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东方早报》：“上海智囊”们 的这一年和60年峥嵘

    2012年的第一天，我们很多人都会规划和期望——怎样在新的一年生活得更幸福些。有这样一群人，他们在规划和期望——新的一年，怎样让上海变得更美好，让人们生活得更幸福些。

　　这是一群默默无名的人，韩正市长称他们是上海的“冷班子”，他们称呼自己是市政府参事。

　　他们通过早报书写了对这座城市的新年愿景。

　　这些也是我们每个人的心愿。

　　早报记者 李伟 

　　“我已经70岁了，明年就不再担任参事工作，但我会继续调研，发现社会的问题，通过参事室的朋友们转交给韩正市长。”说这句话的时候，夏秀蓉瞪大双眼，嘴角挂着一丝微笑。

　　参事，顾名思义，“参核其事，参与其事”，向领导直接谏言。

　　2011年12月29日，夏秀蓉和她的朋友们团聚在四川中路220号内。在这场2011年的最后一次聚会上，10多人畅所欲言，聊到上海未来的经济转型、物联网的建设和文化产业升级等问题，这并不是一场简单的聚会闲聊，所谈论的问题和设想很有可能在未来的上海一一实现。

　　这群为经济社会发展建言献策的智者们，大都默默无闻，鲜为人知。

　　这就是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一个刚刚走过60年峥嵘的申城智囊。

　　参政议政60年

　　在2011年12月29日的这场例行参事会议上，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图书馆馆长葛剑雄为大家介绍了自己在我国边疆历史方面的研究，整个演讲清晰流畅，处处都有典故和故事。对于这样的演讲和讨论，2011年3月刚刚受聘为参事的黄泽民感觉受用而珍贵。

　　“我是3月份才被市政府正式聘任为参事，对于这个职务很珍惜，希望能做好。”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黄泽民告诉早报记者，短短一年参事工作，他感触最深的是这个头衔的重要责任。

　　“我是搞金融研究的，参事这个团队里有很多其他领域的专家，对我是一个非常好的交流学习机会。”黄泽民说，“但真正让我感到有意义的，是参事能够把想法直接告诉市政府领导，大胆提建议，为老百姓解决问题。”

　　直面市长、参政议政，参事这种“直通车”式的政策设计在当下中国显得非常特别。“参事制度体现了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参事们参政议政，热爱国家；另一方面体现了市长的开明和度量，体现了市长愿意倾听的态度和决心。”上海市政府参事室相关人士告诉早报记者。

　　最早提出建立参事制度的，是毛泽东。

　　1949年4月7日，毛泽东在上海解放前夜，电示华东局领导邓小平、陈毅等人。毛泽东认为接管上海需要联合各阶级民主爱国人士的支持，于是提出“设立某种咨询机关，例如参事室”。

　　今天，这封电文的附件被完整保留在参事室的入口处，提醒着人们参事承载的历史意义。

　　早期参事议政的著名故事是“十八参事上书”。1950年代，国务院18位参事曾联名向周恩来总理提意见，认为部分政府工作人员办事过于“官腔”，风气不正。该报告引起了政府高层的注意，为“党内纠错提供了参考”。

　　在参事制度先试先行的上海，参事工作也开展得较有声色。1951年3月，因为有感于参事们的巨大影响，时任上海市长陈毅要求将参事室搬迁至汉口路原市政府大厦内，方便市长和参事们的交流讨论。此后参事室几经易址，但都保留了靠近市长办公室的传统。

　　1960年代，20岁出头的胡锦华被分配到上海市健康教育所工作，他回忆称：“我记得那时我们在市政府旁边的一座大厦里工作，吃饭就在市政府食堂里。我每天到市政府一楼都能看到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室，那时候都是一些‘白头翁’进进出出，我也不知道参事做什么事情。” 

　　50年后，当胡锦华以健康教育所所长身份成为市政府参事后，他终于明白了参事的责任和使命。“参事就是拾遗补缺，忠言逆耳的。”胡锦华说。

　　资料显示，上海市政府参事室成立60年，至今共任命、聘任参事181位，现有任命制参事4人、聘任制参事22人。

　　上海市政府参事最初任命时，参事室既是市政府的咨询性行政部门，又是市政府机关中唯一的以非中共人士为主体的、具有鲜明统战性质的机构。但随着时代的变迁，对专业的要求越来越高。2009年国务院常务会议通过的《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明确规定了聘用参事的条件：具有较强的参政咨询能力和社会影响力。

    2010年1月31日，上海市十三届人大四次会议前夕，上海市委副书记、市长韩正主持召开了市政府参事座谈会，听取参事们对《政府工作报告（征求意见稿）》的意见建议。实际上，向参事咨询政府的相关决议和问题，已经成为历任上海市长的一个传统和习惯。

    “每年政府工作报告，我们都要修改两遍到三遍。不是简单看一看，而是从草稿开始、草案开始，一层层提意见。最后一关的时候，就是韩市长直接和我们面谈。”市政府离任参事、上海财经大学教授陆世敏表示。

    市政府参事、上海市社会主义学院原副院长彭镇秋则强调：“我们这些人的责任是什么？是想政府所想，急政府所急。”

