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学义:农民的喜悦、困惑和新期待

    改革开放以来，西安广大农民的生存环境不断改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生计半径不断延伸，喜悦之情由然而生。伴随着农村要素加速向城市流动，土地加速流转，优质劳力加速转移，广大农民遇到了不少难处，思想上产生了诸多困惑。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做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把强农、惠农政策上升到制度层次，既重生产、更重民生，含金量非常高，广大农民深受鼓舞，对农村的新变革充满了新期待。

    广大农民的喜悦、困惑和新期待，构成当前农村舆情的主基调。农村舆情是农村舆论的信号和基础，当舆情扩散、聚集、放大到一定程度，就会形成舆论，进而发展为社会思潮，会对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刻影响。因而，加强农村舆情信息的收集整理，把握广大农民对新农村建设的认可度，悉心听取农民群众的批评和意见，消除隔阂和误会，化解矛盾与冲突，力争把问题解决在风险和危机暴发之前，对促进农村社会的稳定和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农村生产关系的变革，使生产力能量迅猛释放，农产品日益丰富，农民收入大幅度增加，农村的面貌发生了历史性变化。
    改革开放30年来，西安农村改革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其中，两大变革具有深远的决定性意义。一是废除人民公社制度，确立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这一变革的核心是放权，把土地的使用权、经营权发还给农民，释放了农村生产力能量。二是实行农村税费体制改革，改革的核心是让利，给农民创造了千载难逢的休养生息机遇。取消了延续长达2600多年的农业税，对农民实行直接补贴。两次生产关系的大变革，使西安农村以加速度的方式告别封闭保守、贫困落后而走向“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康庄大道。资料显示，西安市第一产业增加值从1978年的4.83亿元，增加到2007年的82.51亿元，年均递增10.67％。农业机械总动力，从1978年的66.56万千瓦，增加到2007年的234.89万千瓦，年均递增4.61％。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纯收入从1978年的140元，增加到2007年的4399元，年均递增13.10％。农民人均居住面积从1978的9.2平方米，增加到2007年的42.9平方米，扩大了3.66倍。到2007年，全市3161个行政村，有1881个村建有自来水设施，2973个村通达公路，3129个村电话畅通，通水、通路、通电话率分别为59.51％、94.05％和98.99％。面对如此巨大的变化，从时代精神的对应看，广大农民从心底唱出感激的颂歌：“昔日败落土气，而今魅力新西安。”从现实生活的流向看，广大农民的衣、食、住、行发生了根本性巨变，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喜悦之一：衣食不用愁，破屋变新楼

    2009年春节前夕，笔者在周至县城调研，被大街小巷塞满的人群挤来撞去。街道两侧、商店门前，张灯结彩、花团绵簇，拥满了轿车、货车、拖拉机和自行车，你来他往，忙于置办年货。两位身穿短皮裙的花季少女，挽着臂膀，大声嘻笑，旁若无人，在眼前摇曳。刚回过神，又有绅士和淑女勾肩搭背，款款而来。女的金黄头发，身着时尚服装，宛如一朵彩云。绅士的真皮夹克漆光铮亮。上前一问，小两口子原来是周至县农民，靠种植猕猴桃发了家、致了富。问起衣食情况，他俩自豪的答道：“穿戴‘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再三年’的日子早已成为老皇历，黑灰蓝的单色调，清一色的款式也成为历史。现如今我们农民穿衣戴帽亮家档，不再是遮羞御寒的工具，已经成为追求时尚，张扬个性，展示风度的一种方式。穿的衣服破破烂烂，原因不是没本事，就是身懒尻子沉，被人瞧不起。”县政府一同志动情地说，2000年以来，周至县域经济发展很快。第一产业年均递增6.7％，2007年达8.5亿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年均递增7％，2007年达3059元，为提高农民生活水平奠定了物质基础。广大农民说得好：“家中有粮心里不慌，手中有钱喜气洋洋。”2007年，全市农村居民人均食品类支出1289.6元，是1980年人均91.8元的14.05倍。恩格尔系数从1980年的53.3％，下降到2007年的38.2％，下降了15.1个百分点。过年过节下馆子，朋友相聚下馆子，婚庆盛典下馆子，农民吃饭不再是为了吃饱肚子，而是要吃好，吃出时尚，吃出健康，过上了丰衣足食的好日子。
    人们常说我国的东部、中部地区比西部地区发达，从整体性、综合性概念上看，结论无疑是正确的。但在局部和具体问题上，情况并非完全如此。去年，笔者乘汽车去合肥参加会议，一路的观感是，河南、安徽农村的面貌不如西安农村好。特别是农民的居住情况，他们比西安差得远。从绝对数字看，2007年西安农村居民人均住房面积42.9平方米，是1980年人均9.2平方米的4.66倍。较为典型的是户县的东韩村，笔者去过四次。书记史可训介绍说，东韩村共有265户、957口人。耕地600余亩，全部实施喷灌。原来各家的宅基地较大，不少户占地半亩以上。大多是上世纪留下来的老房子，破破烂烂，街道又窄又弯，坑坑洼洼，很不方便，很不雅观。为了改善全村居民的住房，节约用地，1990年请市规划局作了整体规划。拿出五种楼房模式，防七级地震，一院两户。由农户自找建筑队、自备建筑材料、自选楼房式样、自找相邻户，但村里统一安排、统一图纸、统一建公共设施，统一管理，实行整体性住宅改善。这一举动，节约了土地，办起了农家乐，不少洋人不远万里来到东韩村，体验民俗风情。东韩村村容村貌彻底改变，成为户县乃至西安农村一大新景观。据大体估算，西安市三分之二以上的农户，拆了旧屋，盖了新房。

