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京生：文化流动与“一带一路”建设

    自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2013年9月和10月分别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倡议以来，时间已过去6年，“一带一路”正从倡议走向落实，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笔者想从“文化流动”的角度来谈谈对“一带一路”建设的认识，主要谈如下三个方面的内容。

    文化流动是推动世界文明进步的重要方式

    第一，文化流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

    世界充满了流动。茫茫宇宙间的天体在流动，地球所承载的江河湖海、气流云彩在流动，甚至微小至细胞、原子的物质也时时刻刻地处于运转流动之中。人类社会也是这样，现代智人出现以来，经历了大陆、岛屿间的漫长迁徙历史，而小麦和玉米、牛和猪等物种也漂洋过海实现了跨大陆流动。从世界文明进程来看，同样是流动促进了人类文明的存续与发展。如17世纪初叶，北美大陆只有零散的居民点和稀疏的人口，对于当地印第安人和辗转到此的欧洲人来说，出现一个统一的北美新民族并形成独特的北美文化是超出当时人们想象力的事情，但开拓新大陆的殖民实践客观上把北美的种族、阶级、文化等差异性在历经接触、冲突和融合后熔铸为共同的文化价值，最终锻造出美利坚民族，融合出独具特色的美国文化，显示出文化流动所展现出来的巨大活力。而从欧洲文化到北美文化的转换中可以看到，某一区域的文化传播到世界各地，会与当地文化结合产生新的文化形态，但文化流动在各地发挥的作用是不一样的，结合得好就成为新的文明方式，如佛教从印度传入中国后，受到中国固有传统思想的改造和融合，经1000多年形成了独具特质的新体系，传到日本则发展出具有大和民族特色的佛教，相反，结合得不好就“水过地皮湿”。

    第二，文化流动具有规律性，它体现在历史性的纵向流动与空间性的横向流动两个方面。

    纵向流动在中华文明中体现得最为清晰：由于欧亚大陆东部的自然地理区隔，中华文明获得了相对独立的发展空间，又由于早在2000多年前就实现了文字、政制上的大一统，即所谓“书同文、车同轨”，使得中华文明既源远流长，又传承有序，成为四大古文明中唯一未曾中断又不断发展的文明。与文化的纵向流动相比，文化的横向流动更值得注意，它所造就的历史奇迹，可能更令我们惊叹。原来发端于两河流域的基督教后来却兴盛于欧美地区，来自于印度的佛教，却在东亚和东南亚形成了蔚为壮观的气象，而中华文明也曾远走他乡，辐射到周边地区，带动了诸如日本、韩国、新加坡这样的国家跻身于世界民族的前列。

    第三，流动频率、人口、交通、传播手段、文化自觉等因素影响文化流动效果。

    首先是流动频率。频率的大小决定了文化流动的速度，也决定了文化流动所达致的效应。典型的例子就是“丝绸之路”，它形成于汉，兴盛于唐，有宋一代虽因奥斯曼帝国、吐蕃、西夏等势力的崛起而有所阻隔中断，但元明清又得以恢复和转变，可谓延绵两千年而不绝。其次是人的流动，人是文化的基本载体，只要有人的地方就有文化，流动的人群是流动文化的承载者，也是文化流动最活跃的因素，纽约作为“山巅之城”，其超级活力无疑来自西欧人“发现”新大陆后全球性移民和多元文化的汇聚。只有40年城市史的深圳更是这样，它曾经是名副其实的文化边缘之地，但改革开放催生的新的观念文化却首先在这里找到了立足和生长的机会，并形成了自身独特的文化风格。此外，交通也是最大的文化流动因素之一，如中国大运河的开通，促成了北方和南方、东部和西部文化的交流和汇通，15世纪至16世纪海洋新航路的出现，则开辟了人类全球化大交流的新时代；进入近代，随着交通工具尤其是声光电等现代科技传播手段的发展，文化流动进一步加速了，这也使得现代文化产业（工业）借此得以兴起，其全球影响更是无远弗届。最后，我想强调一下文化自觉的作用：主动接受与被动接受文化流动，其造成的历史结果是不一样的。如日本和韩国在唐朝是主动接受中国文化，各自派出多批次遣唐使来长安、洛阳等地学习当时世界最先进的唐文化，迅速提升了自身的文化发展水平。相反的，倘若被动地、抵抗式地接受文化流动，则有可能走入文化停滞的困境，近代中国对现代西方文明的态度，就是一个被动到主动的过程，从一律拒之门外，到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在相当意义上就是这种文化守成主义态度的集中反映，也为此而“被迫打开大门”付出了惨重的历史代价。相比之下，改革开放后这几十年则是主动地对外开放，不仅在器物层面而且也在文化层面，其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奠定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这正说明了文化流动自觉的极端重要性。

    总之，流动是世界文明交流的重要方式，身处今天这样一个变动不居的全球化时代，我们需要深入、全面思考人类社会发展所面临的新机遇和新挑战，提出并锻造一种新的文化流动理论，以此来理解与回应世界、国家、地区和城市发展的处境与问题，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贡献我们的智慧。

