起義的目的是反對元的暴政，特別是民族壓廹，口號是“驅逐胡虜，恢復中華”，因此，明建囯後的基本措施是恢復和發展唐、宋以來的漢族傳統。北京城是在元大都基礎上改建的，所以其規劃思想也是要從根本上改變蒙元特色，形成能代表“恢復中華”的明朝的新面貌。但大都的街道格局形成已近百年，很難做重大改變，只能基本沿用，而儘量去除城市中帶有元代象征性的布局和標識性的建築群，依照唐宋以來漢族文化傳統加以改變。為把元大都改建為明北京，大體上採取了城與宮都向南移、改變宮與城的比例關係和以宮城軸線為全城軸線等措施。
     1. 城向南移
    明北京城的東西城墙沿用元大都舊城牆，北墙即用洪武時建的新北城牆，南墙則因宮城南移，向南拓展了約0.7公里新建。所以明北京的位置比元大都稍向南移，並非全在元大都舊址上重建，面積也由元大都的50.9平方公里縮減為35平方公里。都城南移後，東、西城墙上保留了元代三門中的南、中各二門，南、北面的城墙雖為新建，因街道網未變，城門只是沿街道向南推移，但都改變門名。這樣，城門數由11座減為9座，城門名也全部改變。
    2. 拆元宮建新宮 
    建都之始即徹底拆毀元宮，在代表元代家族皇权的元後宮主建筑群延春閣一组的基址上堆積大量拆元宮的渣土，形成人工土山，即現在的景山。此舉含有對元政權鎮壓的象徵意義，所以明人称它为“镇山”。明把新宮建在原元大內的南半部，东西宫墙也部分沿用了元代的旧宫墙，南北宫墙则向南拓展新建，形成現在的紫禁城。紫禁城在元宮位置上稍南移，寬度與元宮同，而深度則略有縮減。
     3. 改變都城與宮城間的比例關係
    在古代都城规划中，使宫城与都城间有特定的比例关系是一种传统。元大都规划时把宮城和御苑視為一個整體，設其東西寬為A，南北總深為B，又令大都城之東西寬為9A，南北深為5B，则大都城面積是宮城與御苑面積之和的45倍，以九倍和五倍的比例关係象征皇权至上的“九五之尊”。这近于元大都规划的经典依据，所以明改建元大都为北京时必须改变元大都的这个比例关係。明建北京時，因都城、宮城的東西墙都部分利用元代旧墙，城宽与宮寬之比和元代相同，其比例仍為9：1，故只能通过改变南北深度来改变这个比例。明北京令城深与宮城深之间的比例為5.5：1，這樣，都城與宮城的面積比改為49.5：1。如考慮北京西北角內斜所缺部分，可視為49：1。《周易.系辭》有“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說法，这个都城和宮城间的49：1的比例关系，正是隱喻“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的說法，改變了元大都以9：5象徵“九五之尊”的含義，这就在建都的經典依據上作了根本性的改變。
    4. 確立全城唯一的南北軸線 
    新建的紫禁城在元宮基礎上南移，所以仍位於元大都的規劃中軸線上。同時，又拆毀了作為元大都幾何中分線標識的鼓樓、鈡樓和其東的中心閣，在原中心閣一線上建成新的鼓樓、鈡樓，南對景山及紫禁城。這樣，全城就只有這一條穿?紫禁城基本上縱貫南北的規劃中軸線，攺變了元大都以旧鼓楼大道为幾何中軸線與以宫城为規劃中軸線，二线並存的現象。
    這是明永樂時把元大都改建為北京所採取的主要措施。