    喜悦之二：择业有自由，经营自作主

    改革开放之前，农民被“绑”在农村、被“钉”在土地上，时时事事要听生产队指挥，自己无法支配自己的劳动力，整天出力流汗，既吃不饱，也挣不到钱。改革开放之后，农民有了支配自己劳动力的权利，有了经营自主权。据统计，2007年，在西安农业人口中，农村劳动力共有230.3万人。其中，从事农业生产的105.52万人，占45.82％。从事非农产业的90.13万人，占39.14％。还有剩余劳动力34.56万人，占15.05％。笔者了解到，临潼区从事非农产业和外出务工人员9.6万人。在区内转移4.2万人，在省内转移2万人，在省外转移3.4万人。到省外的主要去向是长三角、珠三角、东北和西北地区。按行业分，从事建筑业的4.3万人，占44.79％；从事服务业的2.3万人，占23.96％；从事加工业的1.5万人，占15.63％；从事其它行业的1.5万人，占15.63％。市场给了农民广阔的舞台，不少农民不愿意守在农村，“我的劳力我做主”，把土地转包出去，举家进城从事非农产业。
    尽管在土地里种什么、养什么，农民有绝对的自主权，但政府并不就此袖手旁观，而是积极引导农民依靠科技种养致富。高陵县通运镇辖10个行政村、90个村民小组、2.8万人，有耕地3.5万亩。镇政府按照“主导产业强村、工商企业富村、科技人才兴村、生态家园建村”的新农村建设思路，免费组织农民到山东学习大棚种菜技术，到西农学习果树栽培、家畜养殖知识，引导农民凭土地致富，在土地里刨出“金蛋蛋”。截止2006年底，通远镇建有温室大棚7918栋，远远望去，象一座座盛开的白莲花，蔚为壮观。栽培林杂果1.2万亩，奶牛存栏1100多头、奶山羊6000多只。“一村一品、一村多品、多村一品”的农业结构格局已经形成，当年全镇农民人均纯收入达3497元。农民们美滋滋、乐呵呵地说，“择业有自由，经营自作主。外出打工能挣钱，在家种地也能致富，有政府大力支持和周到服务，搞好种、养、加，同样赚钱奔小康。”

    喜悦之三：税费全免除，务农有补助

    农民承担的义务多、负担重是一个历史性现象。在新中国成立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农民不仅上缴农业税等税费，还通过工农业产品价格的“剪刀差”，支援工业发展和城市建设，为国家做出了重大贡献。进入新时期之后，党中央实施了一系列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决策，把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的根本利益作为农村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贯彻“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使农业基础得到加强，农村发展得到扶持，农民增收得到保证。笔者以平均水平推算，经过第一轮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全市农民负担的税费总额，从4.4亿元降到2.66亿元，人均负担的税费，由109元降到66元。从2004年开始，免征农业税年均1.88亿元，人均负担又减少了五、六十元。这些减轻农民负担的组合拳，在农村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蓝田县华胥村一村民对笔者说，“自古以来，农民种地纳粮，天经地义，不缴税的事，人老八辈不敢想。没料到，现在真的给免了，天地良心，咱得感谢共产党。”镇干部激动地细数了亲民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重大举措，概括起来是“五个取消”：取消了乡统筹、农村教育集资、行政事业性和政策基金、集资，取消了屠宰费，取消了统一规定的劳动积累和义务工，取消了特产税，取消了农业税。在农村，无论是干部还是农民，无论是外出打工的还是在家务农的，都对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英明政策高度赞扬，感激涕零。
    减赋，是减法，是保障农民收益存量之法。而补贴，是加法，是促进农民收益增量之举。双管齐下，极大地促进了农业发展、农民增收。笔者与多位区（县）农业局的同志交谈过关于对农民的补贴项目，归纳起来大体有八项：一是鼓励种粮积极性，有种粮补贴。二是提高农业物质装备水平，有购置大型农机具补贴。三是倡导科学种田，有良种补贴。四是农村九年义务教育免费。五是农村妇女住院分娩免费。六是支持农业结构调整给予补贴。七是退耕还林还草补贴。八是农民购买家电产品补贴等等。这些补贴政策，极大的推动了我市农业的机械化、现代化，提高了生产效率，减轻了农民的体力劳动。2008年秋，笔者看到，长安区种植玉米57.9万亩。到了收获季节，区政府对农民购买一台玉米收获机补贴3万元，全区一下子购买了107台。细柳街道荆二村村民张亚斌说：“我买了一台玉米收获机，政府给补助了3万元。玉米成熟期我的机子就没闲过，不但挣了钱，还给乡党们提供了方便，打着灯笼都找不着这么撩的事。”