    “一带一路”对文化流动的特殊历史贡献

    第一，“青铜之路”和“丝绸之路”促进了欧亚大陆文化的形成以及人类文明的交流互动。

    广义的丝绸之路是指遍及欧亚大陆甚至包括北非和东非在内的长途商业贸易和文化交流线路的总称，此外还包括在南北朝时期形成、在明末发挥巨大作用的海上丝绸之路与西北丝绸之路，以及在元末取代西北丝绸之路成为陆上交流通道的南方丝绸之路等。但很多人可能不知的是，早在“丝绸之路”存在之前，就已形成一条从西亚、中亚到中国的“青铜之路”。事实上，“青铜之路”与“丝绸之路”呈现为一种历史性的交替更迭关系。根据世界考古发现，今天的土耳其、伊拉克等西亚国家，早在公元前1万年至公元前6000年间就出现了冶铜遗址，此后以这一地区为中心的青铜文明向外扩散，其中一个方向就是沿着欧亚大草原的“草原之路”进入东亚，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到达新疆，在公元前1700年左右经由河西走廊进入中原。可以看到，正是这一“以时间换空间”的自西向东的“青铜之路”的开辟，为后来汉唐宋元时代丝绸之路的反向兴起与繁荣奠定了基础。“青铜之路”首先实现了西亚、欧洲和东亚的相互连接，后起的“丝绸之路”则又进一步加强了三者的历史关联。它们的结合，为我们打开了理解欧亚大陆文化形成以及人类文明交流互动历程的大门。

    第二，与经济价值相比，“一带一路”的文化贡献更加伟大。

    历史已作出了详尽的说明，“一带一路”对中国及世界的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所作出的长期、巨大的贡献是毋庸置疑的，这一历史经验也对我们重新思考其世界性意义和当下、未来价值提供了足够的启示。没有“一带一路”，亚、欧、非这世界上最大的连带性大陆将被自然地理分割为一个个孤岛；而正是“一带一路”及其长期跨越了区域地理屏障的贸易和人文交往，使得亚欧大陆因文明要素的相互沟通和彼此影响，出现了多个文明中心并存的局面：先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文明向外输出文明要素，继而沿东、沿西形成了中亚、东亚和欧洲等新的文明中心。如在对商王武丁配偶坟茔的考古中发现了产自新疆的软玉，这说明早在公元前13世纪，中原就已开始和西域乃至更远的地区进行商贸往来。《史记·赵世家》中说：“马、胡犬不东下，昆山之玉不出，此三宝者非王有已。”显示除了昆仑玉，胡犬这一产自中亚、西亚的犬种也已进入中国。

    然而，相对于经济的贡献，丝绸之路对文化的贡献更加伟大。以中国的元代为例，由于蒙古帝国称雄欧亚大陆，其汗国覆盖了东亚、中亚、西亚和俄罗斯，形成了庞大的帝国统治系统，这也为欧亚大陆的交通、物质、人员往来创造了前所未有的便利条件，日本著名学者杉山正明据此认为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史”由此开启。事实上，正是在元朝，中国的火药、指南针、罗盘等发明经由丝绸之路传入西亚，进而传入欧洲。而西方各地人士也经由这条国际通道纷至沓来，把拜占庭、阿拉伯文化带到东方。阿拉伯天文学家扎马鲁丁曾向元世祖进献《万年历》并制作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叙利亚人爱薛曾在中国创建广惠司，用阿拉伯医药之法治病。马可·波罗也是这一时期来到中国，回到意大利后，写下了影响深远的《马可·波罗游记》。可以说，丝绸之路的存在促进了东西方乃至世界的文化交流，使人类相互沟通了解，并在交流碰撞中产生出奇异而丰硕的成果，使世界的和平友谊、平等互惠在这条道路上实现持久发展。

    第三，历史上的“一带一路”缺乏充分的文化自觉，限制了其作用的发挥。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所涉及的国家和地区虽多，但由于历史的局限尤其是技术手段的制约，加上沿途自然条件恶劣，路途遥远、舟车劳顿，使得沿线交通、贸易和文化往来成本过高，无形中也导致传统的丝绸之路无法取得更多的成果。另外，就文化流动发展而言，中国历史上的丝绸之路并非纯粹是为了推动中外贸易、科技和文化往来，以此促进自身的发展，而往往仅仅是基于政治和军事上的考虑，比如西汉张骞通西域，开辟了中外交流的新纪元，但也浅尝辄止，本身并无贸易和文化交流的充分自觉；元朝推动了海上丝绸之路的大发展后，明朝郑和下西洋，其出发点更多地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地大物博和煌煌国威，同样地，贯通东亚、东南亚的贸易和文化往来，是以中国为中心的传统朝贡贸易系统最为重要的一部分……正是在文化平等交往上的不够自觉，影响了中外文化流动的深度和广度，甚至历史性地形成了中国位居天下之中的天朝心态，不仅导致了自大和封闭，也使得传统丝绸之路难以取得更大的发展成果。

