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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事之窗

汤敏:互联网如何“革教育的命”?

信息来源:新华网作者:
发表时间:2015-12-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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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联网+”将赋予教育以全新的模式

 

  近日国务院参事室参事汤敏在2016中信线上年会上发表演讲,本次年会由中信书院主办,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协办。本文根据演讲内容整理。

  今天跟大家一起分享的题目是“互联网在如何革教育的命”。现在教育又开始革命了,我们这些五十年代、六十年代的学生都记得,当时六十年代中期的时候,都有过一场教育革命。那么为什么现在又有一场新的教育革命呢,我想谈三个问题:第一个教育为什么要革命?第二个哪些教育要革命?第三个慕课如何革教育的命。

  教育为什么要革命?

  因为我们的社会正在发生巨大的变化,现在提出的叫第三次工业革命。什么叫第三次工业革命?首先第一次工业革命是蒸汽机引起的机械工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是电气机大生产引导的工业革命;第三次工业革命呢,人们称之为一次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的革命。

  在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是大生产,大家都消费差不多一样的东西,因为可以用流水线的方式低价格地生产出来。但是到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的社会将会慢慢地进入一个个性化生产的时代,或者说叫私人定制的时代,这是一个多么令人向往的时代。

  那么,如果要实现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也就意味着我们过去所熟知的整套生产模式,甚至我们的企业模式都要发生巨大的变化。要个性化的生产,意味着我们可能就不需要太大的企业,我们也不需要那么多流水线了,我们每个企业就是只为一些人服务,因为我们要为他们个性化地设计产品。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大量的企业家,大量的小微企业。

  因为我要提供私人定制的产品,这个时候我就需要大量的人去创新,我们就要去进行产品设计,满足这个顾客他的需要,我要创造一个新的产品给他,那么创新又变得格外的重要。所以现在我们提出的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并不是因为大学生找不到工作了,经济下滑了。之所以需要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因为在第三次工业革命的时候,我们需要大量的小微企业,我们需要大众创业,需要每个人都去创新。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说起来容易,做起来是有一定难度的,因为我们的人才没有准备好。为什么呢?是因为我们现在的教育,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还是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产物。第二次工业革命是流水线,我们需要在流水线上守纪律、吃苦耐劳的工人,我们需要在流水线上能够制造出一模一样东西的工程师。那个时候我们现在的教育是适合的。什么叫高考,就是全国上下,我们都要答一样的题目,一样的答案,大家背一样的标准答案,你才可以得高分。人才培养也是一个流水线般的人才培养,那个时候这样的人才是适应的。

  但是未来的社会,这样的人才,这种没有创新能力的人才,没有创业能力的人才就不符合未来的需要。所以有了第三次工业革命,有了个性化消费、个性化生产时代的到来,也同时要求我们的教育发生根本的变化。也就是说,教育也要被革命。因为我们需要全新的人才。

  对中国来说,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们格外重要。由于历史原因,我们错过了第一次工业革命。本来第一次工业革命的时候,中国正处在康乾盛世,是中华民族最强大的一个时代。蒸汽机的发明把我们甩在后面了,第二次工业革命我们又没有赶上,现在终于来了第三次工业革命。这一次如果我们再错过,可能我们又是一个百年的耻辱。因此,追上第三次工业革命,进入第三次工业革命对我们中华民族格外重要。而这里的核心又是我们能不能培养出大量的这方面的,能够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人才。因此教育要革命。

  哪些教育要革命?

  那么是哪些地方的教育需要革命呢,教育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领域。中国的教育问题大家都看到了,很多很多批评议论不绝于耳。在我看来,中国教育有三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教育不公平的问题,这个实际上大家都可以看到,城市跟乡村之间,城市的重点学校跟差一些的学校之间,985、211大学和二本三本之间等等等等,教育不公平大家都有目共睹。而且我们所有的家庭,也都在为了能让自己的孩子上一个好的学校,从幼儿园,甚至娘胎里面都在努力着。

  中国教育第二大问题,大家看的并不是很多,就是我们的学生创新不足的问题。如果现在再加进来一条,就是我们的创业能力不足,创新能力不足,因为我们长期以来的应试教育已经窒息了年轻人,从小孩开始的创新能力,创业能力。

