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家琦:关于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两个问题

    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人文精神

一、体现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两种主要精神

    从理论价值、历史作用以及现实意义三方面考虑，中国传统思想文化可以划分为两大部分：一部分体现人文精神，另一部分体现反人文精神。
    人文精神的主要内 容包含哪些方面，学者谈得很多。列举传统思想文化中的人文精神内涵，越具体越有遗漏。我个人认为可以原则地概括为两句话：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尊重他人的人格尊严和人生价值。
    从中国历史上看，这种精神来源久远，集大成且有代表性的应是包含在孔子、孟子与墨子学说中的精神。
    孔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集中在“仁”与“恕”两个方面。“仁者人也”，对待自己，要做一个真正的人，即要像一个人的样子。“恕”是对待他人的要求。“恕”有两方面的内容，“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消极方面；“己所欲，施于人”则是积极方面。“仁”与“恕”分开来说，“仁”是对待自己的要求，“恕”是对待他人的要求，实际上两者又是紧密相联的。“恕”是“仁”的发展。“仁”、“爱人”成为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主要内容。由是孔子又十分重视教育工作，以提高人的道德与知识水平。孔子强调“学礼”，学术界多持批判态度。其实在孔子的言论中，“仁”与“礼”都有双向要求，并不是单向的，体现了人文精神。孔子强调，“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父慈子孝兄友弟恭”都是双向的要求。柳诒徵在《中国文化史》中有精辟的分析，他说：“《春秋》之义，亦至难言。后世所执者仅得其半，而尤严于乱臣。若以《左传》凡例论，则君臣相对，《春秋》未尝不责无道之君。”
    孟子思想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将“仁者爱人”发展成为“仁政”思想，说出了“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样体现高度人文精神的话。
    墨子思想中的人文精神集中表现在“兼爱”与“非攻”两个方面。先秦诸子其他学派中也多有人文精神的体现。道教与佛教教义中同样有人文精神的内容。秦汉以后众多思想家的著作中也有浓厚的人文精神。
    传统思想文化中又有极端的帝王专制与极端的追求升官发财和私利思想。这是一种反人文精神。
    极端的帝王专制思想的代表人物应是韩非。这种反人文精神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一是反对“民本”，主张“君本”；二是反对“仁”、“仁政”，主张“严刑峻法”；三是反对对人进行道德与知识教育，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四是运用“法术势”追逐权力；五是宣扬人与人相互猜疑、鼓励告密和诬陷。
    秦始皇成为极端帝王专制思想政治家崇拜的偶像。上自陈胜、吴广、项羽、刘邦，下迄朱元璋、努尔哈赤、袁世凯，都是在极端专制帝王思想驱使下进行军事政治活动的。秦始皇出游，项羽见之曰：“彼可取而代之!”刘邦见之曰：“大丈夫当如是也!”这是十分典型的例子。
    自大臣以下迄一般官员士庶人等升官发财、追求私利的思想则十分深远。这种反人文精神在杨朱及纵横家的言行中有集中的表现。杨朱宣扬惟利是图，“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杨朱著述不传，但他的社会影响却很深远。《孟子》记：“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即归墨。”纵横家如苏秦、张仪、范睢、蔡经等，凭自己的口舌游说各国，目的就是为了私利——升官发财。《史记》中记载苏秦嫂嫂“前倨后恭”的故事具有典型意义。
    在长期专制统治下，顶层的专制皇帝与各级追求升官发财的官员在共同利益的基础上结合起来。帝王思想膨胀，追求的是做秦始皇式的皇帝，但他要选拔一大批官员为他夺权并保护权力和财富；升官发财思想膨胀，追求的则是依靠专制皇帝，掌握部分权力，贪黩舞弊，为自己谋取财富。这使反人文精神的存在和滋长有了社会基础。

