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立平：音乐与人生

　　音乐与人生联系太紧密了，音乐并非像有些人认为的那样，是茶余饭后有个响头，听起来很高兴。音乐其实从它的产生到发挥作用，跟人生，甚至跟社会都有很密切的联系。
    　　　　　　　　　　　
在狂热与痛苦的年代

我1973年从农场分配到中央新闻纪录制片厂。我去 厂里后，一场风波刚刚过去，叫《南京长江大桥》事件。 当时有个纪录片叫《南京长江大桥》，有人向中央打报告，说这个片子里用了前苏联“列宁山”的音乐，报告一直打到江青、张春桥那里。他们说这是反革命事件，要对所有人员彻底清查，并带上一大堆帽子，还要查三代。在那个年代谈不上艺术，谈不上创作，谈不上对艺术的追求。有一部片子叫《针刺麻醉》，要配乐，可那时只许用13段音乐，用“下定决心”、《国际歌》，不太合适，最后选中了“我们走在大路上”，最后成了走在大路上扎针灸。那时写完曲子就互相听，听像不像什么，怕艺术问题变成政治问题。
文化大革命中我两次被打成“反革命”。一开始我也狂热地参加文化大革命，有一天，我突然发现窗外响起的歌“向黑线开火、开火”的曲子是我写的，弄了半天我才发现是向我自己开火。那时唱“文化大革命就是好”，这哪里是艺术，完全是吵架，并且是不讲理的吵架。还有样板戏。样板戏是精品，但是它表现的思想那么“高大全”，男人都没有媳妇，女人都是寡妇，很少讲人情。8亿人民只有8个样板戏，这样的艺术怎能满足不同层次、不同地域、不同爱好、不同性格人的需要呢?那时候人们都很痛苦。我记得，有天有位老领导突然推开门说：“上班时间你们不去学习，不去写作，打扑克!”事后，我们找领导悄悄说：“您以为我们打扑克痛快呀，我们是痛苦才打扑克的。”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风靡一时

    有人说作曲是玩技术；有人说靠才华；有人说是靠运气。其实音乐艺术是非常艰难的一门艺术。我们当时听那种嚣闹的东西太多了，老百姓对这种无尽无休的争啊、斗啊已经厌烦了。对永远唱高调的最响、最强、最革命的艺术厌烦了，人们需要艺术的回归、美的回归，找到自己生活中表达自己心声的艺术，属于自己的美的艺术。可是，当我们没有回过味来时，铺天盖地的邓丽君来了。
为什么邓丽君歌曲受到欢迎?因为过去喊着各种口号，现在突然有人在耳边轻轻地说几句特别有人情味的话，一下就觉得特别亲切，特别容易接受。当时我觉得邓丽君有些歌不错，有许多可取的地方。不必禁她的歌，不要让年轻人什么都不接触，用命令、不讲道理的办法禁是没有用的。严格说艺术是满足人们生活的需要的，是属于服务行业，是为大众服务的，是创造精神财富供大家选择、欣赏的行业。相反，我们要提供更好的东西给大家。有一次我到东北的一个林区，有一件事，使我很受教育。那时我写出了《太阳岛上》等作品，林区的几个小青年说，他们都爱听邓丽君的歌，仅有的两盘磁带都转录了邓丽君的歌。可是后来听了几首歌，包括我和施光南的歌，他们说也很好。这就为难了，仅有的两盘磁带都录了邓丽君的歌。后来他们一咬牙，洗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把我们那些歌录上了。这给我很大的启发：没有人说你们必须洗掉什么，必须录什么，但是他们觉得很喜欢这些歌，那么他们就洗掉了一盘邓丽君的歌。我心想，什么时候咱再写点好歌，把那盘也洗了，不就都是咱们的天下了。所以，我觉得艺术是一种竞争。

