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锦诗,守望敦煌的一株胡杨

      与全国政协委员、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敦煌研究院院长樊锦诗的对话，始于“杏花、春雨、江南”。
　　这位祖籍杭州，自小在上海长大的江南女子，在杏花春雨中塑造了举手投足间的温婉与细腻。在接近两个小时的访谈中，她始终是以一种淡淡的、不急不躁地语气细 细地为本报记者述说着自己和敦煌的缘分，细数着敦煌保护与研究工作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从初到敦煌在生活上的不适应，到文革中和研究院的同事们心照不宣地保护敦煌文物免遭毒手，再到和老伴两地分居20年后才重聚敦煌，一路谈下来，她对于自己生活的艰辛，没有任何的抱怨和不满，唯有对文革中不能进行相关研究的些许遗憾。
　　我的同事，一位生长在大城市、在无忧无虑中长大的“80后”男生，在结束采访后对我说，这次采访让他上了非常有价值的一课。“如果带着功利去做一件事情，肯定做不好。”我的同事轻声重复着樊锦诗说过的这句话，若有所思。而我则在采访过程中两次偷偷用手抹去眼角滑落的泪珠。
　　在采访过程中，不止一次地细细打量外表娇小的樊锦诗，内心中数次惊异于其40多年在西北大漠漫漫黄沙中的坚守。
　　在樊锦诗口中，这份坚守，源自一种责任。“既然国家让我来敦煌，那就要坚持，这是最起码的觉悟。”她告诉记者，先于自己到敦煌的一批老先生，一辈子默默无闻，被打成右派，还继续去画画，还是一丝不苟地画。“去年在北京中国美术馆举办的敦煌艺术大展中展出的很多敦煌石窟壁画的临摹作品，都是这些人用心去画出来的。”她格外强调了“心”这个字。
　　对樊锦诗来说，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保护好敦煌，把“她”完完整整地传下去。日益增多的来敦煌参观的游客，曾经让她十分矛盾：为了敦煌的长久保护，不希望游客进洞参观；可是，让大老远跑来的游客失望而归，也使她感觉心里不好受。在两难的矛盾中，她和同事们想到使用最先进的数字技术高保真地将洞窟内的壁画存储为立体的影像，让更多的游客可以通过观看高保真的影像来减少进入承载能力差的洞窟，从而既保全了窟内的壁画等文物，又能将敦煌的艺术文化传播给世人。
　　“真的非常感谢国家的支持！”樊锦诗的喜悦溢于言表，因为在国家的大力支持下，数月前，敦煌历史上最大的保护工程已经开始动工。工程完成后，困扰樊锦诗多年的两难选择，也将获得较为圆满的解决。
　　但是，为了这个敦煌保护工程能够顺利实施，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在因全球金融危机而使门票收入锐减、国际上无偿援助资金又难以募集的当下，这位瘦小的老人，毅然决然地以法人身份，向银行贷款来保证敦煌保护工程的顺利建设。这位也许此前从没为自己的生活而计算过钱的老人，现在，却要为敦煌的长存而费神筹钱。
　　望着樊锦诗瘦小的肩膀，想着她已年逾七旬却还要承担如此大的压力，记者心中涌起阵阵酸楚。
　　“敦煌仿佛一位老人，在慢慢变老。我们能做得就是延缓‘她’老去的步伐。用现有最好的技术把敦煌现在的各种信息存储下来。”樊锦诗说，“如果我们不尽全力做这些事，要我们干什么？”
　　采访中，记者不经意间提到了飞天，樊锦诗眼里旋即闪现出丝丝灵动，她像个小孩子似的边比划边给记者讲解说：“飞天的动作是如此的轻盈、自然、流动，虽然没有翅膀，但你会感到她就是飞动着的，她身上的衣服虽是画出来的，但你会感觉那就是绸子做的，是如此轻软。飞天的姿态又是多种多样的，有的像在游泳，有的像在飘动，有的像在俯冲……真的很美！”
　　“参观者如果能够感受到美，也就好了。”她补充说。
　　倏地，记者仿佛理解了樊锦诗40多年守望敦煌的原因。记得以前看过的一本书中，作者大抵说过这样的话：作为一位研究人文科学的学者，生于当下这个全世界都重物质甚于精神的商品经济社会，也许是个悲哀；而作为生于这个时代的一名人文学者，他此生的最大价值也许就是把存世的人类文化精华保护好，传下去。
　　于樊锦诗而言，把敦煌的一切不留遗憾地传下去，也许正是支撑她不管多么艰难都要走下去的信念。
　　有人说，不见大漠，不知天地之广阔；不见胡杨，不知生命之辉煌。
　　在记者看来，樊锦诗，就是一株守望敦煌的胡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