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村民下跪”所为何来?干群关系必须改善

    “对于村民向镇党委书记下跪这个事情，我们将进行调查，如果确是书记的问题，我们将按照有关规定和程序严肃处理。”12月17日，陕西凤翔县纪委副书记、监察局局长刘建信就“下跪事件”接受记者采访时如此回答。
    据报道，12月7日，凤翔县村民李建安向当地糜杆桥镇党委书记 王晓炜下跪，请求书记的谅解。王晓炜此前曾把自己的手机号码向当地公布，并称有什么事情可以打电话反映。可李建安拨打电话后，却挨了一顿臭骂，他气愤不过就将书记“电话骂人”的事到处宣扬。这事很快传到王晓炜耳中，王晓炜专程找李建安落实事情真相，说他根本没有接到李建安的电话，骂人之事更是无中生有。李建安认为电话号码是镇民政干部给的，即使打错了也不应由他承担责任。可王晓炜非让他承认错误，李建安竟当场下跪。

干群关系须要改善   

    这个事件的起因非常微小，不过是打错了一个电话，但却引起了轩然大波，以至于必须一方下跪才能解决，其中透露的深层次的问题发人深思。
    “最根本的是干群关系不融洽，尤其是基层干部和群众之间缺乏信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行政学专家、研究员董礼胜告诉记者。干群关系紧张本来应该是一个不正常的现象，但在我国的一些地方，尤其是基层，干群关系紧张反倒成了常态。
    “在这种情形下，哪怕是出了一些小事情，都会因为干部群众的互不信任而无限放大，之前的瓮安事件就是血的教训。”董礼胜语重心长地说。
    而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社会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于建嵘则强调了农村治理的制度性因素。于建嵘认为，一个镇的党委书记把手机号码公布于众，这是一种“清官”情结在作怪，是作秀。“镇党委书记有自己的职责，他不能老接电话。如果制度健全了，该哪个部门负责的事就哪个部门负责，各司其职，还公布号码干什么？”
    当然，在现在制度不健全的情况下公布一把手的电话号码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但一旦公布，领导干部就应该有足够的心理准备接受各种预料之外的事。“不就是一位群众发几句牢骚嘛，作为一个镇的书记，应该有更宽广的胸襟。”

“村民自治”面临尴尬   

    按照李建安的说法，他之所以给镇上打电话，是因为村干部骗取国家低保金、虚报退耕还林面积套取国家资金，村民搬迁村主任代收招待费8700元，承包工程行贿等。
    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副研究员冯兴元认为，这些问题的解决本来应该遵循两个途径：一是召开村民会议，罢免涉及贪污的村委会成员，甚至重新选举村委会；二是直接向监察机关举报，由检察院介入此事。
    尽管这些途径都是宪法和《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文规定的，可是冯兴元认为在现在的情况下很难实现。“我们的制度设计不合理，还有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以及对权力的畏惧。”
    冯兴元刚刚对我国37个村庄的村民自治实践进行了调查研究，发现很多村庄内部治理结构并没有真正实现从管治走向自治结构的转型，村级治理权力集中、缺乏制衡的现象依然十分突出。村民选举后，村干部的权力仍然不能得到有效的规则制约，村民委员会执行权与村民监督权不对称，村民往往只拥有分散的监督权，再加上村民委员会掌握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的召集权，这可以引发与村庄民主制度背道而驰的一系列问题。
    冯兴元为此提出很多建议，比如村财务公开，对主要村级组织干部采取最长任期制限制，以《村民自治法》替代《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等。“当然，最关键的还是如何落实。”冯兴元说。

媒体监督应加强引导   

    陕西凤翔县下跪事件发生在12月7日，但直到12日陕西某报公布于众后，才引起了一系列的反应：网上开始热烈讨论，称该事件为“下跪门”；凤翔县的组织部门和纪检部门也介入此事，进行调查。
    可以看出，新闻媒体在“下跪事件”的进展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董礼胜对这种监督力量非常看重，“行政机关内部也有监督，但由于属于同体监督，效果一般；也可以通过法律途径监督，但实施得很不理想，‘民告官’大多赢不了。在这种情况下，媒体监督就显示出自身的价值，最近的三聚氰胺事件就充分证明了媒体监督的力量。”
    因此，我们要继续为媒体监督提供比较宽松的环境，不能要求媒体有100%的证据才能报道，不能一点对不上就是虚假报道，就是诽谤。于建嵘认为，要允许媒体大胆地揭露，允许媒体异地监督，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当然，我们的媒体监督要多从建设性的角度出发，多起推动作用。
    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媒体监督的另一面。网上对“下跪事件”的评论，是一面倒地批评王晓炜。而事实上，王晓炜从今年8月调到糜杆桥镇后，曾把李建安所在村的村支书就地免职，并表态等村委会换届完毕，对该村存在的问题彻底解决。可网上对这些事情都有意或无意地忽略掉。
    因此，在鼓励媒体监督的同时，也要注意避免媒体中的情绪化语言及片面的论断，引导媒体向公正、客观的方向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