要容年轻人自己去接触、去鉴别

对待摇滚乐，也是这样。我不赞成说摇滚不好，青年人好动，什么都想听听、滚一滚，只要不出大格，没关系。另外，我认为如果对青年说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千万别听，最后，咱们的知识吃得、看得、听得都是纯粹又纯粹的东西，大概就会缺乏免疫力，还没刮风，就打喷嚏，就感冒了。所以有些东西，要容我们的青年自己去接触，自己去鉴别。另一方面，我也应该告诉大家，音乐是有三教九流的。什么叫三教九流?比如说古典的、传统的交响乐，那真是高雅的，它体现着人类的智慧、人类的才华，而且听了以后真是陶冶你的性情，给你一种善良、一种对美的启迪，而且能引发你很多的智慧和联想。有些东西则是一般的东西，这些一般的东西相当于咱们吃饭里的各种佐料，就是说它既不是维生素，也不是蛋白质，增加点就有点味，但是只吃它的话你肯定营养不良。这样的东西听听也无害。   
后来，邓丽君的歌听来听去大家就不怎么感兴趣了。在生活中有时就需要换换口味，在音乐中也是这样。我觉得有时候媒体也有问题，常常是想一出是一出，就是贪自己的爱好，也影响着我们广大青年的审美趣味。任何艺术里面都有高低之分。港台音乐中有不少很好的歌，从格调到技巧、直到给人的一种感受，都是非常高雅的。但是也有平平的东西，听着也没觉得怎么样。同样花费时间，为什么不听一点真正的能给人艺术上的启迪，心灵上的感悟、熏陶的东西呢?作为欣赏音乐来说，我相信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体验，自己的趣味，好的东西不要光听别人说，还需要自己去感受、品味。总之，我希望采取比较宽松的办法。年轻人什么都了解一下，但是要有自己的看法，多去想一想，得出自己的结论，从音乐的鉴别之中提高自己的审美趣味，生活也就更丰富了。我希望大家欣赏音乐要用心去听，因为，音乐是用心写的，用心唱的，也希望人们用心来领悟。用心来领悟可以得到许多东西，不但得到愉快，得到精神境界的一种升华，更能得到美的享受。音乐特别能启迪人们的悟性，因为在所有的事情里，音乐是最要感觉的。有的人弹钢琴特别流畅，技巧特别高，但弹完没有味道，味道在一个音与一个音之间强一点或弱一点上。同样一首歌有的人唱起来特别带味，音乐字里行间都透着一种感觉，而这种感觉是从节奏、旋律一直到美感，是可以启迪人的。

关键是用真诚的激情来创作

    1978年，我创作了《潜水姑娘》，当时用了电吉它。1978年“文化大革命”刚刚结束，那时候有个说法，土流氓玩刀子，洋流氓玩吉它。所以它被打成流氓乐器，凡是弹吉它的，带红箍的大妈都要记上一笔。用吉它表现美的形象以前没有过，一来就是特务、日本鬼子，咚咚弹两下，以此表现反面形象。我就想用一用电吉它，试试看，也是为了打破传统的印象。当时找弹吉它的很困难，后来听说一个叫陈志的会弹吉它，他当时在建国门菜场卖白菜，后来试了试效果很好，放映后引起很强烈的反响。人生就是要用美的境界、美的艺术、美的音乐装点着美好的希望与生活。
    偶然的机会让我去写《太阳岛上》，当时时间很紧，没有乐队，只有用电子琴、吉它来伴奏。当时有的人去了太阳岛，回来说：你骗了我们，太阳岛上没有唱的那么好。当然现在很漂亮了。我说你们上了太阳岛，我还没上太阳岛呢。这是一首好歌，可是作者没有深入生活，这是不是违背了毛主席所说的：生活在先，创作在后?不是的。实际上“太阳岛上”这首歌并不是写太阳岛，我是借题发挥，借着太阳岛响亮的名字、地方，来抒发我们这代人打倒“四人帮”之后，满怀着对生活的希望、憧憬，对自己理想的追求和向往：“带着真挚的爱情，带着美好的理想，我们来到太阳岛上。幸福的生活靠劳动创造，幸福的花靠汗水浇，献出你智慧和力量，明天会更美好。”这实际上表现了对生活、对祖国、对未来的向往之情。看了“太阳岛上”这个题材，我似乎找到了一个闸门，找到我倾泻这种创造激情的渠道。我们说体验生活是不是看一看就是体验生活?实际上有人见了生活并没有体验。体验生活要用心去领会，而且还要积累生活。艺术创造，关键是用真诚的激情来写，艺术不仅仅是才华、机遇，更不是仅仅用技巧，而是来自真情。这种真情来自生活，来自对生活深刻的感受。