二、 两种精神对人和社会历史发展的作用

    两种精神影响着社会上的每一个人。这种影响并不是简单的对立与排斥。它们之间，或是重叠混合，或是交错转化。完全接受一种精神的人是少数。既接受人文精神的部分内容，又接受反人文精神部分内容的人是绝大多数。孔子是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代表人物，但当民不聊生、人民起来反抗统治者时，又毫不迟疑地主张“杀之”、“尽杀之”。
    在中国历史上最普遍的现象是人文精神与皇帝专制思想的结合。关于这种结合，唐君毅在《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中有一段论述。他说：“以法家之政术与他家政术之交涉而观，则汉制初仍承秦制，人君或外习黄老尚儒学，而阴用法术，以酷吏临民。今观桓宽《盐铁论》所记，在汉之昭宣之世，贤良文学之士六十余人，与政府中丞相、御史、大夫之一大辩论，则凡此政府中公卿，无不盛称申、韩、商鞅，而本法家之功利之论以言政。正见法家思想犹存之政府之中……法家之特尊君权之思想，可助成天下之一统，亦可固皇帝之地位。汉以后儒家亦特尊君，而不同于先秦儒者之只以君臣为人伦之一者……《韩非子·忠孝》篇言‘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由尊君而尊父与尊夫之说，并为汉儒所取，遂有三纲之说。此三纲之说实不同于先秦儒者《论》、《孟》、《礼记》诸书言君臣以义合，言‘敬妻子’、‘夫妇为牉合’，‘妻与己齐’，君仁臣忠，父慈子孝，夫义妇顺，乃对等之关系者。故儒家之伦理，由五伦说转为三纲说，当视为法家思想注入儒家之一结果。”
    有人在维护国家安全、英勇抵抗外国入侵方面充分显示了人文精神，但在镇压人民方面却成了暴君；有人在反抗腐朽王朝过程中，尊重人才，尊重知识，礼贤下士，但登上皇位以后，却大杀功臣，重用奴才；有人在推动社会改革方面起了有益的作用，但又维护了专制制度；也有人在文学方面做出了很大贡献，但经不起金钱美女的诱惑，丧失了人格尊严。人的思想和行动的复杂性造成了中国社会历史发展的复杂性。
    传统人文精神是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它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各界精英。正是他们的努力和奋斗创造了中国古代社会的辉煌和进步。在历史的长河中，中原文化一直居于统治地位，成为团结各民族的精神纽带。政治家们精忠报国，以农为本，兴修水利，推动了中原地区农业经济以及家庭手工业的不断发展。文化事业繁荣，出现了许许多多的哲学家、文学家、科学家、艺术家，创造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唐诗宋词、明清小说以及各种风格的书法、绘画、园林、建筑、音乐、戏曲，在世界历史上都享有高度声誉。在社会基层，也出现了许多伟大的平凡人物。
    伴随着古代社会辉煌成就的则是社会冲突的不断激化。农民起义成为专制王朝改朝换代的动力，每一次改朝换代都引起一次社会大震荡。在一个全国性封建政权因专制腐败丧失人心被武装起义部队推翻以后，各路起义领袖都争着做皇帝。如果没有一名军事强人能够战胜各路人马统一全国的话，就出现军阀割据、各自为政的混战局面。这在历史上是屡见不鲜的。秦汉大一统到东汉末衰败，形式上东汉皇帝还在位，实际上是各支武装混战不已，随后出现三国鼎立。魏晋短暂统一，不久又出现南北朝，前后达300多年。唐衰，出现五代十国，军阀割据长达200多年。元亡明兴过程中也出现长期的群雄割据。太平天国失败后，湘淮将领势力膨胀。王闿运于1870年就意识到会出现“五代十国”的政治军事局面。他在这一年2月17日的日记中写道：“校《五代史》二卷，观其将富兵横，矛戟森森，与今时无异，恐中原复有五季之势，为之臲杌。余去年过湘乡城，如行芒刺中，知乱不久矣。”王闿运的预见，在1911年清王朝被推翻以后成为事实。
    极端的帝王专制与政治腐败，是反人文精神的产物。在古代，它成为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在近代，它又导致反侵略的正义战争每战辄败。
    政治极端专制与极端腐败成为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首先表现在保护私有财产制度和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机制难以形成。通常说，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形成的主要标志是“雇佣劳动制度”，亦即出现两个前提：一是生产资料占有者自由地雇佣劳动者；二是劳动者自由地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这两者当然是需要的。但是，这两条是从雇佣劳动形成，即从资本主义剥削形态考虑的。从这一点得出的结论就是资本家剥削工人的剩余价值。如果我们从发展过程观察，即从商品经济发展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角度观察，则需要两个基本条件：一是对私有财产制度的绝对保护；二是对自由贸易、自由竞争机制的绝对保护。缺乏这两条，商业得不到充分发展，商品经济发展不出近代资本主义生产关系。黄仁宇在《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一书中已经意识到这个问题。他说：“诺兹与汤姆斯著有《西方世界的兴起》。书中说及资本主义的推行，必使债务被尊重，合同必须强迫执行。他们也说‘不论主权属谁，只能在安全、有秩序和在法律保护的商业路线、交易市场和契约关系之下，利润才能增值’，他们不仅一再声明私人财产权之重要，而且财产权还要‘有效率’，即是行使起来费力少而收效大，不致到处被为难，到处被阻滞而增加额外费用。”