  第三个问题大家往往没有看到,但是我认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不亚于前面两个问题,就是我们现在的终身教育缺位的问题。终身教育、继续教育我们谈了几十年,联合国20多年前谈到了现代社会需要终身教育的问题,因为我们正处在一个信息爆炸的时代,处在一个整个的信息革命的时代。有人曾经这么说过,说大学生进校园的时候学的知识,出校园的时候已经过时了。再加上我们自己,所受的教育都是十几年前、几十年前的教育,那些知识已经完全老化了。当然,现在我们每个人都在学习,中信出版社出了很多好书,也是鼓励我们学习,让我们提升自己的学习条件。但是这些学习都是碎片化的,没有系统性的培训。这个是我们教育的很大的问题。

  但是这个不能怪我们的教育行业或者我们的教育部门。教育部门他们能把现在的在校学生教好已经不错了,再把全国的上十亿已经出了校园的,由他们来承担这个终身教育缺位的问题,他们可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那么怎么办呢?所以在我看来,教育不公问题,创新不足的问题,终身教育缺位的问题,这是中国教育最大的三个问题,我们还可以列出一百个,一千个,每个人都可以列出很多很多教育的问题,但是这三个是最核心的。

  可是这三个问题解决得了吗?这三个问题事实上不仅是中国的问题,也是全世界的教育同样存在的问题。可能某一些发达国家,像美国做的比我们好一些,但是他们同样存在着教育不公,他们的教育也缺位,他们的创新也就集中在东海岸的哈佛、麻省理工学院,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等等几个好的学校,他也做不到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所以这些问题它不仅是中国的问题,它是世界上各个国家普遍存在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我们能解决吗,下面我想跟大家讲几个小故事,我们自己做的一些实验。

  教育公平可通过互联网共享来实现

  关于教育不公的问题。拿呼和浩特市一个贫困乡的学校来说,这个贫困乡的教室里面的同学正在直接上北京人大附中的课,大家知道北京人大附中在中国教育总是排名第一的,而这个贫困省的贫困乡的学校又是中国教育的最底层,他们直接在上北京人大附中的课。每天我们把人大附中的课录像下来,放到网上,当天晚上在这个图片上,面对学生的老师,就是当地的老师,他先看一遍,把那些人大附中的太高大上的一些难题剪掉,这些我们农村的学校不需要。这样呢,人大附中四十到四十五分钟的课剪成二十五到三十分钟左右,第二天首先放录像,乡镇的学生就直接听人大附中的老师讲课。

  学校的学生和老师之间是互动的,当人大附中老师开始提问人大附中的学生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当地的老师站起来,把这个录像的声音关掉,由当地的学生来回答人大附中老师提出的问题。由这个老师来判断学生答的对还是错,如果发现大部分学生都掌握了,那么继续放录像,这个课继续进行。如果发现有一部分学生没有掌握,这个时候老师可以把录像停下来,跟学生讲那么三五分钟,把这个概念讲清楚,然后继续放录像。这样每一节每一节课,每个星期每个星期,每个月,每个学期都是这些学生直接上人大附中的课。我们不但在内蒙,我们在全国22个省,将近200个乡村学校在做这种实验,这个实验我们已经进行了三年了,效果都非常好。大部分的学校成绩平均都要提高20分左右。

  这个实验给了我们信心,因为如果我们能够让200个学校的学生去听人大附中的课,跟人大附中的同学同堂上课,为什么我们不能把它扩大到20万个学校,200万个学校?对互联网来说,只要拍下来放在互联网上,200个学校和200万个学校是一样的。

  我们还在做另外一个实验,在屏幕上的是甘肃省的四坝中学的一个电子书包课堂。对于互联网来说,我们可以通过大屏幕让全班同学同时听,同时上课。但是这个说实在的,还是没有走出我们传统的教育模式。其实最新的教育模式是每个学生发一台平板电脑,我们可以把作业、课本、老师讲座都放在平板电脑里面,这个时候每个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程度来学习,聪明的学生、基础好的学生可以学得快一些,基础差的、理解力比较差的学生可以慢一点,我可以看两遍三遍。这个就是所谓的因材施教,我们就可以个性化地学习,这个我们现在正在甘肃、河北和广西的几个学校里面实验。我们想把这种实验推广到村小教学点去。大家知道目前中国教育最困难的就是村小教学点,所谓的村小就是在那些很偏僻的山区里面,可能一个村子就十来个学生,一个老师。这个老师一二三年级都要教,语文、数学、英语全部他包下来,就那么十来个学生,这样他能教得好吗,教学质量能高吗?