    我写第一部故事片的插曲是《带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剧组找到我很高兴。当时电子琴、吉它很流行，而别人说我是玩这个的老手。剧组跟我说：“一定要写好，只能成功，不能失败。写好了整个电影界的门都对你打开了，写不好再写就难了。”可是我一看本子，有种茫然若失的感觉，主人公刘杰是一个工农出身的革命干部，带着对人民的感情同敌人斗争。有人说：他跟日本电影《追捕》里的“杜丘”一样，写一个“啦呀啦”就行了。可我想这种工农干部抱着吉它唱“啦呀啦”怎么行，总还是要写个符合他这个人物的真情实感的曲子。我怎么来写这个曲子，如果要写活点，赶时髦用流行的唱法最好，最好带点摇滚。但是这个人物、这个题材、这个故事不能是那样。主人公在人生关键时刻，放弃的是自己，想的还是国家、民族和至死不渝的理想。如果玩闹一下，就亵渎了主人公。要符合这个人物，就要用点民族调，需要用点二胡之类民族乐器。但这样的话很可能走不红。这首歌的歌词是：送战友踏征程，默默无语两眼泪，耳边响起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革命生涯常分手，一样分别两样情。战友啊!战友!亲爱的弟兄，当心夜半北风寒，一路多保重。送战友踏征程，任重道远多艰险，撒下一路驼铃声。路漫漫，雾蒙蒙，不负人民养育情。战友啊!战友!待到春风传佳讯，我们再相逢。这首词实际融进了我个人的感情。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多少家、有多少次的分别，我的16岁的小妹妹去农村了；我的父亲是名优秀教师，被逼死了；我母亲也是优秀教师，被送回老家农村了；我也被送到农场。原来是那样一个温暖的家，突然一夜之间家破人亡。“一样分别两样情”，这种感情我是深有体会的。“默默无语两眼泪”，不愿意说，不愿讲的话，那个年代人们都有深深的伤痕。为什么今天还有那么多人喜欢这首歌，不是这首词多么美妙，而是她真挚的感情使人们找到一种共鸣。父亲、老师从小教育我要真诚，如果要真诚地写这首歌，只能这样写，结果效果非常好。后来，电台催我搞专题节目，我说哪有那么多节目，够不上一个专题，不就是《太阳岛上》、《潜水姑娘》、《飞翔的小鸽子》啊。他们说：最近最红的《驼铃》(影片《带手铐的旅客》的主题曲)也很好啊。我实在没有想到，那时《驼铃》和《牡丹之歌》是群众点播最多的歌，我当时眼泪都要流出来了。我低估了普通群众对艺术的欣赏能力。这件事对我是深深的教育，在创造过程中不能追赶潮流，也不能贪图什么出风头。创造也像做人做事一样，诚诚实实地去做，认认真真地去做，只要你辛勤地去耕耘，我相信会有一个丰硕的秋天。