    喜悦之四：交通便捷了，看病不贵了

    提起30年前的交通状况，农民们咳声叹气。“行路难”难在村到乡（镇），再到区（县）的人多、路窄、车少，村际之间、村到乡（镇）之间的道路，特别是山区、半山区的路况极差，晴天“扬灰路”、雨天“水泥路”，出行非常艰难，严重阻滞了农产品贸易，制约了农村经济发展。目前，全市3161个行政村中，2973个行政村通达公路，村级通路率达94.05％。“西——潼”、“西——商”、“西——康”、“西——汉”、“西——宝”、“西——延”、“西——韩”、“西安绕城”等高速公路，以及“西——沣”一级公路、秦岭北麓环山一级公路和区（县）之间公里、乡（镇）达村公路，构成西安农村公路网，形成纵横交错、四通八达的农村运输通道，“村村通”柏油路修到农民家门口。公交、中巴、出租车、私家车、摩托车成为农民的代步工具，绝大部分农民出行风雨无阻。长安区东大镇祥峪沟村党支部书记许志诚兴奋地给笔者说：“30年来的变化太大了，对农民来讲，点灯靠油、耕地靠牛、通讯靠吼、交通靠走的苦嚼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提起农民看病，乡（镇）干部、村干部和广大农民一肚子话要说，一肚子苦水要倒，情绪显得低落。从历史进程看，农村合作医疗有50多年的历史，曾几起几落。农村合作医疗，在建国初期农村合作经济时期萌发，在农业合作社高潮中发展，在人民公社化阶段普及，到上世纪80年代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降至最低点。从2004年开始，在农村推行新型合作医疗制度，中央财政、省市县财政拿大头，农村居民出一点，构成合作医疗基金，实行“大病统筹”报销机制，极大地缓解了农民看病难的问题。截止2008年底，全市参加新型农村合作医疗的有10个区（县）、383万农业人口，比2007年增加了11.23万人。每个参加新农合人员，个人缴纳20元、国家和省市县补助80元，每个参加新农合农民的筹资额度达到100元。10个区（县）参加新农合的人员，都享受大病住院报销一定比例，还有7个区（县）农民可享受门诊看病报销。此举为农民撑起了健康的保护伞，让越来越多的农民享受到改革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长安区一位农民告诉笔者：“过去看病难、看病贵，小病扛、大病拖，割个盲肠炎，一年算白干。咱村因病返贫的不在少数。新农合好扎咧，看个病还能报销。”更为可喜的是，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设施落后、条件简陋的状况正在改变。2009年2月2日，省卫生厅厅长刘少明，向高陵县乡（镇）卫生院一次赠送了除颤监护仪、B超、多光能光谱台等医疗设备，价值106.5万元，支持高陵县农村卫生事业发展。卫生就是民生，这一信息昭示，广大农民将进一步享受到优质、价廉、安全、方便的卫生医疗服务，农民喜从心底起，愉悦脸上显。

    城乡发展的落差，农村要素加速转移，农民外出打工遭遇不平际遇，“空心户”、“空壳村”客观存在，如何破解农民收入持续增长的难题，诸多困惑绕心头。
    走在农村，笔者看到绝大部分农民是愉快的、舒展的，但有的农民特别是老年人有一些隐隐的忧郁，与之交谈中显得心事较重，情绪低落，困惑不解的心绪挥之不去。

    都嫌种粮收益小，粮食安全怎么保

    民以食为天，表明粮食的极端重要性。“你吃饭了吗？”中国人之间打招呼的口头用语，与外国人“今天天气真好”的口头用语，形成强烈反差，折射出“饥饿”对中国人威胁之大、历史之悠久。目前的状况是，农村稍上年纪特别是老人，一方面，对城市快速扩展、兴业办厂、筑路架桥、造福百姓的壮举兴奋不已。另一方面，对肆意占用耕地、征而不用撂荒忧心忡忡，“这样继续搞下去，缺地种粮，难道要喝风屙屁不成！”
    随着农业机械化、农资价格上扬，种粮成本不断加大，粮价尚未达到最高点，用农民的话说，“农资价格是一元一元的涨，粮食价格是一分一分的涨”，因而种粮的比较效益低下，对农民种粮的积极性有较大挫伤。对此，党和政府正在逐步“扩大范围，提高标准，完善办法”，健全农民补贴制度，特别关注支持增粮增收。很多农民说，“提高粮食单位面积产量，仅仅是保证粮食安全的一个环节，但亩产必竟有限，要害是实行最严格的土地管理制度，抓住保护耕地这个关键环节。”农民的话，十分衷恳。市统计局《数据30年》载明：1978年，全市的耕地面积为531.00万亩，2007年是391.77万亩。29年间，耕地面积减少了139.23万亩，平均每年减少4.8万亩。人均占有耕地面积，从1978年的1.65亩，减少到2007年的0.9亩，减少了近一半。耕地面积的减少，是对粮食安全的根本性威胁。经济社会要发展，城市骨架要拉大，这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农民们心疼的是，征用土地的利用率不够高，个别地方有劳民伤财“政绩”工程的嫌疑，动不动搞这个“区”、那个“园”，在用地上大手大脚，稀缺的土地被大量占用，有没有打着发展的幌子，跑马圈地，图谋暴利事件的发生？

