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

　　土地流转蔚然成风

    去年12月，侯安杰去了北京，他说自己作为全国农民的唯一代表，在全国技能人才和农村优秀人才表彰大会发了言。说起侯安杰，这9年来，他租种了20300多亩流转农田，与近2万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合同，创下了全国农民种田面积第一的纪录。 侯安杰拍着胸脯说，几乎全黄石地区所有抛荒的土地都在自己手上。

　　事实上，这种土地流转在中国农村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记者了解到，在湖南、湖北等地的农村，“土地如果不流转，荒田没效益，生产没规模”，已逐渐成为农民的共识。

　　然而，这种土地流转是带着隐痛“出生”的，对于侯安杰这样的种田大户来说，最担心的是一旦返乡农民要田，之前签订的流转合同就会成为一纸空文。而在湖南等地，农民与种田个体户一年一订的流转口头协议更是瞬息万变。

　　侯安杰的这种担心很快就变成了现实：由于受到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下半年陆续返乡的农民工开始找他要田，有些甚至以村为单位，集体找他要地。这样的事情多了，侯安杰开始气从中来，他干脆“直接把机械开到田去，凭谁说我也不管”，他要把地牢牢抓在手里。所以，虽然麻烦不断，但侯安杰的土地一点也没减少。

　　同时，侯安杰也清醒地知道，“现在农民手上还有点钱，暂时还不会返乡种田，但到了4、5月份，就不好说了”，所以他想出了一些办法，办起了农业专业合作社，农民可以进行土地入股。

　　在土地流转蔚然成风时，农业合作社就能保证土地的稳定性吗？侯安杰说，“至少这是个保障吧”。在金融危机下，湖南、湖北、四川农村的这些种田大户，他们的命运又将如何？

　　　侯安杰办公室与家合二为一，这是一幢矗立在马路边上的两层楼，掉了瓷砖的外墙上挂着硕大的“侯安杰农业专业合作社”，显得有些寒碜不搭调。侯安杰的办公室就更加简陋了，除了悬挂着与全国各级领导人的合影，以及各式各样的奖章之外，只有一台一开机就像拖拉机样轰轰作响的台式电脑。

　　返乡农民工急着要地

　　“春节刚过完，现在是最忙碌的时候”，虽然是周六，刚刚接待完从市里来检查工作的领导，侯安杰又忙着回家搬砖头，建房子，从头到脚都是水泥灰。然而最让他心烦的不是这些，而是“从去年开始，就不断有回乡的农民工开始找他要地”。

　　不说还好，一说把侯安杰的气全挑出来了，他从凳子上一跃而起，在办公室走来走去，本来瘦弱的身体突然发出巨大的声音。他边说边比划，“这么多荒田，如果不是我整理，早是茅草丛生，废地一块。现在我刚把土地保养、施肥，把水利灌溉设施装好，他们就来找我要田”。

　　有的是以村为单位，村支书牵线搭桥，集体签字要求拿回土地。

　　想起当时，从一家一户农民手中承包闲置土地，从500亩田起了家，到现在的两万多亩，他的确尝到了艰辛。当时从山西搞煤矿亏本回来，家里一贫如洗。

　　不过侯安杰气愤的原因还不是普通的农户家庭找他要地，“如果是普通农民找我要田，我一定给”，但现在是村里有人得了“红眼病”，看见他种田赚了钱，有人想抢他的生意。他告诉记者，柳林村村委会前段时间提出要回500多亩田，说因为返乡农民工要土地，“而事实上，是村里的领导想把这些田以更高的价格租给另外一个人”。

　　虽然现在双方还有矛盾，“到了春耕的时候，我就把机器开过去”，侯安杰狠狠地说，就算是打官司，在这个事情上绝不让步。

　　种田大户的土地规模经营之路

　　说起侯安杰的土地规模经营始于2000年，当时他承租的还不是农田而是520亩林地。“造林周期太长，回报慢，算下来没有赚到钱。”

　　头脑灵活的他开始种蔬菜，2003年他又承租了230亩蔬菜基地。“头两年赚到了钱”，要说的话这算是他的“第一桶金”了。此后，他大展手脚，从2004年开始大面积发展水稻种植。虽然始终没透露这八年他积攒了多少身家，但他笑着说“很可观”。