    专制皇帝为了满足自己的贪欲，从秦汉开始就采取“重农抑商’的政策。在长期的专制统治下，如果说，对土地私有权尚有相对的保护，那么，对商业私有财产和商业自由贸易权，连相对的保护也不存在。直到晚清，曾国藩还宣称：“病农之钱不可取，病商之钱可取。”商业资本的财产权得不到保护，随时会被皇帝及官僚剥夺。大量商业利润只能向土地转化。商人将赚到的钱大量用于购买土地、修建林园住宅。“以末起家，以本守之”成为普遍现象。在这样专制腐败的社会条件下，即使有雇佣劳动力的出卖者，也不会出现雇佣劳动力的购买者。
    中国近代遭受外国殖民主义入侵，清政府每战辄败，也是极端专制政治统治的结果。回忆一下1887年何启与曾纪泽的辩论是很有启发的。1887年2月28日香港《德臣西字报》刊登了曾纪泽写的一篇文章，题目是《中国先睡后醒论》，认为洋务运动开展以后，中国购战舰、筑炮台、保藩邻、防外侮，说明中国睡狮已经醒过来了。对于如何“内修政治”一事则略而未谈。何启看了这篇文章以后，不赞成这种论调。这年夏天，他写了《曾论》书后，批评曾纪泽“本末混淆”。何启说：“自古及今，自今以往，凡所称卫国名邦、神州帝宅者，其肇基王迹，奠厥宏谟，所恃者无他焉，公平之政令而已。然则公与平者，即国之基址也。公者，无私之谓也；平者，无偏之谓也。公则明，明则以庶民之心为心，而君民无二心矣。平则顺，顺则以庶民之事为事，而君民无二事矣。措置妥帖，众志成城，此所以植万年有道之基，享百世无穷之业也。今考中国政制有私而无公也，令则有偏而无平也。庶民如子，而君上薄之，不啻如奴贱也；官吏如虎，君上纵之，不啻如鹰犬也。基已削矣，址已危矣，而欲建层台，起岑楼，吾不知其可也。”反侵略正义斗争每战辄败是腐朽的皇帝专制的内政造成的。何启已明确阐述了这个论点。