    到明宣德、正統時（15世纪上半）又進一步完善，在土築的城牆內外侧包磚，形成完整的磚城。又完善了九个城門的門樓、甕城，在城門外建牌樓和石橋，到正統四年（1439）基本完工，形成远比元大都土城壯麗的砖砌城池。正統七年（1442），又按明洪武建都南京时在宫前集中建中央官署的布局特點，在皇城正門承天門（今天安門）與皇城南突的外郛正門大明門（近代称中华门，已拆）間御道東、西側的千步廊外側各分前后两行，建六部、五府等中央官署，既继承了明初南京的布局传统，也改變了元大都中央官署分散布置的情況。這樣，就基本上完成新都城的宮室和中央官署建設，也進一步突顯了城市的中軸線。儘管原來大都的主要幹道和东西向的胡同保留下來，但作為元政權標識的宮殿、壇廟、官署、城門、城牆等重要部分已被明代的新建築所取代，元大都遂被改造成明代的新都城北京。
 

    （二）明北京城的布局
    明初建的北京城（即今内城）東西寬為6.67公里，南北深為5.31公里，面積35.4平方公里。 城南面三門，東、西、北各二門，共有九門。它的城市幹道和胡同基本沿元大都之舊，因南北向的城門不相對，城内沒有南北貫穿的幹道，東西向的城門雖相對，卻受積水潭與皇城阻隔，也未能形成橫貫全城的幹道，各城門內的大道的盡端大都是丁字街，成为北京城市幹道的特点。城內由主、次幹道形成縱長矩形的街道網，網格內即街?，街?內为橫向的胡同，基本沿用元大都之舊。城內幹道作丁字街在巷戰時可阻礙敵方騎兵衝擊，有利於城市防守，有可能是與蒙古騎兵作戰得到的經驗。
    新建的紫禁城宮殿在元宮基址上南移，其四周圍以皇城。皇城內主要布置為宮廷供應、仓储、服務的機構，因其西側包納了三海苑囿?，所以形成西宽东窄的布置。宮城、皇城基本佔據了城內的中心部分，自南城正門正陽門向北，經大明門（中华门）、承天門（天安门）、端門、穿?宮殿的午門、前三殿、後兩宮、玄武門，再經景山、地安門，北抵鼓樓和鐘樓，聚集了全城最重要、最高大壯麗的建築物，形成一條長4.6公里的南北向的城市規劃中軸線和天际线，並在皇城前部左右集中建中央官署，最大程度凸顯了髙度中央集權王朝的都城的氣勢。
    由於皇城居中，遮斷了城南部、中部的東西向主要通道，北京最重要的表現帝京街道面貌的只能是崇文門內大街和宣武門內大街兩條南北向長街。在它們與東、西長安街和朝陽門內、阜城門內大街相交處各建有牌坊，作為路的階段標誌，並打破長街的單調。在与朝陽門內大街、阜城門內大街相交處的十字路口所建的四座跨街的牌樓的周圍形成商業集中?。做為居民?的胡同雖可直通大街，但在胡同口設有柵欄，並建有供看守人居留的稱為“堆撥”的小屋，以管理居民夜間出入。
    北京的街道除少量御路所经处中间铺有石板路面外基本為土路面，故有“无风三尺土，有雨一街泥”的讽刺之句。它的下水道系統基本沿用元大都之舊，並隨新城南拓有所發展。街渠有明溝和暗渠。幹渠為明溝，暗渠大多用磚石砌成，上蓋石板。史載乾隆時內城小巷溝渠長98100丈（约313920m），明代雖小於此，也應有相當規模。這些暗渠雖考慮到利用夏季雨水沖刷清淤，但每年仍要輪翻挖開淘汚泥，屆時即形成城市的重要污染源，且常有行人失足陷溝的記載。明代歷朝都有命令有關官吏巡查，及時修理，防止地溝淤塞或遭到破壞的记载，表明它始終是城市維護管理上必須時時注意的?嚴重的問題。
    （三）明後期拓建南外城