    不去打工没有钱，打工经常受刁难

    把农民从农村和土地里边“解放”出来，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重要途径，也是解决“三农”问题，全面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要求。农民们说：“土地少，劳力多，效率低，难富裕”，事实的确如此。西安市农业人口410.4万人，农村劳动力230.3万人，占56.12％。目前，从事农业生产的约有105.52万人，已经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90.13万人，还有剩余劳动力34.65万人。30年的实践说明，引导农民外出打工，把部分农民转移出去，有的可以由农民变为新市民，增加农村人均要素拥有量，有利于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有利于农民尽快脱贫致富，有利于农民素质的提高，有利于实现小康社会奋斗目标。正因为如此，各区（县）成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领导小组，把劳务输出作为产业来抓，年年确定目标任务，层层分解细化，强力推动转移。农民自身转移的积极性也很高。他们说，“外出打工去挣钱，通过市场经济的锤炼，会学到知识和技能，结交师傅和朋友，掌握信息和法规，多撩的事。”于是，找政府、找中介、找亲戚、找朋友，千方百计寻觅转移就业的门路。
令广大农民工不解的是，自己外出打工，政府大力倡导，社会现实需要，自己积极主动，但转移环境不够好。农民工在参加培训、职业介绍、社会保障、看病就医、子女入学、劳动保护等方面存在诸多困难和问题。特别是有些用人单位不与农民工签订劳动合同，即便是签，也是农民工的义务与权利不对等，属霸王条款。劳动条件差，环境不好，随意让农民工加班加点，恶意拖欠、克扣农民工工资。更为恶劣的是，农民因工致病、致伤、致残、致死后得不到妥善处理，极大地影响了农民工的心情，伤害了他们的自尊心。农民工痛心地说：“不出外打工没有钱，日子必定受熬煎。但外出打工，若遇见个‘黑心’老板，就会经常受刁难，政府必须狠劲管一管。”

    壮劳力出外打工，新农村靠谁来建

    西安农村转移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工90.13万人，占农村劳动力的39.14％，绝大部分是青壮年。临潼区栎阳街道办的负责人介绍说，栎阳外出务工人员共计3300人。从年龄构成上看，20岁以下的600人，占18.18％；20岁至45岁的2310人，占70％；45岁至55岁的350人，占10％。青壮年劳动力占农民工总数的98％以上。从文化程度上看，小学以下的占12.4％，初中文化的占74.4％，高中文化的占13.2％。可见，外出打工的农民，年龄轻、文化程度比较低。
    西安市新农村建设的总要求是“六新”，即发展新产业，建设新村镇，创造新生活，塑造新农民，培育新组织，完善新机制。面对如此繁重的建设任务，不少农民忧虑焦急，担心猴年马月才能兑现。他们说，青壮年都到城里挣钱去了，“盖楼修路搞基建，做饭卖菜当保安，装修推销柜台站，挖沟拉土收破烂”，村里留下了“三八、六一、九九部队”，出现了“留守妇女”、“留守儿童”、“留守老人”和“空心户”、“空壳村”，新农村究竟靠谁来建？调查中，笔者与农民交谈说，新农村建设是一个长期艰巨的任务，至少需要100年。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外出打工者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主力军和骨干。但农民们不以为然，不完全赞同这个观点，不买这个帐。周至县山区一个小伙，在西安打工，租住城中村房子，与房东的女儿相爱了。他俩未告知房东，回周至老家拜望。房东知道后，肝火升腾，兴师动众，登门问罪，到小伙老家大闹了一场。一下子惊动了当地派出所，叫来一问，两人干脆爽快地回答：“我们不仅恋爱了，还要结婚。”房东一家人傻眼了，无言以对。询问这位小伙子个中缘由，他毫不掩饰的说：“我家住在山里，有爷爷、奶奶、 爸爸、妈妈和姐姐，吃的是杂粮，烧的是柴禾，面向山坡背朝天，日子过得很可怜。这些年离开山村外出谋生，既能接济四位老人，也减轻了对生态环境的压力，我再也不回山沟去了。”不少农民却不这么看。他们认为，“村子里能干的人走村过县，跑得差不多了，只是播种、收割时节回家帮一把忙。农业生产谈不上精耕细作，田间管理马马虎虎，与科学种田相去甚远，无形中浪费了宝贵的耕地资源。其结果，农业被弱化，农村被淡化，新农村建设任重道远。”

