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希安《乌蒙战歌》：基建工程兵的故事

    8月29日，由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樊希安长篇小说《乌蒙战歌》研讨会在京举行。
    20世纪60年代中期，为了国家大三线建设的需要，党中央、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在贵州盆县地区担负大型煤矿建设任务。这支特殊部队的指战员们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经受严峻考验，在完成战备施工任务的同时，也把自己锻造成为一支劳武结合、能工能战、以工为主的新型人民军队。《乌蒙战歌》正是描绘了这支部队在特殊环境中的成长发展经历，歌颂了广大干部战士的无畏牺牲精神，反映了那个年代人们丰富多彩的生活。
《乌蒙战歌》开创了两个“第一”：第一部关于新中国大三线建设的长篇小说，第一部关于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的长篇小说。文学评论家白烨就认为这部作品难度和难能可贵的地方在于写出了基建工程兵，尤其41支队创建和他们的战斗，“而这恰恰在‘文革’期间”。“他们成立的时候是1966年8月1日，正是‘文革’的时候，这非常有难度，一般人写非常难把握。所以这个作品在某种意义上讲，它的难度在于又写‘文革’，又写基建工程兵，是这部书很大的特点。”

    作家张抗抗发言时首先对“樊参事”表示祝贺——原来张抗抗和樊希安这些年一直在国务院参事室做搭档，“调研全民阅读，调研好几年，参事室建议也写了好多。”在她看来《乌蒙战歌》是一部“成长小说”，“为什么大家会觉得这部书好看？它确实有感情，一是有责任，二是有感情，充满着对部队的感情，充满着对三线的感情，充满着对自然的感情，充满着对他战友的感情，这些感情体现得是非常充分的。”她同时也指出了该书的一些问题，“樊参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缺少文学的描写和文学叙事语言，里面有很多是写事不是叙事，叙事就有一种叙事的方式，但它很多都是‘事’但没有‘叙’；词汇的把握上也有点小问题——既然还原到70年代背景下（叙事），那就必须用70年代的语言，而不要出现当下社会才有的词汇。”

    与会作家周大新和王树增也分别发言。由于同作者一样有类似的从戎经历，他们各自的开场白充满了“忆往昔峥嵘岁月稠”的感慨。周大新认为《乌蒙战歌》对军旅生活的军人描写很精彩，“那个时期对情欲的禁锢是今天年轻人很难想到的——如果看一张大幅女人照片都会被认为是思想意识有问题，离婚就会被歧视。军营都是男人在一起，对女人的向往是非常强烈的。（这点）书中写得非常精彩，一个女人在操场边路过或军营路过会引起大家集体注视，领导限制都不行，我就亲身经历过类似的事情。”王树增则认为《乌蒙战歌》是典型的“中国故事”，“中国那段历史，包括‘文革’，‘三线’这些词汇都是中国特有的。那个时代也是中国特有的，全世界都没有，也不可能有，将来也不可能有。书写下来，记载下来就是填补空白。”他同时认为，这部书不要成为这代老人读来津津有味，更大的意义是深入年轻读者的心，“让年轻人捧起来读这段历史。”王树增还认为这本书与其说是一部小说，“不如说就是樊希安的自白书。基本风格就是裸露的，没有任何遮掩，人的欲望，人的情感，人的痛苦，人的快乐，人的情欲，人的理想，所有都是裸露的，他用这种非常坦诚的叙述方式和语调，来形成这部长篇小说的基本叙事风格，这是让我能够一章一章读下去的基本动力。”与之前张抗抗提出意见略有不同，王树增认为“真实到这种程度也是一种风格。相当于用你的语言方式把人物内心解剖出来，明着说出来的，连含糊都不含糊，用词都不拐弯，直接就进去了，这挺好。”
    作者樊希安表示《乌蒙战歌》是自己历时10年准备、3年写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他曾经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基建工程兵煤炭部队一员，有十年军旅生涯，对于在部队那段生活始终难以忘怀，尤其刚入伍在乌蒙山区参加煤矿建设那三年，给他刻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我要为基建工程兵立传，为49万将士立传，为在执行国家建设任务中牺牲的烈士们立传。现在，这个愿望终于实现了。虽稍感肩头轻松，但又忐忑不安，为未能充分展示这支部队的业绩和指战员们的精神风貌而惭愧。”
    据悉，樊希安《不灭的军魂》三部曲之《辽河风云》、《鹏城亮翅》也即将出版。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映基建工程兵作为改革开放后深圳首批建设拓荒人的《鹏城亮翅》中，同为基建工程兵出身，现华为公司总裁任正非的奋斗经历也将纳入作者的写作视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