三、 反人文精神与世俗欲望

    或云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与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有关，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就可以解决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问题。但是历史却不能证明这个论断是全面的。推翻封建专制政治制度是清除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必要的改革，但是这只是制度层面的改变。如果没有思想文化层面改变的配合，政治家极端的专制帝王思想和极端的升官发财、追逐私利的思想不改变，新的政治制度迟早会“异化”，专制和腐败会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在20世纪前期，帝制被推翻，皇帝在中国历史上消失，民国在中国历史上出现，但植根在政治家头脑深处的反人文精神，即极端的帝王专制和升官发财、谋取私利思想仍然指导着他们的活动。袁世凯当上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后，就实行专制统治，最终上演了一场复辟帝制的闹剧。这段历史是人所熟知的。袁世凯的专制帝王思想是很深的。丁中江在《北洋军阀史话》中有下列一段记载：袁世凯的老师王雁臣曾命题“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他写一篇八股文。袁世凯写道：“东西两洋，欧亚两洲，只手擎之不为重，吾将举天下之士，席卷囊括于座下，而不毛者，犹将深入。尧舜假仁，汤武假义，此心薄之而不为，吾将强天下之人，拱手稽首于阙下，有不从者，杀之无赦。”王老师看完这篇文章，为之咋舌不已。袁世凯又作感事诗七绝一首云：“眼前龙虎斗不了，杀气直上干云霄。我欲向天张巨口，一口吞尽胡天骄。”无疑，袁世凯头脑充满了反人文精神的专制帝王思想。这正是他在政治上做皇帝、专制独裁的思想基础。
    唐德刚在《晚清七十年》一书中写道：“寡头政治的最高形式便是做皇帝。蒋介石当年赶走汪精卫，关起胡汉民……最后还搞个‘于右任’(‘余又任’谐音)、‘吴三连’(‘吾三连’谐音)……君主而不立宪——不也是个皇帝。”唐德刚把这种历史现象的出现归之为次文化作用。他说：“在近代中国‘政治转型史’中，我们的独裁的民族领袖们，原是一母所生，有其通性，这在现代社会学上，便叫做‘次文化(subculture)’。”
    清王朝灭亡以后，升官发财思想文化的泛滥还可以从大大小小的军阀、政客们身上看到。他们或割据一方，扩大地盘，欺压百姓，成为地方军阀；或霸占一个部门，结党营私，搜刮财富，成为贪官污吏。当升官升到一定的地位时就滋长帝王欲望，想做官中“极品”——最高独裁者——没有皇帝称号的皇帝，如段祺瑞、曹锟、张作霖等。
    专制帝王思想与升官发财思想导致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这种思想在人的头脑中又很难解决，这是由于这种思想是人的“追求富贵，厌弃贫贱”的欲望的具体化。
    自古以来，即使是提倡人文精神的学者也都承认人有欲望，人总是追求富贵、厌弃贫贱的。孔子说：“富与贵，人之所欲也”，“贫与贱，人之所恶也。”孟子说：“富，人之所欲也；贵，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也。”
    正由于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思想文化根源在于人的世俗欲望，因此，消除政治专制与政治腐败，克服反人文精神，就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
    抨击皇帝专制的“非君”思想早已有之。春秋时期，齐庄公被人杀死，大夫晏婴不以君而死，他说：“君民者岂以陵民，社稷是主；臣君者岂为其口实，社稷是养。故君为社稷死，则死之；为社稷亡，则亡之。若为己死而为己亡，非私昵，谁敢任之。”社稷远高于君主。荀子认为：“天下归之之谓王，天下去之之谓亡。故桀纣无天下，而汤武不弑君。”后来西晋鲍敬言、明代黄宗羲都发表过激烈的非君言论，抨击君主专制。但是，批判由你批判，皇帝我自追求。“非君”思想的传统并没有撼动政治野心家的帝王思想。
    同样，长期以来人们对升官发财、贪黩腐败的批判也不断。许多人士弘扬儒家“内圣外王”大学之道来教化官员，也没有取得理想的效果。问题的困难在于人的欲望的复杂性。欲望存在有两个两重性：欲望形成原因的两重性和欲望社会作用的两重性。
    欲望是由人的生理原因产生的，但是欲望的形成又有社会方面的原因。荀子说：“今人之性，饥而欲饱，寒而欲暖，劳而欲休，此人之情性也。”又说：“若夫目好色、耳好声、口好味、心好利、骨体肤理好愉快，是皆生于人之性情者也。感而自然，不待事而后生之者也。”这是指欲望产生的生理因素。另一方面，欲望的产生也有社会因素。要饮食是生理因素，但是要小米青菜，还是西餐大菜则是社会原因；要房居住是生理因素，但是要住洞穴，还是住砖瓦房则是社会因素。
    从对社会所起的作用看，欲望也具有两重性。人们往往从欲望的消极作用看待欲望，上面所论述的帝王专制、官员腐败都是极度膨胀的欲望所产生的社会阴暗面。但欲望对人类社会的进步也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没有欲望的推动，中国古代的高度文明不会出现，世界各地的文明也不会出现。历史上若干思想家提出“无欲”、“灭欲”主张。孔夫子还树立颜回这样一个样板。这不仅无法推广，而且对社会发展不利。试问大家都学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居陋巷、曲肱而卧、不改其乐，社会又何从发展?何从进步?