    各自经营责任田，现代农业怎么干

    夏收、秋收期间，农村格外热闹忙碌。收割机、收获机在麦田、玉米地里欢快歌唱。地头、路上装满粮食的车辆来来往往。各家的大人、小孩聚在一起，忙着给司机们倒茶送水，不时开着撩拨人的带色玩笑。村里村外，到处弥漫着沁人心肺的新粮醇香，洋溢着收获的喜人景象。乘司机休息之机，笔者打问他夏天收割能赚多少钱？他“哎”了一声，“把本来成片的土地划成许多块块，每家每户各种一小块麦子，开起收割机来非常困难，不停的调头回转，稍不留神，压了别人的地畔，还会惹出麻烦。”他没有回答能挣多少钱，但对小块责任田不便于机械耕作显得无奈而伤感。
    乡（镇）干部、村干部当前的大体判断是：全市农业基础薄弱，农村发展滞后，农民素质不高，资源约束严峻的局面尚未根本改变。必须继续坚持党在农村的各项经济政策，为推进农业现代化创造条件。有的说，要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主动适应农村土地经营权长期不变的现实，制造与之相适应的农业机械，而不能为了大型农机具使用方便，去随便归大田，那就损害了农民对土地的经营权。日本土地是私人所有，农业现代化早已实现。所以，不能认为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现代化的绊脚石。有的谈到，要吸取不少国家在推进工业化、城市化进程中，因忽视农业而导致农业衰退、农村凋敞的教训，坚决落实城乡统筹，用更加优惠的政策，更加扎实的工作，更加得力的举措，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格局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理念指导农业，使西安的农业向现代化不断向前发展。

    广大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充满新期待

    农业基础薄弱，最需要加强；农村发展滞后，最需要扶持；农民增收困难，最需要加快，农村文化落后，最需要支持。农村改革发展，必须从全局改革中寻求出路，改革成功的基本标志，就是“三农“不再成为问题。对此，广大农民对新农村建设充满新期待。
    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整合集成了30年来中央关于农村改革发展的一系列重大方针政策，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又结合新形势，新情况和新问题，对农村的改革发展在认识上有新提升，理论上有新创新，体制上有新突破，政策上有新举措，说到了农民的心坎上，极大地鼓舞了广大农民发展农村经济社会的信心和决心。    

    第一、认真落实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基本方略   

    “农业的问题，不在农业在工业；农村的问题，不在农村在城市；农民的问题，不在农民在干部。”区（县）、乡（镇）很多干部这样说，“要解决‘三农’问题，必须跳出传统的就农业论农业、就农村论农村、就农民论农民的陈旧思路，从城乡统筹的新视角考虑解决问题。”严峻的事实是，虽然城乡统筹已经引起高度重视，迈开了步子，但离真正做到、做好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市政协十二届三次会议上，一份大会发言材料显示，“城市规划建成区不到全市面积的9％”，“2007年全市共完成固定资产投资1435.3亿元，用于一产10.2亿元，用于城六区的是用于郊七区（县）的2.7倍，影响到城乡公共服务的均等发展”，“农村中小学生人均预算内经费只有城市的30％左右，人均文化事业费只有城市的20％，城乡差距仍然较大。”
    统筹城乡协调发展要有清晰的思路和扎实的行动。一是要优先考虑解决“三农”问题，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加大对农业的直接投入。二是要积极推动城镇化，鼓励农村富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有序转移。三是要大力实施农业产业化、专业化经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和农业综合效益。四是要发展壮大县域经济，把农民和市场，把农村和城市更加紧密的联系起来。许多基层干部建议：市政府拟成立统筹城乡发展的专门工作机构，谋划、指导、组织此项工作；按照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要求，抓紧编制城乡发展规划，形成城乡基础设施网络化、产业结构梯次化、功能定位互补化、资源配置有效化。坚定实施“基地带动战略”，既要发挥工业化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作用，又要发挥农业基地建设在农业产业化中的示范引领作用，强化农村经济发展动力，实现城乡协调发展。    