  如果这些学生我们都可以发一个平板电脑,把好的老师的课放进去,学生在平板电脑上学,这个老师以辅导为主,学生们可能就会学得更好。有人可能说现在我们连城市都还没有平板电脑呢,农村能先有平板电脑吗,我说为什么不能,像这样的平板电脑最便宜五六百块钱人民币一台,我们现在每年给贫困学生的免费课本钱就两百多块人民币,三年的免费课本钱就可以买一台平板电脑,就不要发免费课本了。就发平板电脑了,但是平板电脑起的作用就远远超过那几本免费课本。

  我们正在实验,我们希望这种模式能够让最困难的、最贫困的这些乡村的孩子们,能够很快地赶上我们城市里头的学校的学习质量,让素质鸿沟能够很快地被填平。

  所以我们提出了,让我们贫困农村学校的这些学生,都能上到本省、本市、本县甚至全国的最好老师的课。我们现在很多的学校还缺英语课、音乐课、美术课,既然数学、语文课能这样上了,为什么英语课、美术课,音乐课不能也这样上。如果我们每个村小,每个教学点的学生都可以发一个平板电脑,如果连互联网都没有的,电子书包照样可以,只要有足够的内存它都是可以用的。

  如果我们能尽快地推动这样的改革,那么我们现在所担心的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就可以大大地缓解了。如果连贫困地区的学校的学生都可以这样来学习,为什么我们其他的学校,比如说城市里的可能不是非重点学校的学生,也可以直接用互联网的方式学到这个重点学校课程,甚至不单是本市的重点学校的课程,也可以是全省、全国最好重点学校的课程。如果我们用这种互联网的思路,就有可能解决现在不但是中国,全世界都存在的叫做教育不公平的问题,因为教育不公平不仅是硬件的不公平,现在更多的是软件的不公平,是教师资源配置的不公平。而用传统的方式,教师资源配置是非常非常难以公平的,我可以把教室建得很公平,我们可以把课桌椅用得很公平,但是我们很难把好的老师都平均地分配到全国的这些差的地方去,因为没那么多好老师,但是用互联网的方式就有可能共享。

  让企业家和学生成为创新创业能力的传播者

  第二个关于创新创业能力的问题,我们也做了一个实验,四年前我们开了一门课叫“大学生的创业课”,这个课就在北京大学,我们把徐小平老师请到北京大学来讲他的创业史,讲应该如何创业。我们还请到了诺贝尔和平奖的获得者尤努斯教授。图片下面的是一个年轻人,他也在给学生讲课,讲什么呢,这个年轻人就是刚刚出学校的大学毕业生,他正在创业,他来给大学生现身说法,告诉他创业有多么不容易,需要做哪些准备。这个课就在北京大学开,然后我们请了一个录像公司把它录下来,直接用互联网传到了全国100个大学里头。下面的图片就是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广西师范大学、沈阳何氏医学院等学校的学生,这些学生都在跟北京大学的同学同堂听创业的课程。

  这个课我们很快要推广到将近500个大学里面。而且这个创业课,我们现在正在准备进一步推广,学了创业基础课之后,我们现在还在准备开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课,例如社会企业创业,例如房地产中的社会服务创业。这个是我们跟麻省理工学院谈好的,跟麻省理工学院的房地产研究所合作,他们去帮我们找,在全世界的房地产中,他的那些小区里面是怎么样来做社会服务创业的,是哪些店在那里开,都在做什么,老百姓怎么反映的,我们有一批这样的案例。我们很多大学生学会了以后,有可能毕业之后就可以到小区里面做社会服务创业了。

  我们还准备开一个如何在校园中创业的课程,现在有很多学生已经开始在校园中就创业了。沈阳何氏医学院,一个民办大学,他们的学生学了我们的创业课之后,说我们不等到毕业之后再创业,我们现在就要开始创业。他们把学校的后勤,以学生公司的名义包下来了。这个图片上就是他们的食堂,在这个食堂里面,每一个窗口就是学生的一个创业公司,由创业公司来决定雇什么样的厨师,上什么样的菜,怎么决定价格等等。这个食堂里面,有几十个学生的创业公司都在进驻。

