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陋习：身份尴尬却影响深远

    “亚财政”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一种非正式财政制度，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但是，在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即“规定”的送礼、收费等名目。这些虽然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但却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有时甚至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正式 ，因为涉及官吏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 

    中国社会在正式规定的各种制度之外，实际上还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可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有些学者把这种“规矩”称为“潜规则”。这个土生土长的具备中国特色的国货，现在有明显的“名词动用”化趋势，它不仅在中国历史中长期存在，而且在现实生活中也普遍存在，并在许多行业肆意蔓延。    

    日前，记者采访历史学者洪振快时，他这样认为，之前那些学者并没有说清楚“潜规则”对中国历史影响到底有多大。有权力就有“潜规则”，不仅中国如此，国外也是如此，所以仅仅指出存在“潜规则”现象，并不能说把问题说透了。洪振快先生转换思路提出的“亚财政”的概念，曾经得到社会专家的认同。    

    “亚财政”，这是一种不被国家认可的非正式制度，身份尴尬，却影响深远。它在历史上的真实内涵其实是一种非正式财政制度，它在历史中的词汇是“陋规”。之前一些学者的“潜规则”概念，只是对“陋规”一词的字面转化。但是，在历史中，“陋规”的“规”主要不是指“规则”，而是指“规礼”、“规费”，即“规定”的送礼、收费等名目。这些虽然只是官吏私下里的“规定”，但却与国家正式财政制度相伴而生，有时甚至比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正式，因为涉及官吏个人利益，他们对此比对国家正式财政制度更重视。此外，由于这些送礼、收费并不是国家允许的，最终来源是基层官吏在向老百姓征收国家正式赋税（即所谓“明税”）时的巧立名目乱收费（所谓“暗税”），乱收费加重了社会负担，也搅乱了正常秩序，使社会处于“失序”状态。用博弈论的概念来说，国家正式财政制度体现的是暴力集团与民众之间的博弈均衡，而“亚财政”则是导致博弈失衡的最重要变量。这么说，是因为历史博弈非常复杂，除了这些因素还有其他变量需要考虑，例如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这两个要素也是导致博弈失衡的重要变量。如果说“亚财政”是导致博弈失衡的内部因素的话，那么自然灾害和外族入侵则可以看成是外部因素。    

    至于“亚财政”的恶习和毒瘤为什么会存在，洪振快认为主要存在“两私”、“两公”四个因素，“两私”指官吏的家庭结构和消费结构，“两公”指下层官吏要向上级送“规礼”、对上级衙门胥吏需要送“规费”。很多人都认为明清时期的低薪（即所谓“薄俸”）制度是官吏贪污的内在原因，洪振快则通过海瑞的例子指出这种认识是不准确的，官吏薪俸不够用并不是因为工资低，而是因为家口过于庞大。导致家口庞大的原因之一，是历史上的妻妾制度，即便是像海瑞这样的人，都有多个小妾，所以他们必须谋求薪俸之外的收入，这是非正式财政制度产生的动力之一。当然，这只是“两私”中的家庭结构问题，还有其他种种因素导致非正式财政制度必须存在。这样的解释，不仅深入到历史生活的底层，而且也是合乎情理的。毕竟，“亚财政”概念的提法已经是一个新的探索和标志，它标志着已经摆脱官方的史学观，自己去思考，这个思想意义最大。    

    正是因为有“两私”和“两公”这四个因素的存在，所以出现“亚财政”现象就难以避免，而且“亚财政”的总体规模常常要比国家正式财政的规模还要大，正式负担加上“赋外之赋”、“税外之税”，就可能超过中国传统农业经济所能承受的极限，成为“不堪承受之重”。老百姓自然也希望通过合法渠道取缔“赋外之赋”、“税外之税”，但历史证明这些努力都是无效的，即使一时被取缔，不久后又会死灰复燃，并且超过原来的水平。一百多年来，历史学者们总是在思索，为什么中国走不出“历史的循环”，总在“治乱”这个圈里打转——如何走出“黄宗羲定律”？既是历史上的，也是当今的一个难题及社会热门话题。    

    在官场或行政领域里，“亚财政”无疑也是一种行政文化，它是围绕着行政资源，受民族、文化、习惯和观念等因素的影响而形成的以特定的权与权、人与权、人与人的非正当关系为核心的，是当事人根据权力带来利益的大小、得失，进行利益分配的文化模式，是一种隐性的文化形态。历史是现实的镜子，现实是历史的注脚，认真研究历史上“亚财政”现象和制度，对当今中国的公共财政和反腐倡廉的制度建设具有积极的现实借鉴意义。有不少历史研究者已经注意到“亚财政”这种现象并为之命名。某些学者的“潜规则”之说算是一种命名的方式。从财政、税收的角度，不少研究者称其为“非经制财政”或者“非正式的税收”（黄仁宇）、“非正式经费体系”（Madeleine zelin），不过由于史料的不易得，因而尚未见有系统、深入的探讨。   

    洪振快的“亚财政”概念，或许正是力图通过对“亚财政”表现的形式、产生的原因、发展的动力、规模的大小、对历史的影响等方面的勾勒，把“亚财政”的面貌较为完整地呈现出来——这难能可贵。在时代的喧嚣面前，也许洪振快先生对“亚财政”话题的研究和分析有些边缘化。但这并非是对“亚财政”话题的不公——“亚财政”话题正是以其“边缘”的身份，给了人们另一种独立思考的姿态和机会，具备了更多探索的品质和先锋的色彩。笔者甚至认为，“边缘”更适合“亚财政”话题的位置。类似“亚财政”的历史话题正是以适当的冷清与孤独，避开了一场场铺天盖地、无孔不入的话语权“绑架”，得以保持自身的完整和纯粹。
 
    文章出处：中国社会科学院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