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员过失问责难在哪里

    官员过失问责一直存在喊得响亮兑现少的弊端，缺乏法律和制度的刚性规范。广州市出台了《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将于今年4月1日起实施，对官员过失问责进行了科学规范。（03月17日《广州日报》）    

    现实中，官员过失问责的棒子 时常被高高举起，轻轻放下，今天在这里问责，明天在那里提拔，今天在甲地免职，明天在乙地任用，问责成了过场，成了被问责官员吃的一碗“宽面条”，起不到教育警醒官员，促使其反思，对人民负责的作用。   

    官员过失问责到底难在哪？    

    第一，难在有法纪不依，执行法纪不严，违反法纪不究。仔细翻阅现有纪律和法规，可谓多如牛毛，可在处理过失上常常不是打折就是“变通”，甚至以“没功劳有苦劳”、“保护干部”等借口讲人情，使得法纪成了“橡皮筋”。    

    第二，分工负责制被“一把手”负责制替代，使得责任追究成为一本“糊涂账”。本来分工负责与“一把手”负总责并不矛盾，但在一些地方和单位却被“一把手”垄断权力。虽然上下级之间、班子成员之间有明确的权力划分和责任分工，但在实际操作中，下级要看上级脸色行事，事情不论大小都要经“一把手”点头，出了问题后却互相推脱，彼此扯皮，让过失问责成了一本难以理清的“糊涂账”。    

    第三，工作考评机制不健全。工作考评该由谁说了算，要不要问责谁来管，都是过失问责必须弄清楚的前提。如果上级领导不满意的就问责，满意的就不问责，过失问责制就成了“人治”工具，也不能保证过失问责的公平公正。    

    官员过失问责说难也不难，关键是能否“认真”。毛泽东同志说：“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官员问责也要一视同仁地讲“认真”，要开宗明义地讲“认真”，要公平公正地讲“认真”，要让群众充分参与地讲“认真”，而不是按照领导的好恶去讲“认真”，只在制定规章制度上讲“认真”，而要踏踏实实地在科学规范上讲“认真”，从“一把手”自身开始讲“认真”。做到了“认真”，官员过失问责也就不难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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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官员问责制如何才能落到实处    

刘楚汉    

    《广州市党政领导干部问责暂行办法》已获广州市委市政府批准，4月1日将开始施行。原岗位犯错调职后仍要追究责任、问责后一年内不得提拔、党委领导也要问责等写入《办法》，其中官员被问责将被“责令公开道歉”成为一个亮点，也是国内创举。（3月14日《南方日报》） 

    权力和责任本来就应该是对等的。领导干部手中的权力大，承担的责任也应该大；权力使用中出现了问题、造成了损失，自然就应该被追责。置之于现实，不少领导干部乱作为，给国家造成很大损失却无损自己的“位子”，群众意见很大。广州此次出台问责办法，从问责的范围、内容、程序等多方面作出了详实的规定，可谓率先对领导干部问责做出了一个积极的姿态。 

    高调问责自然值得期待。然而问责措施再严厉，后果再严重，都是针对明确的过失而言的。从过失到问责，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认定过失。制定一个问责办法并不难，工作得失如何评判却是个问题，毕竟现实比字面要复杂的多，任何一项工作都会有正负效应两个方面。不少干部的过失没有得到及时问责，未必是因为缺少问责办法，而是过失被所谓的成绩或借口所遮盖了。 

    今年1月初，重庆为了鼓励创新，在《重庆市促进开放条例》中，特别设置了容错机制规定，开放工作效果不好，或者造成损失，只要程序符合规定，未谋私利，可以减轻或免除有关人员的责任。虽然未必各地都有相同的法规要求，但类似的观念事实上广泛存在。2008年1月，广州市委书记朱小丹也曾明确表示，要在思想、舆论、绩效考评和用人导向等各方面支持创新，宽容失败。 

    并不是说宽容失败与高调问责天生矛盾。实际上，两者只是侧重角度不同，本质目的都是一致的，那就是鼓励改革创新，反对不作为和乱作为。但是事物的复杂性决定了在具体工作中，评判过失、认定责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所以，要使得领导干部问责制度落到实处，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对领导干部过失以及责任的科学认定。 

    如何科学认定责任，自然也是一个宏大的命题，值得多层面探讨。不过在我看来，保证权力透明是个关键。这包括两方面的意思，其一，要看领导干部在出现过失的权力运用过程中，是否遵循权力透明，有无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权力凌驾于法律之上的现象；其二，就是责任认定本身也要透明，要充分发挥民主，吸收多数人的意见，包括群众意见，防止新的独断专行，某一个人或者少数人说了算。

    （责编:黎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