    前人早已说过：“没有情欲，世界上任何伟大事业都不会成功”，“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正由于这两个两重性，如何对待欲望成了一个复杂的课题：一方面人的欲望很难清除，也不应清除；另一方面欲望过度膨胀又导致反人文精神泛滥，造成严重社会问题，阻碍社会发展。因此，只能把欲望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自古以来，不少学者论述义利关系，主张以义控制利，就是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在义利关系上又有不同的观点。张岱年说：“关于义与利的思想，可以说主要共分三派。孔子、孟子、朱子等尚义，别义与利为二。墨子重利，合义与利为一。荀子、董子、张子、程伊川尚义而不绝对排斥利，有兼重义利的倾向；而明确兼重义利的是李泰伯、陈同甫、叶水心及颜习斋。”
    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精华是内含其中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从理论价值和社会意义说，研究传统思想文化就是要弘扬这种人文精神，并以人文精神节制反人文精神，将世俗欲望控制在不出专制暴政、贪黩腐败、尔虞我诈、惟利是图的范围以内，换一种说法就是将“利”和“义”结合起来。这对于提高社会发展水平，提高人的精神面貌都是很重要的。

弘扬人文精神的时代要求——中西人文精神互补一、 古希腊以来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

    前面说的是弘扬传统思想文化的主要内涵问题，现在再说一说弘扬传统人文精神与吸取西方人文精神，两者的互补问题。
    从明清之际以来，时代已经告诉中国学者：中西人文精神应该互补、结合。当前世界形势更昭示人们：学术研究不能走杨光先、倭仁的老路。
    中国文化中有悠久的人文精神传统，同时也有一股反人文精神的传统。同样，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也有两个组成部分：人文精神与反人文精神。
    争权夺利，相互残杀，尔虞我诈，追逐权位和私利的反人文精神在西方照样存在。
希腊文化中的反人文精神在斯巴达文化中有明显的反映。斯巴达的尚武精神在保卫国家安全、反对外敌入侵时起了积极作用；但是，在另一方面，它具有浓厚的反人文精神。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写道：斯巴达公民的惟一职业就是战争。他从一出生起就受战争的训练。经过部族首领的检查之后，病弱的孩子是要抛弃掉的；惟有被评为茁壮的孩子才能得到抚养。所有的男孩子都放在一所大学校里面受训，一直到20岁为止。训练的目的是要使他们坚强，不怕痛苦，服从纪律。文化教育或科学教育都被认为是无意义的事，惟一的目的就是造就全心全意为了国家的好战士。