从《少林寺》到《红楼梦》

    创作《少林寺》歌曲的时候，河南的同志希望我写有河南味的插曲，歌词顺利通过了。曲子当时写的是河南味，写完后导演和河南的同志都说行。过了一天，我找导演说《牧羊曲》我想改改，导演说：重写?谁说不好?干嘛重写!我只是想写得更好一些。因为原来的曲子有豫剧的调，河南味挺足，可是除了河南人又有多少人对河南的风格那样熟悉呢?况且这是个香港的片子。这是其一。其二，所谓民族品格在河南集中体现就是豫剧，中国戏剧形成就是四百多年，一千多年前豫剧还不知道在哪呢?而这部片子反映的是唐朝初年的事。其三，恢复历史原貌也不行。如果写了一个古色古香的曲子，专家说这纯系唐朝出土的东西?可今天老百姓不理解是什么东西?也不行。所以我觉得有几个圈，一个是必须符合剧情，让人们今天看到历史是那么回事，同时又得让今天的人能接受，我们也能接受，又得符合历史，符合现在。这样一个圈套一个圈，给我留下的余地太小了。我想尽可能几个方面都照顾到，同时使它有一种质朴的感觉，后来我写了新的《牧羊曲》。这也是音乐与人生，因为这并不那么轻松。当我写出来感觉不错，别人一片赞扬的时候，当我承认他是一个亲生孩子的时候，我把他舍弃再重新来一个，该面临着多么艰苦的选择。这需要有一种勇气，需要一种远见。后来，我连着写了四首歌曲。有一首是影片《大海在呼唤》的主题歌。剧组原来要求我写爱海洋的歌，要写公海上的民族，不要听出来是哪国的歌，就是海员们传唱的歌。后来我想来想去，还是写人对海洋的一种爱，从头到尾没有一个爱字，但是说来说去都渗透了一个爱字。爱什么呢?爱母亲、爱童年、爱生活、爱祖国、爱未来、爱大海。这首歌词，有些词作家认为平白、不雕琢，其实它是非常精心的雕琢，以至于把它的痕迹也雕琢掉了。我想在蹲牛棚时，我想叫妈没有人当我妈，我热爱着自己的祖国，有人却说我是“反革命”，无法辩解。后来我跟院长说：当时你的学生是“左”派、是党员，把我打成“反革命”的时候，他们喊着那么高昂的口号，现在这些人都到国外去了，有的给资本家打工，有的赚钱发财，我这个“反革命”还在这兢兢业业为人民服务呢。我这种始终不渝的“走遍天涯海角总在我身旁”，即使是海风吹，海浪涌，随“我漂流四方”，我也是始终没有忘记，“就像妈妈一样，总在我身旁”，这是对祖国、对信念自始至终的一种真挚的爱。最近，我去台湾访问演出。台湾1500所小学举行歌咏比赛，必唱的一首歌就是《大海啊，故乡》。我很感动，在台湾每一个孩子都会唱这首歌。对每个热爱母亲、热爱祖国的中国人都会在这里找到真挚的感情。我感觉到音乐有一种很强的凝聚力，当人们唱黄河，也包括唱“大海是我故乡的时候”，人们的心是相通的，她可以跨越海洋，跨越空间，可跨越许多平常生活中难以跨越的距离。实际上音乐与人生是相关的。

    《红楼梦》的音乐在我的创作生涯中，是经历时间最长，投入感情最多，也是感受非常深刻、创作极为艰难的一部作品。导演、编剧、服装、道具，《红楼梦》里都有根据，什么人物、什么性格，干了什么事、穿了什么衣服、吃什么东西、住什么房子，《红楼梦》里都有，真是一本活的百科全书。但是没有一句调调、旋律。所以别人都可以再加工，而我只能“无中生有”。而且男女老少读没读过《红楼梦》的都知道贾宝玉、林黛玉，大家都有那么一个形象，千差万别，这就给我造成一种困难。我在中学就看过《红楼梦》，我觉得读《红楼梦》的过程就是体味人生的过程。林彪垮台后，我的“反革命”帽子也没了，我再次读《红楼梦》，我从《红楼梦》中体味到中国人的思想、传统、喜怒哀乐、恩恩怨怨，体验到许多人生的酸甜苦辣、悲欢离合。当时有人建议按流行歌曲来创造，现在香港管它古代片、现代片一律用电吉它，流行什么就上什么，听着好听就行。这倒也是一个简便的办法。可是我一想，这是中国的历史名著，没有历史的感觉怎么能行?但是，历史的名著毕竟是80年代拍的，没有今天的这种时代特点，又怎么可以?同时，又要符合红学家们对《红楼梦》的深刻理解，必须写得深刻，可是，你面对的观众是从5岁的小孩到80多岁的老人，从高级知识分子到斗大的字识不了几升的文化比较低的人，不考虑到这么大的观众面又怎么可以?一到动笔的时候，真觉得没胆写了，不知道怎么写了。我想了很多很多，后来我下了一个决心，一定要写好，我不能流行什么就写什么，别人骂我行，不能让曹雪芹骂我。如果曹公有灵的话，他会说这小子还是认真写了，就行了。这是其一。其二，它的基调是什么，我觉得既不能是曹雪芹，也不能是我王立平，要用80年代的感觉重新解释《红楼梦》。想来想去我概括为八个字，“满腔惆怅，无限感慨”，这感慨既有曹雪芹的，又有曹雪芹笔下许许多多不同命运的人物的。这些惆怅，这些感慨也是今天的人们把他搬上屏幕重新改编的意图。1987年《红楼梦》演出后，基本上达到了预期的效果。

