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日报：通往中南海的直谏 “政府高参”低调走上前台（图）

　【核心提示】

　　风雨兼程60年后，《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正式颁布实施。1月1日，伴随该条例的实施，一批政府参事的“新面孔”将闪亮登场，另一批在幕后工作多年的老参事们，将因为年龄原因，陆续退出这一岗位。

　　作为政府核心智囊，参事们具体做了些什么？在更加追求科学决策的今天，参事这一特殊的参政渠道又该怎样重构？　　　

风雨历程

接受聘书

参事调查研究

　　这是一个与新中国同龄，但却鲜为人知的群体。

　　2009年12月25日，83岁的雷亨顺，这一次，是真的要告别那栋不起眼的小楼了。

　　渝中区枣子岚垭正街97号，那道锈迹斑斑铁门后的小道，他已经走了19年。很少有人知道，重庆市政府参事室就“蜗居”于此。

　　作为重庆政府参事的“领头羊”，雷亨顺先后“陪伴”过五任市长，任期之长，史无前例。

　　随着雷老的离任，尹明善、王崇举、彭贵华等一批新参事走进这里，他们与雷老握手挥别，完成了一次承前启后的交接。

从神秘的幕后走上前台

　　这次看似平常的人员更替，却暗含着一种深刻的变革。

　　为决策层直接提交建议和调研报告，这是对参事及其工作的基本定义。因为其工作的特殊性，这个群体似乎很少为外人所知。数十年来，相较于其他智囊机构，这个群体一直蒙着一层神秘的面纱。

　　重庆市政府参事室一负责人称，2010年1月1日，《政府参事工作条例》将正式实施。在这一背景下，参事队伍的年龄结构、专业结构和人员结构较过去均发生了新变化，特别是一些具有从政经历和宏观经济研究背景的人员将加入参事队伍。“这样有利于提供给决策层的建议更具针对性和有效性。”

　　《政府参事工作条例》的施行，对各级政府参事及其机构而言，具有里程碑意义。

　　在政府参事的发展史上，如此重要的时刻还有两次。

　　参事制度是毛泽东、周恩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将党的统战理论和新中国的政权建设相结合的一个创举。

　　1949年10月28日，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遴选任命了32位政务院（1954年改称国务院）参事，从而写下了新中国参事工作的第一笔；1988年国务院58号文件出台，改革了参事任职办法，参事聘任制由此开始。

　　此后一段时间，由于其他各种类型的智囊机构的崛起，参事室这一特殊的“谏言”渠道，越发淡出了普通人群的视野。

　　“体制是参事室与其他智库机构的本质区别。”市政府参事室一负责人说：作为体制内集统战性与咨询性于一体的政府参事机构，参事们是国家核心决策系统内的一支重要智囊力量，其最大优势便是“直通车机制”。“紧急建议，很快送达领导案头，不需任何中转环节，体制外的智囊机构便无此优势。”

　　与其他智囊机构相比，参事机构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直通车”优势，也为其影响决策提供了机遇。

　　重庆一官员称，当前，经济正处于转型的关键时期，政府决策面临着更加复杂的环境，决策者迫切需要及时掌握真实情况，了解不同群体的利益诉求，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能满足这一要求的智囊机构，也只有各级政府的参事室。”

　　“参事室虽然有着其他智囊机构无法替代的特殊优势，但最近一些年被弱化的迹象非常明显。现实中，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政府的决策，都离不开这一机构。要发挥这一特殊渠道优势，必须思考在制度层面下功夫。”重庆一名资深参事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在中央最高决策层的关注下，条例起草工作提上日程。“这为参事队伍的建设，强化参事队伍的声音，提供了法律法规方面的保证。”

　　雷亨顺认为，条例将参事制度大大地向前推进了一步，至少不再像过去那么神秘，只做不说，而是要更多地走到台前，面对国计民生，面对民众。

通往中南海的直谏

　　智库的研究深度，体现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思考深度。而作为政府智库体系中最为看重和依托的核心———参事室则更应担此重任。

　　与其他智囊机构不同的是，参事室的参事们除了需要智慧外，还必须具有“讲真话”的勇气。重庆市政府已经卸任的参事张学良说：“讲真话，就意味着参事把什么都交出去了，甚至包括自己的自由。”

　　1979年，中国农村改革前夜，安徽省政府参事郭崇毅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三次上书中央，直言进谏，反映安徽肥西县农村“包产到户”喜获丰收的真实情况，为党中央作出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重大决策提供了依据。

　　被称为“中国税费改革第一人”的安徽省政府参事何开荫，长期关注农村，了解农村的现实和农民的疾苦。早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他就提出农村税费改革，这一建议后来得到了中央高层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重视，为如今已全面推行的农村税费改革政策的制定提供了重要参考。

　　建议直达总理案头的还有重庆市政府参事张学良。

　　作为重庆土肥站原站长，张学良对长江沿岸水土流失情况进行过长达8年的监测。观察中发现，三峡工程若按照当初“蓄清排洪”的措施去解决泥沙淤积问题，100年后三峡库区就可能会被填平。“2000多年前的都江堰，至今运行！”张学良担忧，一个如此浩大的三峡工程难道只能用100年？