    第二，坚决实施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方针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是参与式发展理论在产业关系、城乡二元结构调整上的体现，也是推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不可或缺的体制和政策保障，更是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的明确要求。农民们焦虑的说道，城乡相互分割、彼此隔离，是农村要素流失、发展滞后、缺乏资金和技术支撑的根本原因。
    综合广大农民和农村基层干部的意见，工业反哺农业，当前要做的，就是要为农民、农业在种植业、养殖业、畜牧业、多种经营、农业综合开发、农田基本建设、抗灾救灾，特别是在“一村一品”、“一乡一业”上，提供科学技术支撑、现代化信息、机械化设备和全程优质服务，使现代化、机械化成为促进农业产业化的助推器和提高农业综合比较效益的重要手段。更为紧迫的是，要从严控制农业生产资料、农村消费品价格上涨，万不得已可由政府给予适当补贴，再不要干“欺农、伤农、害农”的蠢事了。农民们说得生动：“国家政策好，但让歪嘴和尚念歪了，给农民的‘真金白银’，在腰包里还没暖热，马上就被农资商人变着法儿夺走了。”农民们感慨，“不涨价，少涨价，就是反哺！”
    城市支持农村，关键是要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国际和国内的成功做法和经验表明，一个地区的城镇化率小于30％，则城乡隔离，处于分割状态；城镇化率在30％到50％之间，则城乡联系，交流加快，城市文明向乡村渗透；城镇化率在50％至70％之间，则城乡融合，相互依赖，差距缩小；城镇化率在70％以上，则城乡一体化。西安的城镇化率在60％以上，城乡已经从相互联系、相互交流，转向相互融合，具备城市支持农村的有利条件。当前，最当紧的是要进一步在产业聚集、要素聚集上做文章，在城镇大力发展二、三产业，吸纳更多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同时要大力发展都市农业，积极培育状大板块农业、生态农业、加工农业、籽种农业、精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使城乡经济社会融为一体。    

    第三、以农民增收为核心，着力增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   

    农业、农村、农民，“三农”问题的关键是农民，农民问题的关键是收入，收入问题的关键是就业，就业问题的关键是劳动力转移和土地规模经营。增加农民收入，是一个紧迫而重大的现实问题，一刻都不能懈怠。一是要紧紧抓住农产品生产这个主要来源，继续保持“以农为主”特色。二是要紧紧抓住劳务收入这个关键环节，使其在农民纯收入中的比例快速提升。三是要紧紧抓住政策性补贴这个重要关口，使农民分享改革发展成果。四是要放开农产品价格，放开户籍。就“三农”本身而言，所谓农业问题，指的是农产品的数量和质量问题；所谓农村问题，指的是公共服务和生态环境问题；所谓农民问题，指的是收入和素质问题。从上述三个层面不难看出，“三农”问题是一个复杂、多元问题，必须围绕农民增收这个核心，着力增强农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从多层次、宽领域、整体性上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要大力促进都市农业。西安的都市农业，是西安的产业升级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必然产物，标志着农村与城市、农业与非农产业进一步融合，构成了城市渗透农村、农村渗透城市，城市与农村浑然一体的发展态势。促进西安都市农业发展，一是要发展设施农业，丰富西安鲜活的农产品市场；二是要发展成品农业，提高农产品的附加值；三是要发展生态农业，实现农业生态与城市生态动态平衡；四是要发展精准农业，使农业生产由经验型转变为科学化、计量化；五是要发展观光休闲农业，吸引市民观赏农村景致、参与农田劳动、体验乡风民俗，达到调剂生活、休闲娱乐的目的。
    要大力促进县域经济。西安列入全省93个县域经济范畴的有临潼区、长安区、蓝田县、周至县、户县、高陵县共6个区（县）。县域经济要瞄农民增收、财政增收两大目标，抓住发展非公有制经济、特色经济和小城镇建设三个关键，深化农村综合改革，多渠道扩大农民就业。从政府层面上，要本着“责权统一、重心下移、能放都放”的原则，给六区（县）放权，并给予更大的政策和财力支持。
    要大力促进基础设施建设。农村的路、水、电等基础设施建设成绩很大，为进一步解决“三农”问题提供了坚实基础。从总的趋势看，市区基础设施要向广大农村延伸，加大对区（县）基础设施建设的奖励、补助力度，完善农村公共交通网络。要特别关注困难村、特困户的问题，解决部分农民的饮水安全，抓好移民搬迁，改善贫困农户的住房条件。   