    明自正統以後，北方蒙古残部頻繁入侵，正統十四年（1449年）蒙古瓦剌部俘獲了明正統帝，北京被围，几乎陷落。至明嘉靖間，蒙古俺答部又屢次入侵，明廷遂在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決計修築北京外城。原計劃四面都建外城，總長約七十餘里，但至嘉靖三十二年（1553）修完南面部分十三里左右後，就因人力財力困難而停工，北京就由初建時的矩形發展成在南面建有外城的凸字形平面。
    南外城東西寬約7.9公里，南北深約3.2公里，南面三門，東、西面各開一門，北面二門。由三條南北向街與一條東西向的大街垂直相交，形成幹道網。建外城後，北京的城市中軸線向南延伸至永定門，長度增至7.6公里，城区面积也增至62.5平方公里。
    南外城原為關廂，西側曾是元代由南城（金中都）到大都的通道，形成幾條由西南向東北走向的斜街，只有西側靠近前門大街的部分，因為明初官府在這裏修建了若干排稱為“廊房”的供外來經商、務工人员暫住的出租房屋，在正陽門外大街的東西側形成商業橫巷，並逐漸發展成北京的重要商业、手工業地?。新建南外城後，商業手工業更為繁榮，还出现大型酒楼、戏楼，成為明後期北京较繁華的地?之一，也帶動了北京經濟的整體發展。
    在大城市中隨著商業手工業發展，必然出現暫住外來人口，也会出现供出租的临时商业用房和住房。元大都雖未見記載，但從發掘出的西絛胡同元代聯排簡易住宅遺址，證明已有此類建築。明初的南京也建有聯排的商業用房，供出租之用。現存正陽門外的廊房?條等就是這種由官府有規劃地成片建造的出租廊房的遺迹，是商業發展後城市中新出現的建築類型。
 

    二、清代的北京城

    1644年李自成兵败西逃時只破坏了部分宫殿，城市基本完整，故清入关后即定都北京。清定都后北京的较大改变有三：
    其一，以内城为滿城，驱逐内城的汉人于南外城。内城除屯驻八旗軍外、只允许滿人居住，基本按所属旗分布，并建了大量的王、贝子、贝勒等贵族府第，使内城成为滿族軍民的专属居住区。
    其二，因内城所住均为满人，也就减弱了皇城的作用，除保留若干宫廷服务机构、庫房、寺庙外，皇城内东西侧大部分陆续发展为居住区。使八旗军和滿人居住在皇城之内，更利于使其拱卫宫城。今西皇城根以东至府右街地区和东皇城根以西至南、北池子和景山后街地区的居民区即形成于此时，因为是后形成的，故与其东西外侧的元、明时的胡同没有对应关系。
    其三，因驱逐汉人于南外城，转而使南外城发展得比明代充实、完善、繁荣。
    据《大清会典则例》记载，順治九年曾规定，“凡由内城遷徙外城官民，照原住屋數給銀爲拆蓋之費，……察南城官地並民间空地給與營造。” 据“官民”句，可知驱趕到南外城的不仅是汉族般百姓和商人，也包括地位很髙的官吏和文士，这就增加了南外城在经济、文化上的重要性，成为清代北京的经济、文化中心。有清一代，南外城商业繁荣，以正阳门外大街为中心，东西至崇文门、宣武门外大街为最繁华商业区。明代正阳门外大街原宽近80米，由于商业发展，路的东西侧为新发展的商店侵占，形成两条平行于大街的商业带，至清中后期正阳门外大街之宽缩小至30米左右，成为拥塞的商业街。街两侧有些商店为楼屋，还建有戏院等公共建筑，而在商业带的外侧形成两条南北小街。清代以崇文门、宣武门外大街为中心还建了大量行会和各省、市的同乡会、会馆等。很多著名文人学者入京后也聚居于此。随着人文荟萃，在琉璃厂还形成了以书肆为主的著名文化街。