　　1997年，张学良受聘为参事后，在“关于解决三峡库区泥沙淤积问题的建议”中提出，仅靠“蓄清排洪”的措施，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泥沙淤积问题，应当把治理坡耕地水土流失作为重点，大力推广横坡耕作水土保持法，以减少泥沙进入三峡库区的意见。最终，建议引起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高度重视。

　　时任国务院总理的李鹏作出批示，随后副总理邹家华、姜春云也相应作出指示，要求农、林、水利等相关部门对此提出落实意见。此后，国务院已将三峡库区泥沙淤积预防工作，纳入到三峡工程整体建设之中。

　　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到三峡泥沙淤积治理，政府参事在不断地影响国家高层的决策，甚至改写了历史。

　　宁愿坐牢也要直谏的郭崇毅，被视为参事楷模。张学良说，若没有可直谏的参事身份，建议不会迅速进入决策层视野。“同样，如果我不是参事，我的建议不可能直达总理案头。”张学良认为，是参事的“直通车制度”，让专家学者的建议效益最大化。因此，尽管当今咨询机构林立，也无法替代参事的独特作用。

　　对于地方参事来说，建议上达中南海毕竟是少数，更多的建议会被呈到当地行政首长案头。

　　重庆参事56载，无数的政府决策背后都有参事的“幕后推手”，如三峡移民搬迁和安稳致富，助推区县经济发展，服务“五个重庆”建设等方面，均有较为突出的建言献策事例，北部新区、经开区、高新区实行“三区合一”的管理体制调整，就是其中一例。

参事进退间

　　风雨兼程走过一个甲子后，在《政府参事工作条例》问世的大背景下，参事的进退尤为引人关注。

　　重庆一名资深参事直言，参事制度的演变，是中国决策制度演进的一个缩影，同时也是政府对民主重视程度的折射。“魏征以犯颜直谏著称，但假如魏征生活到现在，也应该会被淘汰。现代社会需要的‘魏征’是多元化的，而不仅仅是敢于直言这么简单。”

　　自上而下都传递出对这种需求的渴盼。

　　在今年纪念国务院参事室成立60周年座谈会上，温家宝总理将政府参事定位为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长远问题、战略问题的人。他说：“在一个快速发展、剧烈变动的社会里，尤其需要潜心研究、冷静思考的人。一个民族，总要有一些人时常思考国家和民族发展的长远问题、战略问题。”

　　一位官员称，近段时间，中央高层频繁与国家的政府参事座谈，咨询国是，释放了积极信号：政府对智囊机构和智囊人物异乎寻常的重视。“这为参事提供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和契机”。

　　“参事能发挥多大的作用，就要看其水平。地方参事，不说放眼全世界，起码应该立足全中国，心怀全局，这就决定参事人才的选拔标准要提高。”雷亨顺说，参事主要从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中聘任，也可以从中共党员专家学者中聘任。参事室不能成为安置干部的地方，一定要按照条例的要求，把知名度高和参政议政能力强的人选进来，把真正的优秀人才选聘为参事。

　　着眼经济发展的现实需求，从即将退休的有宏观经济管理经验的干部中选聘一批参事，已经成为全国各参事机构选人的共识。

　　重庆市人民政府参事室新聘的参事中，新进参事张洪松，现任市农委副主任；彭贵华，曾任市市政委副主任；参事马述林，曾任市发改委副主任。

　　市政府参事室一负责人说：“吸纳一部分官员进入参事队伍是大势所趋，吸收不同工作经历、不同学科背景的人才进来，能确保建议参到点子上。”

　　但对将退休的干部引进参事队伍，一些老参事也直言出他们的担忧：“按照参事制度规定，只要被聘为参事，干部退休后，虽不再担任原单位行政职务，但仍可享受其原有的薪酬待遇。这会不会成为退休官员为保证自己利益而提前安排的一条退路呢？”

　　老参事张学良认为，参事要敢于讲真话，讲有远见的话，退下来的领导干部受固有思维影响，他们能说真话吗？

　　“官员习惯奉命行事。”雷亨顺说，“从政太久，下级服从上级的行政机制，无形中就堵住了言路。”但他认为，任职大的委办局，具有心怀全局、放眼全国的系统思维的官员，应该会是不错的人选。“某一方面有突出成就的专家，也许更适合成为某些部门的专业智囊，而不是参事。”

　　市政府参事室一位负责人称：部分参事有这种担忧很正常，但从实践中看，退下来的领导干部更能冷静地思考问题。“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英雄不问出路，无论是官员还是专家学者，只要能心忧国是、直言敢谏，就能当好参事。

　　“参事参大政，人选对了，参事工作才可能出成果。”市政府参事室负责人称，如果选的人占着位置不履行自己的职责，《政府参事工作条例》明确了解聘和辞聘条件，可予以解聘和辞聘，唯有如此，才能实现政府参事的良性循环。

（责任编辑：吴睿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