    第四，积极稳妥地推动土地流转   

    “土地是咱们的命根子”，这是广大农民的共同心声。正因为如此，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的《决定》鲜明提出了“一个长久不变”、“两个转变和两个提高”，强调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是党的农村政策的基石，要赋予农民更加充分而有保障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家庭经营，是最适合农业特点的生产经营形式，也是保护农民基本权益的有效办法。从国际上看，凡已经实现农业现代化的国家，无一例外的都实行家庭经营。可见，农业家庭经营与农业现代化并不矛盾，关键是要给家庭经营注入现代生产要素。
    随着城镇化推进和农村人口转移，产生了土地经营权流转和发展规模经营的要求。农民们关心的是怎样流转对自己更有利。有的说：“娃他爸外出打工，与其让地荒着，不如租出去。”一个有点羞怯的妇女插话：“家里没人干农活，把地租给别人，还能弄点钱。”承租大户多有埋怨，“租来的地干得好好的，主人今天说租金要涨，明天说不租了，把我弄得心发怵。”经营大户希望，“土地租期应当长一些，这才敢追加投资，扩大生产，对双方更有利。”
    从笔者了解到的情况看，全市土地流转呈现出流量梯度化、形式多样化、主体多元化的特点。从分布上看，土地流转多集中在市、区（县）城、乡（镇）所在地周边，规模梯度缩量；从形式上看，有转包、出租、转让、互换等多种流转方式；从主体上看，转出方的主体是农民，受让方有农户、大户、企业、合作经济组织，受让方主体多元化。
    土地流转，对国家、集体和农户，都是一件大事，要采取既积极、又稳妥的方略。一是要抓紧制订西安市农村集体土地使用权流转条例，完善土地流转规章制度和法律体系，健全土地流转程序。要高度重视、及时纠正侵害农村外出打工者、经商人员土地承包经营各项权益的违法行为，避免因失地所导致的社会风险。二是要建立统一的土地市场，让集体建设用地在土地有形市场上自主交易、流转，“两种所有权、同一个市场”，“同地、同权、同价”，确保农民在土地交易、征用中的主体地位，让农民分享土地增值效益。三是由村社将农民集中居住后节余的宅基地，以村社的名义与企业合资入股办企业，或通过村集体经济组织与企业以宅基地入股成立股份公司，农民按股分红，取得收益。四是支持农民把承包地经营权入股建立村级农业股份有限公司，在县级工商部门登记注册。五是大力支持农民将承包地租给种粮、种菜等大户，大力支持农民放弃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搬迁到城镇居住。“双放弃”的土地、宅基地由村委会收回统一经营。总之，农村土地综合配套改革，特别是土地流转，要积极稳妥，大的思路是要明晰所有权、放活经营权、落实处置权，实现还权于农民，还利于农民，促进城乡同发展、共同繁荣。    

    第五、继续抓好农民工培训，提高转移数量、质量和速率   

    调查中，外出务工的农民说，打工挣钱，已经成为他们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但笔者从统计数据看，情况似乎不是这样。农民工争论道：“官方的统计数据，是从宏观上、总量上统计估算的，说农业生产经营性收入占第一，工资性收入占第二。但对外出打工者的家庭来讲，恰恰相反。现在的问题是，打工者文化程度低，干的是笨活、粗活、脏活、费力气的活，只有被老板挑来拣去的份，没有讨价还价的‘本钱’。”盼望政府继续抓好农民工的培训工作。
    首先，要进一步创新培训理念。从总的态势看，有的区（县）、乡（镇）有关农民工培训处于松散状态，个别的还多停留在纸面上、口头上，思想不重视，认识不到位，工作不扎实，措施不具体。要树立“三个新理念”，即树立农民工必须培训的新理念，农民工可以成才的新理念，农民工是新农村建设生力军的新理念。通过培训，提高他们的文化素养，掌握一定的劳动技能，了解一些市场信息，学到维护合法权益的法律知识，增强就业本领，适应岗位要求。
    其次，要进一步调整培训思路。在农民工培训工作上，要进行“四大转变”：一是由微观管理向宏观管理转变。政府不能管得过细，主要管培训目标的分解细化，管培训责任的分别落实，管培训标准的分类核定，管培训进度的分段考核，管培训奖惩的分别兑现。二是由单一培训向多元培训转变。要在引导性培训上争取新突破，在职业技能培训上求得新拓展，在创业性培训上争取新成绩。对农民工的引导性培训、技能性培训和创业性培训统筹规划，综合考虑，使三种培训有机衔接、层阶递进。三是由输出地培训为主向输出地、输入地共同培训转变。四是由封闭式培训向开放式培训转变。这样，就会提高培训工作的针对性、实用性和有效性。在培训形式上要坚持短期为主、专题为主、实用为主的原则，提高农民工的务工知识、操作技能和安全常识。
    再次，要进一步优化培训环境。主要建立、建全“四个机制”：一是要完善培训工作的投入机制。各级政府是农民工培训工作的投资主体，每期培训人均100元，由政府财政支付，条件允许的区（县）可以适当提高。还可以把部分农技推广费、农技开发费、扶贫资金等捆绑使用于农民工培训工作。二是要完善项目带动机制。目前，有关农民培训的项目有绿色证书、青年农民科技、劳动转移、新型农民创业、农民远程教育等五种培训项目。在农民工转移培训上，可以综合考虑，一并安排，用国家、省上培训项目带动转移培训。还要注意发挥农业广播学校、农业科技教育中心、职业高中、中专和技工学校的作用，使其成为农民工培训的重要阵地。三是要完善品牌生成机制。务工品牌是无形资产，是一个区域发展业绩、风俗习惯、人格魅力的结晶。响亮的务工品牌，可以提供就业便利，带来友谊、信任和尊重。我市除“蓝田厨师”品牌外，再没有叫得响的劳务输出品牌。各区（县）要根据本地的文化背景、技能专长，引导农民工创造属于本地域的务工品牌。可以通过政府引导、规范管理、订单培训、定向输出，推出一批重点专业、重点工程培训，培育、生成、壮大当地的劳务品牌。四是要完善维权保障机制。培养农民工依法维权的自我保护意识，营造保障农民工合法权益的社会氛围，帮助农民工解决困难和有关社会问题。协助农民工处理劳资纠纷、工伤事故。对拖欠工资、人身伤害等侵害农民工权益的行为，提供法律援助，以保障农民工生命财产安全。