　　2007年，他共承租土地9280亩，今年他一下子扩大了水稻面积4000多亩，扩大蔬菜面积5000亩。“去年6月底，我又拿到了4000多亩地，现在总面积已经达到2万多亩了。”侯安杰说话时口气很大。

　　去年侯安杰经过媒体报道后，有很多人找他，也有很多人给他出主意。他慢慢发现，“光靠种田是不行的，必须要进行农产品深加工，增加农产品附加值，要衍生产业链条，才能挣更多的钱”，侯安杰说出这些话，他是深谙其意的。所以，侯安杰今年使用自己的大米加工厂，同时，他还投入红薯易拉罐饮料的生产。

　　侯安杰的2万多亩田满打满算产出了1000万斤粮食，已经销售一空。去年，他还注册了大米品牌。随着侯安杰的名气越来越大，他开始尝试“订单农业”。他早早就接到了粮食订单，一些公司都成了他的大客户。

　　细细一算有钱赚

　　有人说侯安杰最擅长算账，他在找农民拿荒地的时候，是这样说的：耕作1亩田，耕田人力畜力100元，种子、化肥、农药100元，插秧100元，管理50元，收割运100元，其他杂费60元，总成本510元。1亩田按600斤稻谷产量计算，9角1斤也只卖540元，除去成本还剩30元。“我侯安杰每年给你100元~160元/亩的租金，另外返还国家每亩100多元的粮食补贴，怎么都比你种田划算”。

　　其实，这笔账并没有算错，农民也并不糊涂。记者在湖南了解到，不少地方如果土地抛荒还会有一定的罚款，所以不少村民一分钱租金不要，国家的粮食补贴不要，求着别人来帮忙种田。土地慢慢就向一些大户集中起来。

　　同时，记者也帮侯安杰算了一笔账，结果甚是惊人。

　　他说，去年租种的2万多亩田，他的成本在于：每年每亩100元~160元/亩的租金；390人（包括农业技术人才、专家、管理人员、农工），一年的工资大约上百万；另外就是农资、化肥、机械的投入。平均下来，一亩地的成本大约是630元，但由于他选种了售价较高的优良品种大米，丰收后，一年下来的纯收入非常可观。

　　侯安杰的步子走好了，路子走宽了，也开始有外省的人请他去种田。他说过年期间，山西运城的一个县专门打电话要他过去种田。

　　今年要地的现象最普遍

　　这也难怪村里人不犯“红眼病”，不少人认为侯安杰赚了大钱，但是分给农民的地租太少了。

　　去年下半年以来，返乡农民工开始陆续找他要田。由于当初签订合同的时候，是一个母合同，带很多子合同。母合同是和村委会签订的，子合同指的是村民们在母合同上的签字画押。所以很多还以村委为单位向他要田。

　　他把这些一概归结为村里人的“红眼病”。

　　不过，他自己也清楚地看到，金融危机对农民就业的影响，“今年要地的现象最为严重，以前都没有这么大面积”。侯安杰从去年下半年就一直在想，万一有一天大家都回来了怎么办。

　　最终，他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开办农业合作社。他拿出合作社的法人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有些自豪地说，“这些程序都是在两天之内全部办齐的”，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侯安杰“一路绿灯”。去年11月18日这个合作社匆匆挂牌，侯安杰的家暂时成了合作社的办公地点。

　　农业合作社没有得到农民认同

　　为了抵御土地流转的不稳定性，侯安杰说，这种合作社的两种操作模式至少给他提供了两道保障线。他这样打算，“如果农民回来要土地，我可以提供两种方式，一种把土地按200元/亩的价格入股，股东按股份分红，债务共担。另一种是维持原合同，以土地好坏每年每亩给予100元~360元的租金，另外提供在合作社务工的机会，比如说即将投产的大米加工厂、红薯易拉罐饮料厂。

　　然而，农民对他的这种做法并不是很感冒。有村民说，自己每亩土地才200元的价格入股，侯安杰给的价格实在太低。也有很多农民怀疑侯安杰的财务管理的规范，“谁能保证做账没有问题，万一侯安杰说亏本，那不是还得自己掏钱补上？”

