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企的“三化”趋向让人忧心

　　企业“官控化”  管理“官场化”  “运作‘政治’化”

    “国企的病根在哪里？人们常说的一句话：问题在下面，根子在上面。国企的问题就在于政府没有按市场规则管理国企。当政府把国企推向市场后，政府的改革却迟迟未能到位，上层建筑不适应经济 基础发展的状况迟迟得不到改善……”（摘自人民网刊登的文章《国企的出路是私有化吗？》，以下简称《企文》） 　

    毋庸质疑，不少国企都有“病”。其“病根”显然不光是“婆婆不按市场规则出牌”，企业自身毛病也不少。一些企业不止有“旧病”，还伴有“新症”。《企文》所言“主流经济学把‘国企病’归咎于所有制，认为国企的问题是所有制问题，故要对国企进行私有化改制”的问题以往的确存在，如今连上层都认为这样做似乎是“杀偏了刀”？

　　那么问题就出来了，人们也就迷惑了。企业又有“病”，这“病”还只能通过改革才能得以“治疗”和“痊愈”。既然以往“诊断”的体制机制并不是得“病”的根本原因，那么“病”因究竟在哪儿？怎么个“治”法？

　　其实，通过这么多年的经历与观察，鄙人以为，国有企业的“病”，并非体制机制不是重要“病原”。问题只是，这使诸多国企“染疾”难治（有的甚至逐渐因此在病入膏肓）的体制机制，并不是过去一直认为的那狭义的企业体制机制，而是不断破坏企业肌体健康的“大体制机制”——企业“官控化”、管理“官场化”。

　　为什么在科学精神不断丰富增强、法制法规不断完善健全的今天，诸多国企改革改制竟变得反而举步维艰甚至动辄半途而废了呢？而企业“病”却又在不断滋生着国有资产被大量侵吞的“癌细胞”。根本原因还在于如今企业的很多“改革”，说到底实质大都是按照主管婆婆的意志、有的甚至根本就是按照“主管婆婆利益的意志”在行事的。由此一来，企业的“市场化”和“科学化”的实质需求，与管理上的“官控化”、“官场化”实质的矛盾与冲突日渐尖锐加剧……思忖起来，如今有的国有企业的管理实际状态（排除那些诱人的数据不看），“陈腐”得来甚至还不如改革开放之前！

　　鄙人以为，如果说“婆婆拗”、“体制旧”、“机制死”、“内耗大”等是几十年来国企始终不同程度客观存在却又舍不得根治的“惯性思维行为方式”的话，那么眼下一些国企明显出现的“管理私控化”、“模式官场化”、“运作‘政治’化”（简称“三化”）趋向，则完全应该划归为“乱性思维行为方式”的范畴！

　　首先看“管理私控化”。由于“大体制机制”乃至由此导致的官场风气的问题，如今的不少国有企业掌有实际拍板权力的“老板”，实质都是靠着与婆婆中的关键人物的“关系”、“人脉”、“不断地勾兑”到位的；并非是那些思维行为注重“战略性”、“科学性”、“实做性”的经营管理人才。因此其主要精力与着力，对外是热衷于拿着企业的钱财（国资）丝毫不停歇地去勾兑着“关系”、“人脉”，以确保自己的霸主地位不会被动摇；对内则简单蛮横地一手遮天，全力打压那些反感甚至反对自己不良行为的人。诸如此类的国企，明里看似乎还是“国有”，实质上不难发现，再就已经“私营”（不是民营）了。区别仅在于其折腾的钱财，并非自己的，而是国家的。

　　其次看“模式官场化”。既然这口锅上掌勺的“大厨师”并非是思维行为注重“战略性”、“科学性”、“实做性”的经营管理人才，而是那些热衷于跟婆婆中的关键人物“不断勾兑”“关系”、“人脉”以确保自己的霸主地位不会被动摇的人，那么企业内存在“模式官场化”形态就不足为奇了。什么“材料观”、“会议观”、“数字观”、“政绩观”、“圈子观”、“用人观”等等等等，只要官场上有的那些个弊端，在这种企业里一律都全。区别在于，所损失的并不“虚”，而是实实在在的国有资产。

　　再次看“运作‘政治’化”。这里所说的“政治”，显然不是广义的“政治”概念，而是专指那些“玩政治”行为的狭义“政治”概念。因为掌有实际拍板权力的“老板”的“能力”、“才智”、“精力”等几乎都体现在一些婆婆甚为喜欢和欣赏的“关系”、“人脉”的“勾兑”方面，于是在类似婆婆的默许下，这些掌有实际拍板权力的“老板”对企业的经营管理的态度及基本手法，就是在企业内部大“玩政治”——诸多企业的班子一盘散沙、管理内耗不断、出卖企业利益的行为层出不穷，根本上都是源于这点。

　　鄙人以为，《企文》说的不错：“决定企业成功发展的主要因素是管理、是人才，这不仅是企业内部管理，而且还在于国家对企业的管理体制和管理机制，以及市场环境和政府的相关政策”。因此，找到“病原”、及时“诊治”，已经成为了当前切实挽救国有企业、切实保全增值国有资产的当务之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