    在内城除兴建各级满族贵族和官吏府邸，也把原有住房分配给旗民、旗丁等居住，以其饷金抵扣房价。久之，这些旗民中不事生产者往往拆卖所居房屋，不断造成市容的破坏。为此，在雍正十二（1734）年曾下令：“京師重地，房舍屋廬自應聨絡整齊，方足壯?瞻而資防範。嗣後旗民等房屋完整堅固不得無端拆賣。倘有勢在廹需，萬不得已，止許拆賣院内竒零之房，其臨街房屋一槩不許拆賣”。以后在乾隆八年、十九年也有相似禁令。这说明旗人拆房卖砖瓦木料为内城的市容造成严重问题，不得不明令禁止。但实际上只能禁止其拆临街的房屋，胡同内只要不拆临胡同房屋，把院内拆成空地也无人过问，这情况在清人笔记中也屡见记载。大约在道光、咸丰以后，随着清政权的日趋衰落，对滿城内居民的限制也逐渐松驰，汉官、汉人又逐渐可以进住内城，购买和自建房屋，使内城的建筑得到一定的恢复和发展。北京在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时又受到一定破坏，内城正门正阳门被焚毁，稍后复建，还在棋盘街东西侧建商店，以制造“天街”的虚假繁荣。
    除宫殿外，明代的北京天坛和清代的北京皇家园林，是北京现存明清建筑遗物中最有特色、可代表其时代水平的部分。 
 

    三、明北京天坛及其规划方法

    天坛是皇帝祭天的场所，表示其皇权“受命于天”，历朝都是最重要的礼制建筑。自汉以来，各朝重要建筑，如宫殿、太庙、祭坛等都采取严格对称的布局，以示庄严和崇敬，北京明清的宫殿、太庙等也是严格对称的，而天坛的现状却是南北主轴线偏在东侧，与传统不符。但如果分析它的建造过程，可以发现，它始建时也是严格对称的布局，现状是多次增建后形成的。
    永乐十八年（1420年）在北京建天地坛，实行天地合祀。其地盘南方北圆，建有一重坛墙，四面各开一门，以附会“天圎地方”的说法。其内在中心处筑一矩形髙台，台边砌矮砖墙，四面各开一门。台上建矩形的主殿大祀殿，四周由殿门、配殿，廊庑围合成南面方角、北面圎角的殿庭，与坛区地盘的轮廓相应。自坛的南门向北筑一条髙甬道，直抵天地坛的正门，称丹陛桥，形成严格的中轴对称布局。古代大建筑群规划有用主体的长度或面积为模数的传统，循此线索在实测图上探索，发现此时坛区的宽、深是台宽162米的8倍和6倍。亦即坛区以大祀殿下髙台之宽为模数，宽是其8倍，深是其6倍。
    明嘉靖九年（1530年）改为天地分别祭祀，在天地坛之南新建祀天的圜丘坛，其地盘是横长矩形，北倚天地坛的南墙，以天地坛的南门为北门，在其东、南、西三面建墙，围合成坛区，每面各开一门。在坛墙内建两重壝墙，外方内圆，四正面各开一门，圆壝墙内建高三层的圆坛，即祭天的圜丘。嘉靖十八年（1539年）又在坛北门与方壝北门之间建貯存祭天牌位的重檐圆殿皇穹宇，其外围以圎形砖砌围墙，南面开门。圜丘坛和皇穹宇建成后，基本形成新的祭天区。二者南北相重，形成中轴线，与北面原天地坛的中轴线相接，形成南北長约900米的共同中轴线，把两区连为一体。以圜丘各部分尺寸与圜丘坛区宽深比较，发现圜丘坛区的宽、深分别是方壝墙边长51.2丈的5倍和3倍，即规划时以方壝墙的宽度为模数。这和天地坛区以高台的宽度为模数的手法是相似的。
    嘉靖二十四年（1545年），又把原天地坛的大祀殿拆去，新建圎形的大享殿，即今祈年殿。大享殿建在三层白石砌成的圆坛上，称为“祈榖坛”，殿身圆形，直径24.5米，上复三重檐的攒尖屋顶，是坛区最弘伟巨大的建筑物。又在其北髙台之下建貯祭器的皇乾殿，完成了对北部原天地坛一区的改建。此时的坛区只有一重坛墙，以现在的内坛西墙、南墙和外坛的北墙、东墙为界，东西1289.2m，南北1496.6m，圜丘坛和大享殿两区在坛区的中轴线上南北相对。它的正门不再是南面的成贞门而改以西墙上的西天门为正门。 