希望、机会伴生困惑、挑战甚至无奈

改革开放这充满着春天的般气息的时代，给我们许多希望和机会，但也面临着困惑，有许多挑战，甚至有许多的无奈。文艺界的状况是喜忧掺半。现在有些词像我这样的文化程度的人看不懂，不知道他说什么，书也是这样，仔细读也读不懂；还有些句子我都懂，放在一起我就读不懂了。有人说，读不懂的时候，就说：嗯!很深刻。现在在艺术上假冒伪劣特别多。前一阶段，有些人批评追星，追星的主要是中小学生，包括部分大学生，让我在报纸上也抨击一下追星。我说我不抨击，这事怪不着孩子们，有些人为了赚钱就是要制造这种气氛。比如有个歌星来京后票价卖到几百块钱，哄着孩子们把压岁钱都拿出来了，然后跟父母哭着喊着去买票。看那个歌星唱歌五音不全，我还没有听他唱准过。可就是这样来了一番包装给谁看呢?骗孩子们的钱。孩子们真追星，也要反思是否凭着自己的知识、自己的智慧去品评好坏，有些人恨不得让你们糊涂点才好呢，这样他们可以左右你们，让你们给什么就喜欢什么，最后那些人赚钱。我们这些作曲家收入很低，《太阳岛上》给我稿费15元，《带手铐的旅客》也是15元，《飞吧，鸽子》是3元钱。而某某人唱两首歌，真就值7万、8万元钱?如果把一些很不正常的东西用来赚钱，确实亵渎了艺术，扭曲了艺术在人们心中的位置。中国老百姓还有不少人没做到丰衣足食，国家还不富裕，文化水平普遍还不高，花那么多钱接受那种包装，这不符合中国国情。之所以能做这种包装，能赚那么多钱，是一种起哄，哄得有人愿意掏腰包。大家去欣赏艺术，并不一定花钱多的艺术就是好艺术，质朴的艺术倒是不需要花多少钱的。

现在艺术最大的缺点是浮躁  

    我认为现在的艺术最大的缺点是浮躁。这个时代充满着浮躁，这种浮躁是人们的短视，短期行为，没有长远观点，什么都是一次性的。当然像一次性塑料饭盒，刚开始我很心疼，后来想想传染了肝炎，不合算，我也赞成了。可是什么都是一次性，袜子穿一次扔了，歌听了一次不要了，这是不对的。文化艺术不是短期行为，艺术、文学、文化还是要沉甸甸的，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老祖宗。在台湾我们看到很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如政治等。但是我们也接触了一些台湾青年，他们对自己的文化，对中国传统的艺术文化看得更重。我觉得不能对我们的祖先采取虚无主义的态度，有些东西确实是糟粕，应该批判，但我们不能全盘否定。中华民族传统文化首先应继承，在取舍中继承；如果什么都不继承，还谈什么取舍呢?不管学理科、工科，都应该有中华民族传统的文化素养。现在，我们面临着浮躁的状况，我们每个人每天都面临着这种诱惑，这种诱惑可能是走捷径的诱惑、成功的诱惑、名的诱惑、利的诱惑。但是我觉得我们应该选择自己应该走的道路。最后，我想起我写的一首歌词，这段歌词叫《十字路口》，我们面临着分配、工作、交朋友，这些都是十字路口，每天都遇到十字路口的时候，要有自己理智的、明智的、不悔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