  这些学生在学校里头就学会了怎么样控制成本,什么叫客户是上帝,怎么样能够把这个客户服务好。他们不但把食堂包下来,还把学校的小卖部、咖啡馆、保洁都包下来了,他们都在用课余时间实践创业。

  现在很多学校有这样的各种各样的萌芽,我们把这些案例都拍下来,由他们来讲在学校创什么业,怎么创业的。我们也把它做成一个课,向全国的100个、500个大学播放,作为他们的一个创业课。很多学校的学生看到这个方式以后,他就可以模仿这个模式,在自己的校园里面就可以创业,那么这个校园创业也可能蔚然成风。

  不断学习实现终身教育

  第三个问题,终身教育的问题。这里头我再讲一个小故事,戴玉强先生在去年11月份就开了一个网站,这个网站叫“戴你唱歌”。他为什么做一个“戴你唱歌”呢?每天有好多好多的音乐爱好者、业余歌唱家都想跟戴玉强老师学唱歌,但是他的时间有限,而戴玉强老师又特别想帮助这些年轻人,因为他当年学唱歌的时候也是非常困难,他想帮助更多的年轻人,于是他就开了一个网站叫“戴你唱歌”。每个星期他花出一些时间来,教一个业余歌手来唱歌,唱一首歌,然后戴玉强老师指导他哪唱得不好,哪发音怎么样,感觉应该怎么处理等等等等,把它拍下来放到网上去。那些不能当面跟戴玉强老师请教的这些人,他可以看到戴玉强老师在怎么样指导其他的业余歌手,而这些不只是一次,而是每个星期每个星期都有,那么好多好多的这些业余歌手们,不在北京的歌手们都能跟戴玉强老师学习,跟着他的“戴你唱歌”去学唱歌。他是去年11月份开的网站,到现在,前两天我问戴老师,他已经有1.7亿的点击率了。上千万的业余歌手们,每个星期在跟着戴玉强老师在学唱歌,你想这是多么大的一个市场。

  现在我们存在一个问题,全中国有两千万的家政服务人员,全中国现在还缺三千五百万的家政服务人员,我们这个小小的富平学校,即使我们做了十多年也就培养了三万人,还有这么多人需要培养,我们的这个课不就杯水车薪吗?所以我们现在考虑把这些方式,把它按照戴老师的“戴你唱歌”这种模式,把它做成“带你做家政服务员”“带你照顾零岁到六个月的小孩”“带你照顾70岁的有轻度老年痴呆症的老人”……每一个我们都把它开成一个课,带你这个,带你那个。每个星期如果你要工作,你家里有一个病人,你去找专门教你处理这个病的课,跟着学,这样的话,你的家政服务能力就会大大地提高。

  假如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课程,如果说有其他需要动手的地方,就是我们可能要在城市里面辅助一些实证中心,考证中心,给他们考一些证,经过培训以后,根据需要进行考试考证,这个也是对我们终身教育的一个补充。

  中国仅农民工就有2.7亿,现在农民工已经成为我们产业工人的主力军,如果农民工的技术水平上不去,那我们的产业转型根本上不去。但是农民工怎么培训?如果我们有一大批这样的培训模式,就可能会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课程不但可以培训农民工,对技术性的工人以及其他的也一样:带你当老板,带你当经理,带你当人事经理……其实都可以这样做。

  “互联网+”教育:慕课革命

  这就是新的教育革命,这种革命现在我们称之为“慕课”革命。慕课革命就是用互联网的方式,用大规模的公开在线课程,用这种模式来改变我们的教育。

  慕课是英文的Mass Open Online Courses,就是“大规模的公开在线课程”的英文头一个字母——MOOC,念出来就是慕课,实际上就是新型的网络教育。慕课的理念就是要做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在任何时候可以学到任何知识。假如这个方式能实现,那么教育能不革命吗?