敢提不同意见的冷班子

    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这是温家宝总理对参事制度的寄语。

    作为一个智囊机构，参事室的特别之处不在于参事名望之广，而是其观点意见能直达决策者手中。原市政府参事、原参事室主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昌道透露：“我们送材料上去，叫做直通车，可以直接送到市长的桌子上。只要你有好的建议，好的调研报告就行。”

    已经古稀之年的夏秀蓉曾担任市教育委员会副主任，受聘参事后，她两次利用参事身份，向市领导提议关注、关怀自闭症儿童。“我觉得这些年上海在自闭症儿童工作方面有进步，但还是不够。”夏秀蓉告诉早报记者，“2011年，我几次到各区自闭症儿童看护学校，了解孩子们的问题。在基层的走访中，我有几次都想哭出来，对于那些自闭症儿童家庭而言，父母生活得真的非常艰难。”

    多次调研后，夏秀蓉与参事彭靖、胡锦华一起，向市长提交了《关注自闭症儿童诊断、教育、康复问题》的提案，希望市政府制定相关规划和干预指导中心。该提案也得到了相关领导的重视。

    因为年纪原因，夏秀蓉不久将卸任参事一职。谈及自己数年的参事工作，夏秀蓉告诉早报记者：“我这个年纪，不再要什么别的东西。我更看重的是底下基层的同志跟我说：我们得到改善了。这就是我最想要听的一句话。”

    原市政府参事、原参事室主任、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昌道则强调：“参事要讲真话，不能讲假话的。”参事的直言并非只是一个承诺。市政府参事、上海社科院城市与房地产研究中心主任张泓铭曾在一篇抑制房地产泡沫的提案中直白地写道：“对于当前地产的趋热局势，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建议，似乎都是为政府好。其实，可能隐藏着利益关系，主政者不能不察。”

    此外，早报记者从相关人士处了解到，不少参事在市长面前更是“说话很直，少有余地”。“有一次，某个参事直接向韩正市长提意见，希望在城市建设中多考虑拆迁安置问题，尽量原地安置。”该人士透露，“话提得很直接，韩市长也很重视，很快向相关部门提出了工作要求。”

    2011年4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北京中南海向新聘任的8位国务院参事颁发聘书。聘任仪式上，温家宝表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总要有一批心忧天下、勇于担当的人，总要有一批从容淡定、冷静思考的人，总要有一批刚直不阿、敢于直言的人。“希望通过不懈努力，把参事室建成高水平的政府咨询机构，为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做出更大贡献。”温家宝说。

    在上海，决策者对参事室更是寄予厚望。2009年底，韩正市长在《国是咨询》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强调：“要充分发挥参事身份超脱、联系面广的优势，把参事室建设成为一个善于独立思考、勤于调查研究、精于洞察事物、敢于提出不同意见的‘冷班子’。”

    默默无闻的智者们

    尽管拥有与市长见面的便利和身份光环，但上海参事室和参事们却行事低调，甚至鲜为人知。“做参事不是一个荣誉，不是一个称号，更多的是责任。”市政府参事、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原副院长金长荣说。

    2011年11月8日，上海市政府参事室送别了这样一位智者，市政府参事、复旦大学原副校长郑祖康。从6月被检查出胰腺癌到离世，郑祖康生命最后的5个月里，唯一留下的竟然是一份参事咨询提案。在这份《在上海建立进口商品集销中心》的文案中，郑祖康调研发现，上海市内部分国外商品售价远远高于产地价格，且品种过少。

    郑祖康因此建议，在上海建立一个大型进口商品集销中心，以民用的日常用品、食品、服装为主，由国外企业直销，让上海市民直接买到质优价廉的进口商品，减少贸易顺差，同时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据参事室工作人员回忆，郑祖康生前曾兼任市政府参事室主任一职，其为人和善，即便对单位接送的司机，也是礼貌问候。在一份保留下来的影像材料中，郑祖康在介绍参事工作时，微笑着透露：“我们参事非常特殊的一点，就是比较超脱。”

    这样的评价并非没有根据，早报记者了解到，目前上海参事室每月提供给参事每月的经济补贴微乎其微，仅为几百元。

    市政府参事、上海东亚研究所所长章念驰解释道：“这是一种责任，一种知识分子的责任，知识分子的良心。”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后人，章念驰常年专研台湾问题，在海内外享有极高声誉。谈及对参事工作的坚持和重视，章念驰称：“参事是我人生的最后一站了，我只要真诚地、负责任地向政府做一些建言献策。”

    参事胡锦华则说：“我觉得我们做了这些事情，很有意义。我们不图名，不图利，我们参事做的工作就是默默无闻的。”

    2011年，上海市政府参事共完成重点课题2个、小组调研课题6个，提交参事调研报告和个人建议9份，其中领导亲自批示9份。参事年内共超额完成16份调研报告和个人建议，其中领导批示9份13人次。

    面对这样一份成绩，不少参事在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仍然感觉自己“做得不够、做得太少”。“我有一种强烈的紧迫感，希望每年能够多出一点成果，多提一些意见建议，多让我的意见建议能够成为决策的参考，这是我最大的追求。”市政府参事彭镇秋说。

    “我现在已经准备了几个有关上海金融改革的提案，准备在明年提出来。”当天参事会议结束后，参事黄泽民微笑着告诉早报记者，然后匆匆离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