　　所以，目前更多的人选择了第二种方式。侯安杰的合作社就有这么一个人，去年从东莞打工回来找侯安杰要自己的3亩田。侯安杰提出两种方式，他选择后者，以每年每亩100元的价格把土地租给了侯安杰，自己在合作社工作，每月960元的工资。

　　侯安杰说，“说老实话，我也不希望农民以土地入股”。侯安杰私底下盘算，这样必然摊薄了自己的利润。他在山西拿到的1万3000多亩田，现在谈的价格是，他占20％的股份。目前他提供技术和人员，“不过我要投入更多的资金，至少也要让自己占有一半以上的股份”，侯安杰胃口不小。

　　山区土地流转缓慢

　　侯安杰对自己成为全国种田大户的典型这件事，他说自己当仁不让。从最初挨家挨户去求人家把土地租给他种，天天守在人家门口最终才拿到自己的第一批500亩田，到现在2万多亩田，横贯2个市县，8个乡镇，谈何容易。

　　最麻烦的还有人手的问题。侯安杰手下300多名长期雇员几乎来自外地农村，有湖南、江西的，仅山东寿光的就有30多人。农忙时节的“应急工”则多是本地农民，最多的时候，一天招两千多人。现在，老侯已经实行网上招聘了。这么多人管理起来也不是那么容易。

　　有人把他的管理模式归结为“金字塔”式：金字塔的最顶端是侯安杰，下设3个组长，一般情况下，他只和3个组长进行交流。组长下面是11个生产队长，他的几个女婿都是队长。每个生产队再选拔2至3个技术能手当小组长，大概有二三十人的管理队伍。

　　同样是在湖南、湖北的山区，劳动力却成了“天堑”。

　　记者在湖南、湖北山区了解到，在山区，土地不如平原那么好耕作，差不多全凭人力。即使土地成了规模，也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在湖北五峰县的一个100多人的乡村，土地抛荒也很严重，但即使土地集中起来，也没办法通过机械化耕作，提高土地利用率，而偏远山区也雇佣不到劳动力，所以土地流转一直处于停滞状态。当地的大多数青年农民只能靠外出打工赚钱。

　　命运各异的三批种粮大户

　　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经营，分田到户，农民有了积极性，土地一下就被激活了。农民们不仅种好自己的责任田，还积极垦荒，催生了一代种田大王。当时，种了100多亩湖田的贺桂华还当选为全国人大代表。后来，随着乡镇企业大发展，人们更多地把眼光投入到工业发展中去了。

　　到了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农民负担加重，农产品价格低。“种田不仅不发财，还会亏本”成了农民的共识。出门打工的多了，抛荒现象显现出来。为解决抛荒问题，基层政府开始激励农民种田，也提出了“低价包租”等政策，于是又涌现了一批种田能手。但当时涌现的全国“粮王”刘文豹现在却远在宁夏种田，连一个像样的房子都没有。因为承包合同两次被单方面废止，又找不到合法的政策途径，诉求无门。

　　“侯安杰能够有今天的成绩，除了他个人能力和灵活的头脑外，更主要在于他遇到了好政策，抓住了好机遇。”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所长张晓山这样评价。“随着农村土地二轮延包完成，农民的责任田已明确到户到人到田块。但农村大量青壮年劳动力外流，家中田没人种，有的托其他亲戚，有的让村委会托管，土地便大量流转。加上2003年《土地承包法》的实施，提出在稳定承包经营权的基础上，不改变土地的农业用途，可以依法、自愿、有偿流转土地。有了合法保障，侯安杰适时出现了。

　　侯安杰也深知自己成功的原因，他说得最多的就是，我赚的就是“机械化的钱、技术的钱、国家政策的钱”。他每天都坚持看书读报，掌握政策最新动态，是个非常有政策意识的农民。当问到他坚持的勇气在哪里时，他能马上答道，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说，坚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稳定和完善土地承包关系，按照依法自愿有偿原则，健全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市场，有条件的地方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适度规模经营。他还说，胡锦涛总书记在凤阳小岗村视察时，对土地流转予以了肯定。

　　在侯安杰看来，“土地流转”是大势所趋。但侯安杰的路究竟有多长，可能我们都还看不清。

    责编：黎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