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之间的关系应当由哪方面主导?

    对于中日关系，应当说是一直困扰中国的外交难题。作为历史渊源不浅，曾经互为师友，互为模板，又是一衣带水的国家，而在近现代史上又出现令彼此都难以释怀的战争问题，中日关系一直处理起伏不定的关系状态之中。

　　相对于小泉纯一郎时代，中日关系在政府层面上的完全冷冻状态，当前 的中日关系，多多少少，都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现实关系。虽然说，对于媒体所热捧的“亲中疏美”说，我们不会抱着太大的期望，何况媒体及学者本身还众说纷纭；而对于民主党领袖鸠山由纪夫所说的，决不会参拜靖国神社，同时也将要求其阁员不参拜，并考虑另建设施分祀，是否有大选因素的考虑，是否就是中日关系趋暖，趋紧的证明，我们也仍须谨慎乐观看待。但不管如何，中日当前的关系，从发展的角度上看，应该说还是比较乐观的。

　　但与此同时，有一个现象却仍然值得我们注意。对于以上种种现象的说明比较，我们都是从政府的层面上看中日的关系，但从民间层面上，中日之间的关系，却有些令人担忧，或者说，令人对中日关系的发展，令人产生某种忧虑。在本月26日，由日本团体及中国媒体共同实施的联合舆论调查结果在北京发布。在日中关系好坏的设问上双方都比去年的调查有所改善。但是在被问到“对对方国家的印象”时，仍有73.2%日本人和65.2%中国人回答“不好”或“比较不好”，双方的好感度依旧不高。调查结果显示，36.9%日本人回答日中关系“不好”，比去年降低10个百分点；15%日本人回答日中关系“良好”，比去年上升2个百分点。中国方面因设问和去年不同而无法进行简单对比，但回答日中关系“良好”的达到了71%。

　　这种现象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因为比较政府和民间的两种状态，中日双方都是一样，政府和民间的两种状态，始终是相背离的。也就是说，政府和民间的两种感觉，完全是不一样的。如果中日关系中的政府与民间的两层关系始终如此的话，那么，中日关系的寻求发展，寻求共同构建亚洲和平格局，将会是一种不现实的理想。

　　我们仍然可以记得，在小泉纯一郎当政时期，中日关系的现状是“政冷经热”。也就是在政府层面上，双方互不往来，但在经济民间层次上，却打得火热。在那段中日不友好的时期——准确地说，是中日政府之间的不友好——民间在中日关系的发展中一直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对中日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相关联，扮演着一个积极的角色，这也是当前中日政府关系得以迅速恢复一个不可忽视的力量。

　　然而，这种情形，却随着在政府层面的转暖，中日之间民间的互动，显然开始变得趋向于冷淡。当然，这种冷淡并非以上情形的消失，而是在中日政府出现良好互动的情形之时，中日民间中不友好的力量——或者说，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不良因素，开始抬头，开始占据民间的制高点，变成了媒体关注民间“主流意见”的切入点，从而使中日民间，在表现上出不友好的现象。去年的毒饺子事件就是一种明显的例证。而今年在关于中国经济问题即将超越日本的言论在日本民间引起的种种不适反应，也是一种说明。

　　而此次由日本团体及中国媒体共同实施的联合舆论调查结果也表明，在对对方不满意的理由上，日本方面回答“对食品安全问题上中方的应对持有疑问”的人最多(81%)，其次是“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批评”(41.8%)。中国方面的前两位则分别是“过去的战争”(73.2%)和“历史问题未解决”（56.8%)。这与早些年的调查结果对比而言，并无不同。这也就是说，中日双方，尽管在政府、民间层面的关系不断变化，但影响两国关系的因素，并无本质的改变。而这种现象的原因，笔者认为，就是植根于中日两国政府、民间始终无法出现冷热均匀的现象，进而无法在有关认识上取得突破。在这两个层面上，总是出现某种逆反。正是由于此，中日两国民间始终无法对彼此的关系作出任何良性的改善。对于中日关系而言，这是致命的。没有民意支持的政府互动，只能是让政府成为民意的傀儡。而无政府支持的民间互动，也难以撼动两者不和谐的根本。同时，也必然导致彼此对方的民意，不会有大改变的可能。

　　在以上的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出，双方的问题在于历史的看法不同。笔者认为，双方对历史的看法不同，并不仅仅局限在于日本是否道歉了，也不在于双方的历史观谁对谁错。更为深远的原因在于双方无法从一个更为长远的角度来看待双方的历史问题。因为中日之间，在近现代史上的历史问题，并不仅仅是战争问题，而且还在于双方在认识历史问题上的观念是文化、观念、传统的一种延续。这种延续的背后，与中日谁在主导东亚的政治格局，谁是东亚政治力量的主导息息相关。在历史上，日本多次试图打破中国主导的东亚朝贡体系，在中国对日本在亚洲经济大国曾经表现出来的某种不屑，以及现在，中国在东亚乃至国际政治中所扮演的角色的重要性以及中国在经济总量上超过日本，在日本民间所表现出来的种种现象，都可以说明。双方认识的问题，不仅仅是由于近现代史上的战争问题所引发的，更在于双方在认识历史问题上，双方地位的不同而产生的。可以，这是观念上、文化上的、内在心理上的认知问题。

　　因此，基于以上的观点，笔者认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并不是单单在政府层面上取得突破，或是单单在民间上取得突破，更为重要的是从政府及民间上同时取得突破，同时取得进展。这样才有可能营造出适合民间彼此良性认知的文化土壤，观念土壤，从而打破中日关系起伏不定的历史怪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