  我们刚才说的这三大问题能不被革命吗?我们刚才举的几个例子都是用来解决教育不公、创新创业能力不够、终身教育缺位的问题,大家回顾一下,我们都是通过把“互联网+”用到教育里面,把慕课的模式加进去产生的一个革命。

  革命往往都是从某一个看起来不起眼的,小小生产工具的变化引起的。第一次工业革命的小小蒸汽机,引起了整个工业革命甚至后来引起了社会革命;第二次工业革命也同样如此;第三次工业革命,互联网加到什么地方,什么地方就会产生巨大的变化。

  如果要我们来谈教育,我们刚才谈的慕课,它革了什么的命?首先它革了教育的,特别优质的劳动生产力低的命。教育的劳动生产率,也就是一个老师能够教多少学生。到现在为止,很可能现在一个老师平均教的学生跟三千年前孔夫子的那个时候差不多。孔夫子一个人可以教3000弟子,72贤人,就他一个人能教这么多人,我们现在一个老师能教这么多人吗?我们3000弟子的话,要一个团队的老师,成立一个学校去教他。所以几千年来教育的劳动生产率没有提高,这也是为什么教育的学费越来越贵,因为国家的投入,老百姓的投入越来越多在教育领域。而我们其他的领域里面,工业的、农业的、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都在提高,唯独教育的劳动生产率提不高。有了互联网,一个人大附中的老师现在可以教两百个学校,甚至未来可以两万个学校,二十万个学校的时候,那他的劳动生产率就大大地提高,不只十倍,几百倍甚至上千倍。慕课革了劳动生产率的命,同时也革了教育不公平的命,因为教育不仅是劳动生产率低的问题,还有优质的教育资源太稀缺了,不是说分你一个老师就能解决问题了。有好老师、差老师,优质的教育资源永远是稀缺的,而教育不公平的核心就是优质的教育资源分配不公。而用了“互联网+”的方式,用了慕课的模式,我们就可以把优质的教育资源实现大规模的共享。所以不但是劳动生产率提高了,优质的劳动生产率更是大大提高了。

  这种慕课是革了终身教育的命。刚才说了,用过去的方式把已经工作的人员送到学校重新回炉,重新培训这个成本太高。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大学老师教的东西不一定是我们生活上所需要的。而刚才我们用的“戴你唱歌”这种模式,可以有更高级的模式,实际上就解决了终身教育的问题,甚至我们可以在手机上用碎片化时间就可以学习。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慕课的出现说明,“互联网+”确实可以革教育的命。

  大家可能说了,互联网远程教育早都有了,为什么这两年把它提得那么高?为什么用一个怪名字叫“慕课”呢?因为它跟早期的互联网教育不一样,跟电视大学不一样。现在的慕课跟过去有了非常大的差别,如果用互联网上的标准词语说的话,过去叫做网络教育1.0,1.0的特点就是简单地把老师的课录下来,放到网上去。现在是远程教育2.0,这个2.0的模式就融入了很多游戏模式,借着这些游戏模式,借着最新的技术把互联网的宽带融进来,它就产生了一系列的教育创新。它把知识点做成短视频,每个课五到十分钟,随堂考试,满十分过关,看完十分钟马上给你考试,你不是百分之百答对的话,回去还得再看一遍,回来再答一次,然后你每个知识点都掌握得非常好。

  既然学生可以在互联网上学习的话,到课堂上干什么呢,叫“翻转课堂”。到课堂上跟老师一起讨论,跟同学一起讨论,那么这种是新的学习模式。这场革命要赶紧加入,因为在一场大的革命前,所有的人都在起跑线上重新起跑,所有的国家也在起跑线上重新起跑。我们现在就要用“互联网+”的思维模式重新考虑我们的教育问题,看看什么地方能够弯道超车。特别是在人才培养这个问题上,我们更要抓紧,因为这场革命不单对中国,对全世界,特别是对我们很多的发展中国家的竞争对手来说,也是同样适合的。这个是哈佛大学一个教授给我的一个图,这个图上是各国在互联网上学习的人数,在哈佛大学的互联网上学习的人数,印度是中国的三倍,印度学成的也是我们中国的三倍。所以我说,假如印度十年后,有几千万由哈佛、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或者其他世界上最好的老师、最好的课教出来的毕业生,而我们还在传统的教育模式上徘徊,下一代怎么跟人家竞争?

  因此,在“互联网+”下,中国将面临大洗牌,世界也在面临大洗牌,你准备好了吗,你的孩子们准备好了吗?(作者:汤敏,国务院参事室参事)

国务院参事室

主任:王仲伟
副主任:王卫民赵冰张彦通

中央文史研究馆

馆长:袁行霈 馆长致辞
副馆长:冯远

参事 馆员 特约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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