    嘉靖三十二年北京增建南外城后，包天坛于城内，为与其西的先农坛形成夹正阳门外大道相对的形势，遂增建了外坛墙，把坛区向西扩到近大道处，向南扩到近外城南墙处，在坛区的南、西两面形成内、外两重坛墙。与之相应，在东北两面也须形成内外两重坛墙，因坛区己不能向东拓展，遂以北、东两面的原坛墙为外墙，把圜丘内坛的东墙向北延伸为新的内坛东墙，以成贞门至祈年殿下方台之距（亦即丹陛桥之长）的2倍定内坛墙北门，最终形成内外相套的二重坛墙，这样，天坛就由原来的轴线居中变成中轴线偏在坛区东侧的现状。
    综括上述，可知天坛的形制有一个发展过程，在明嘉靖三十二年以后始形成现状。历代祭天都建露天的圆台，现圜丘也是这样。但圜丘建成后，它北面明初所建合祀天地的大祀殿不能并存，必须拆去，遂改建为圆形的大享殿。本拟在大享殿行祈穀之礼，又因于礼经无据，又与先农坛的功能重复，未能正式举行典礼，故从礼制上讲，大享殿并没有固定功能。但是如从建筑群体布置角度来看，大享殿的建造，却使整个建筑群大为生色，成为坛区的中心。它攺变了历朝建造露天圆台的传统，在较单调平缓的圜丘之北，矗立起体型巨大、形象端庄的大享殿，在髙台、長甬道和浓密柏林的衬托下，成为全区的重心和天坛的主要标识建筑，使祭天的圜丘退居次要地位，其艺术震撼力远远超过了历朝的同类建筑。
    清代把圜丘四周的栏杆由蓝色琉璃改为汉白玉石，把皇穹宇由重檐改为单檐，把祈年殿的三层屋檐由青、黄、绿三色改为深蓝色，使天坛的建筑形象更为完整端庄，色调更为纯正典雅，是完善旧建筑极为成功的事例。
    天坛始建于明代，完善于清代，代表了古代礼制建筑达到的最高水平，是我国古建筑中的瓌宝。

    四、皇家苑囿及其规划方法

    代苑囿实物保存较完整，且多有实测图，可以对它的规划手法进行探讨。
    清代供皇帝游赏而不居住的苑囿主要有城内的西苑和西北郊的颐和园、静明园、静宜园，都是大尺度苑囿，佈局?自由，在规划布置上主要是强调对景和轴线关系，并建造某些超大型和超长尺度的建筑物，以控制大的景区，取得前所未有的突出成就。清代大型苑囿的另一特点是喜建园中之园，如中南海的流水音，北海的静心斋、画舫斋，颐和园的谐趣园，静宜园的见心斋等，精巧紧凑的小园与所在的大型苑囿在景观上产生对比，可起互相衬托、互为补充的作用。
    （1）中南海 
    包括中海、南海。中海在金、元时已存在，明初新开挖了南海，并在它的北岸建南台一组，清代增修完善，改称瀛台。乾隆23年（1758）在瀛台南部临水建迎薰亭，又在南面对岸建宝月楼（今新华门），与瀛台对景，形成南海部分的南北轴线。
    （2）团城 
    为元代仪天殿旧址，明代用砖包砌为圆形城台，清代加以增修，称团城。台顶主建筑为承光殿，平面呈亚字形，建于康熙二十九年（1690），殿左右古松环拥。在殿前建有琉璃砖亭，陈设元至元二年（1265）所雕玉瓮，形成南北轴线。团城北倚北海琼岛，南对中海万善殿，西为金鳌玉蝀桥，在当时起着中海和北海间的联系景点作用。
    （3）北海