    第六、以培育新型农民为目标，繁荣发展农村文化   

    中央在几年前就提出，要大力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造就现代化的农业经营主体。这是一项十分艰巨、十分紧迫的历史性任务。没有新型农民，谈不上“三农”问题的有效化解，农业现代化也难以实现。因而，瞄准培育新型农民，繁荣发展农村文化显得超发重要。
    笔者与市上文化部门和区（县）文化部门的同志多次交谈过，大家的共同感觉是：目前，公共文化已经滑到了最低迷的状态，影剧场变成了有钱人消遥享乐的天堂，从事公共文化事业的人员的收入处于尴尬境地，这种状况在农村表现的尤为突出。不少农民文化生活单调，精神生活空虚，封建迷信活动有所抬头；文化设施陈旧残破，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与农民的需求有较大落差；文化管理体制尚未理顺，文化资源整合利用缺乏针对性、有效性，基层文化活动不够经常等等。农民目前的文化生活，好一点的看看电视，听听广播，能够经常读书、看报的大体上仅占10％至15％。绝大部分农民使用朴克牌“飘三页”、“挖坑”，“麻将深入千家万户，农村到处一片平胡”。更为严重的是，以互联网、手机短信为代表的新型传媒，以其所具有的广泛性、及时性、开放性、共享性和互动性，发布虚假信息，制造话语暴力，散布谣言蜚语，对农村社会造成了相当大的负面影响。
    繁荣发展农村文化，一是要明确目的。文化，回答的是怎么做人、做一个什么样的人的问题。繁荣发展农村文化，目的是培育“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新型农民的文化水平，按目前的发展趋势看，将来至少应是高中毕业；懂技术，就是农民要具备一定的科学技术知识和才能，提高农业科技含量；会经营，指的是农民不再是自给自足的产品生产者，而应当是一个适应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者。培育新型农民，是农村文化建设的目的，会为新农村建设提供精神动力、智力支撑、思想保证和众多人才。二是要占领阵地。用先进文化占领农村阵地，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武装农村党员、教育农民，引导农民牢固树立爱国主义、集体主义和社会主义思想。三是要发挥农民积极性。农民既是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创造者，也是民间艺术、民俗文化的传承者。因而，要通过民办公助、政策扶持，鼓励农民自办文化大院、文化中心户、文化室、图书室，支持农民兴办农民书社、电影放映队，大力扶持农村业余剧社、自乐班。四是要建立和完善农村文化服务体系。抓好区（县）、乡（镇）、村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场所建设，形成农村文化服务网络。建设好区（县）的文化馆、图书馆，乡（镇）的文化站，村级文化活动室。农村的这三个层次文化阵地，要集图书阅览、广播影视、宣传教育、文艺演出、科技推广、科普培训、体育锻炼于一体，向农民群众开放。五是要加大投入。文化是民族的根、民族的魂，也是民族亲和力、凝聚力的重要源泉。现在，农民富了“口袋”，对富“脑袋”的呼声很高。农村文化建设，是政府行使职能的重要内容，是责任主体。农民的文化权益，与政治权益、经济权益同等重要。要加大投入力度，保证农村文化的基本阵地、基本队伍、基本活动、基本要求得到经费保障。   

    构建“人文西安、活力西安、和谐西安”，加快向具有历史文化特色的国际性现代化大城市的宏伟目标迈进，农村是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从西安广大农民的喜悦之情、困惑待解和新期待来看，扩大内需的潜力在农村，经济发展的支撑在农业，改善民生的难点在农民。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西安经历了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革新，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改革，从传统社会主义向特色社会主义的转变。与此相伴随，社会生活的复杂性、利益格局的变动性、社会机制的残缺性、大众焦虑的弥漫性在农村凸显，群体性事件可能高发。从本质上看，农村舆情是一种交流、沟通活动。只要认真听取农民的意愿和呼声，切实帮助农民解决困难和问题，必然会增强共生感、共荣感。面对农村舆情，大众传媒要站在党的立场上，讴歌农民的业绩，反映农民的诉求，介入农民的关注点，客观反映农村舆情，正确引导农村舆情，在政府与农民之间搭起相互理解的平台，主动不被动，帮忙不添乱，鼓劲不泄气，共同建设好都市农业和美好家园。

    杨学义：西安市政府参事室参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