    如何借助“一带一路”加速文化流动     

    首先，要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文明之路、交流之路。

    “一带一路”倡议从提出到实践，昭示着中国的改革开放尤其是对外开放事业，正在迈入一个新阶段、新境界、新格局。从格局上看，首先是空间的博大，一头是活跃的东亚经济圈，一头是发达的欧洲经济圈，中间广大腹地国家经济发展潜力巨大。其次是内容的博大，它不但包括贸易、投资、交通等经济领域，还涵盖政治、社会、文化等方方面面。再次是共同利益的博大，它是基于全球共同繁荣的理念而提出的共同打造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最后是视野的博大，它一方面是为了实现与沿线国家的发展机遇对接、政策协调和优势互补，另一方面，在某种意义上是以回归传统陆权的方式形成对近代以来处于强势的海权的对冲。

    不同于传统的丝绸之路，如今的“一带一路”建设，借助现代经济、科技、交通等手段，实现了“陆上海上天上网上”四位一体的相互联通。这不仅极大扩展了沿线国家的投资贸易潜力，同时又是世界文化的一次空前流动。作为一个涉及近70个国家、44亿人口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一带一路”以经贸为中心，通过共商、共建、共享的平等互利方式实现共同繁荣。但与此同时，“一带一路”建设同样需要把文化交流合作当作其中最为重要的战略举措予以积极推进。其原因就在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不同、文化多样、社会复杂、诉求各异，同时国际风云瞬息万变，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之中，必然有很多的风险和潜在的对抗因素，有些现在没表现出来，但是随时随地都可能爆发。这里既有经济、文化的因素，也有政治、宗教、种族的因素，都有可能导致世界的动荡变化，并对“一带一路”的实施和全球化的发展造成冲击。因此，如何化解这种风险和冲突，是至关重要的。而“文化”本身具有润物细无声的力量，其柔软身姿是化解分歧、增强互信的重要手段。因此，要高度重视文化交流合作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地位和作用，保持平等、开放、包容的文化气度，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文化往来，把“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文明之路、交流之路。

    正所谓“兴于贸易，成于文化”，“一带一路”建设必须打好文化流动这张牌。“一带一路”建设最终是以文化论输赢的，而这个“文化论输赢”不是说中国自己独大，而是尊重、包容各国的文化多样性和国家文化主权，促进各民族国家文化的自由流动和创新。

    其次，从六个方面入手，借助“一带一路”加速文化流动。

    第一，强化经贸关系，促进人员流动。积极促进各自的市场开放，通过签订多边、双边投资贸易与旅游协议，为促进各国人员往来提供制度上的保障，增强文化流动的经济推力。

    第二，发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和丝路基金的功能和作用，通过合作投资兴建跨境铁路、公路，开通更多沿线国家的国际航线等方式，完善沿线国际交通网络，为人员往来、文化流动提供交通便利。

    第三，加强科技尤其是文化科技领域的合作。科技自古以来就是文化流动的核心动力，借助目前5G、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新技术，中传云、文旅中国等新媒体的发展浪潮，积极推动各国在科技尤其是文化科技领域的广泛合作，包括完善现代信息技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新媒体软件的国际市场开发应用等，使“文化+科技”成为加速文化流动的最大助推力。

    第四，加强文化领域的项目与产品交流。通过举办“一带一路”文旅发展论坛、“一带一路”国际电影节等活动，推动中华文化走出去，增进沿线国家和地区间的了解，促进不同国家、地区文化和旅游交流合作，加强对彼此文化的了解和体认；联合举行博物馆、表演艺术、非遗展示等国际文化交流活动，认识和欣赏各个国家最为独特优秀的民族文化；进一步办好“文博会”的“一带一路”馆，促进国际文化贸易发展，不断拓展彼此在文化产业领域的合作空间。

    第五，加强以城市为主体的国际交往。城市是文化的容器，是文化发展最活跃的主体，也是国家对外文化交往的主体。积极探索以“国际友好城市”为主要形式的城市交往模式，广泛开展政治、经济、科技、教育、文化、卫生、体育、环境保护和青少年交流等各个领域的合作，增进友谊、共促发展，使之成为促进文化流动的纽带。

    第六，也是最重要的，要高度认识和强化文化流动与交流的自觉意识，使之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终极目标之一，成为世界范围内文明互鉴互通互融的范本。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我们在历史上和现代取得的成就也是伟大的。但正因为如此，我们才要更谦卑地看到别人的长处，向别人学习，看到人类其他文明的长处，老老实实地学、认认真真地学。

    文化因多样性而可爱，不因单一性而高贵。真正的文化自信是包容，而不是孤芳自赏。大唐气象之所以彪炳千秋，为世界景仰，就是它最没有华夷之辨，胡食、胡器、胡乐、胡旋、胡俗竞相开放于世界之都长安，其恣肆纵横、包容天下的气概，使得我们的文化更加雄浑深厚。今天的“一带一路”带来文化的空前流动，必造就更伟大的文明！

    （本文作者系国务院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