    中心为北海中偏南的琼华岛，金代称瑶屿，元代称万岁山。清顺治八年（1651）为了安全需要，曾在山顶设全城瞭望点和信号炮发射处，并建白塔为掩护，故又称白塔山。自乾隆六年（1741）起不断在岛上建景点，至三十六年（1771）基本建成。北海的北、东、两岸清代也增建大量建筑，北岸以佛寺西天梵境为主体，临湖建琉璃牌坊，北端建琉璃佛阁，形成南对琼岛的轴线。其西在明代五龙亭之北建阐福寺。其东有园中之园镜清斋。在东岸北端为先蚕坛，遥对其南的画舫斋一组，在东岸也形成南北轴线。
    北海的主景是琼島，山顶白塔为标志性景物。乾隆时环塔形成四个正方向的軸线。南面自上而下为普安、正觉二殿和永安寺，前连跨湖通团城的堆云积翠桥，构成全园的主轴线。北面、西面、东面大小点景建筑自上而下，也构成轴线。但和南面轴线相比，都是辅助轴线。
为使琼島与其四周景物相呼应，在规划上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其一，因团城略偏西，不在琼岛南北軸线上，故把島前的堆云积翠桥做成曲折的三段，北段在島的南北軸线上，南段在白塔至团城间的连接线上，中段把南北段连接起来。又在桥南北建堆云、积翠二座排坊，北对琼島，南对团城，都强调其对景作用，把琼岛和团城两个重要景点有机地连系起来。
    其二，受明代原有布置限制，北海北岸几所大建筑群都不在琼岛的南北軸线上，为此，在琼岛北面漪澜堂之西并列建与它形式和体量相同的道宁斋一组，令与北岸的西天梵境南北相对，形成对景和轴线连系。并在道宁斋之南的山崖上建承露銅盘，成为这条轴线南端的标志。
    其三，因北海的主要水面在琼島之北，故从北、东、西三面观赏琼岛时，岛的北面是重要景观。但因为山顶的白塔体量巨大，山北诸景点层次较少、体量也小，难以形成气势，故在島北半部沿岸建髙二层的半环形長廊，中部在南北轴线上建漪瀾堂一组，以强调中心，在两端各建一城门楼为结束。这种处理把島的北半部连为一体，大大增强了島北面景观的整体性，也以它的大体量的建筑物突显了皇家苑囿的气势。
    北海的大建筑群如永安寺、西天梵境、阐福寺、极乐世界、先蚕坛等都是按“择中”原则把主建筑置于地盘的几何中心的。
    通过上述，可以看到清乾隆時对北海的建设是经过精心规划的。

    （4）清漪园
    即今颐和园。其湖明代名瓮山泊，乾隆十四年（1749）命汇集众水、逐步拓展，形成巨大湖面，赐名昆明湖。乾隆十六年（1751）为祝其母六十寿，改称瓮山为万寿山，在山前建大报恩延寿寺，形成景区中轴线，并陆续建成环山各景点，定名为清漪园，供皇帝来此游赏。它只把万寿山的东、北、两面用围墙封闭，南、西两面有昆明湖为限隔，不建围墙，只控制关门和桥梁，百姓可在湖的东、南、西三面遥望，故万寿山南面是全园最重要的景观。它是一座东南、南、西三面敞开、由湖面限隔的半开放式皇家苑囿，基本是仿杭州西湖大意而建，以万寿山象西湖北面的宝石山、孤山，以西堤象西湖之苏堤。为了象征皇家苑囿中的蓬莱三島，除湖中龙王庙島外，又在西堤之外的湖中筑二小岛，上建治鏡阁和藻鉴堂，形成三岛鼎立的格局。1860年，清漪园被英法侵略军焚毁。
    光绪十四年（1888年），西太后把清漪园旧址改建为供她居住的离宫，改名颐和园。限于财力，只建了东部朝区仁寿殿、寝区乐寿堂及辅助建筑等，增修了沿湖东、南、西三面的围墙，包龙王庙島、藻鉴堂二岛和西堤于园内，使成为全封闭的离宫。对后山和西堤以西部分则无力修复，仍为残迹。万寿山主体也是除改建大报恩延寿寺为祝寿的排云殿一组外，基本布局仍沿用清漪园旧规。
    综合现状和清漪园遗跡，可以看到它在规划布局上的一些特点。
    就主体部分万寿山而言，它以山脊为界，划分为前山和后山两部分。
    万寿山前山面湖，可自湖南岸遥观，是主景。在图上可以看到今排云殿（原延寿寺大雄宝殿）一组自临湖的牌坊上升至山顶的佛香阁、智慧海，形成一条全山的南北中轴线。为强调这条中轴线，在其东、西侧对称建介寿堂（原慈福楼）、万寿山碑和清华轩（原罗汉堂）、宝云阁（铜亭）两组，形成辅助轴线。又在万寿山的东西部临湖对称地建对鸥舫和魚藻轩，在山前湖岸上形成以排云殿前牌坊为中心東西各建一軒馆的对称布局，以突出排云殿、佛香阁一线的中心地位。还釆用了和北海琼島北面相似的手法，沿南面湖岸修建了長约700米的長廊，以加强前山景物的整体性。由于湖中的龙王庙島略偏东，不在排云殿、佛香阁軸线上，又在这条轴线向南的延长线上，于湖之南部增筑小岛凤凰墩，墩上建凤凰楼，与排云殿、佛香阁互为对景，用这方法把万寿山的中轴线向南延到湖南岸。（凤凰楼己被英法侵略军毁去，现于此处新建一亭为标识。）此外，在万寿山的东、西部，在半山处分别建可以东望、西眺的景福阁、画中游两座较大建筑，成为万寿山东、西侧山顶的主要景点，同时也是可以在此东望圆明园、西望静宜园的观景点。
    由于万寿山南北地形的变化，山北的主轴线不得不略偏东，与山南的主轴錯位约50米。它的主体建筑自南而北为大型喇嘛庙香严宗印之阁和须弥灵境，又把北宫门建在其正北，连以長桥，遂形成山北面的主軸线。在香严宗印之阁的东西侧还对称各建二座喇嘛塔，以衬托出主轴线。又在寺之东西外侧各据一小高地分别建善现寺和云会寺两座小寺庙，形成北面主軸两侧的輔助轴线。在布置香严宗印之阁两侧的喇嘛塔时，有意把西侧的两座喇嘛塔建在自山南軸线向北的延長线上，这就使山南、山北的主轴线间产生了一定的联系。
    园中的大型建筑群如德和园、玉澜堂、乐寿堂、排云殿、介寿堂、清华軒、须弥灵境等仍是按传统的择中手法把主建筑置于地盘几何中心。
    从上述探讨可知，当时对清漪园特别是其中万寿山部分的规划布局是考虑得很精宻的，反映了当时大型园林规划布局方法上的新成就。
    在西郊建清漪园（颐和园）、静明园（玉泉山）、静冝园（香山）三座大型苑囿和成功的改建天坛是清代在建筑上的卓越成就。

    从上述简介中已可看到明清北京在城市、宫殿、苑囿、坛庙等方面在规划布局和建筑上的特点和成就，反映了我国古代在这方面的传统和所达到的髙度水平，是我国极为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它所反映出的独特成就和延续时间最长、未曾中断的悠久历史传统，置之世界建筑之林，也能卓然自立，独树一帜，成为人类共同文化遗产的重要部分。
    明清北京的重要性还在于它又是中国古代社会近三千年来二十余个王朝中唯一保存下的较完整的都城，城中的宫殿、苑囿、坛庙等建筑也是仅存的古代最高等级的建筑物，其中故宫还是世界现存规模最大的宫殿。由于它们都是唯一的、仅存的，故也可以说它们是我国现存建筑文化遗产中的重中之重。因此，对它的整体保护也应作为对我国历史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重中之重。

    傅熹年：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