    与中国传统的反人文精神相比，西方反人文精神有一个突出点，即是教会的专制权力特别强大。哲学家苏格拉底，就以“不敬神”的“罪名”被判处死刑。
    自古希腊以来，悠久的、丰富的人文精神也值得重视。
    许苏民在《人文精神论》一书中对西方人文精神作了详细的论述：苏格拉底强调“首先要关心、改善自己的灵魂”，强调通过认识自己以获得知识，成为有智慧、有完善道德的人。
柏拉图认为“人是神的造物中最好的”。智慧乃是最高的美德，教育的目的在于获得理性，使“心灵的和谐”达到完善的境地。
    “亚里士多德继承和发扬了柏拉图的教育理论，提出了教育要与人的自然发展相适应的原理”。
    “希腊人的‘为求知而求知’的精神还表现在亚里士多德‘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格言之中。亚里士多德强调，我们为了保卫真理，最好有不惜牺牲一切的精神，特别是我们哲学家，更应该如此，在真理与友谊两者俱为我们所亲的情形下，为了保卫真理，我们宁取真理。这是神圣的义务”。
    “出于对确切可靠的知识的追求，在古希腊也发展起了注重理性的辩证思维的传统，以赫拉克里特和柏拉图为代表”。
    罗素说：亚里士多德设想最好的人，必定是善良的、各种德行上的伟大似乎就是他的特征。“逃避危难、袖手旁观，或者伤害别人”，都是与他最不相称的事。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他(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说；善就是幸福，那是灵魂的一种活动。亚里士多德说，柏拉图把灵魂分理性的与非理性的两个部分是对的。……相应于灵魂的两个部分，就有两种德行，即理智的与道德的。理智的德行得自于教学，道德的德行则得自习惯。立法者的职务就是通过塑造善良的习惯而使公民们为善。我们是由于做出了正直的行为而成为正直的。其他的德行也是一样。亚里士多德以为我们由被迫而获得善良的习惯，但是到时候我们也就会在做出善良的行为里发现快乐。
    在古希腊罗马的人文精神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涵就是科学与民主精神。近代科学与民主的源头就在古希腊罗马。
    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特别强调希腊文化中对科学和民主制度的重视。他说：希腊人在文学艺术上的成就是大家熟知的，但是他们在纯粹知识的领域上所做出的贡献还要更加不平凡。他们首创了数学、科学和哲学；他们最先写出了有别于纯粹编年表的历史书，他们自由地思考着世界的性质和生活的目的，而不为任何因袭的正统观念的枷索所束缚。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又说：在雅典和许多别的城市，在政治上民主制获得了胜利。
    雅典的民主政治虽然由于不包括奴隶和女人而有着严重的局限性，然而在有些方面，要比任何近代的体制都更民主。法官和大部分行政官都是由抽签选出来的，并且任职的时间很短。
雅典在大部分的时期都是民主制，民主到连将军也要经过选举或抽签的地步。
    民主政治的源头，则是古希腊罗马的城邦制国家。顾准认为“城邦的根本精神充分体现‘主权在民’和‘轮番为治’的特色”。
    许苏民在《人文精神论》中也述及希腊人文精神中的民主精神。他说：最能代表古希腊文明特色的是雅典的城邦民主制度。这个社会里的政治问题是全体公民所面对的公共问题、政治问题，是经由公民们参与(讨论、表决、执行)的政治过程来处理与解决的。所以，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雅典的社会初步具有现代公民社会的特征。这一社会特征决定了亚里士多德以参与政治过程中公共政策的决定来界定人的特性，提出了“人是政治的动物”这一著名命题，即只有以平等自由的公民身份参与政治过程的人，才能算是人，才能呈现人的高贵性——因为只有这样的人，这样参与政治决定的人才具有自主性，而不是被动地受他人驱使的动物；才具有面对未来挑战的开创性，而不是消极地等待命运的降临——似乎在事情尚未发生之前就已经有了答案，而这答案的作出是不需要自己在场并且参与的。
    社会政治过程的民主精神带来对公民们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智慧与道德的要求，亦即带来对科学精神的要求。许苏民在《人文精神论》一书中说：既然自由平等的公民能以个人的自主性与开创性来参与社会政治过程，那么，在政治过程中所做决定的后果也就理所当然地要由全体公民来共同承担、共同负责。能否做出正确的政治决定，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命运，这就要求公民们具有参与公共生活的智慧和与公民社会相适应的道德，即所谓“公民道德”。所以亚里士多德认为，公民社会是最能发展人的能力的社会；而参与公民社会的政治决策过程乃是人性中的基本要求——人生来是要做公民的。
    在这种社会背景下产生的雅典的人文教育，主要是为实行民主政治服务的。它既是实行了民主政治的结果，同时也是民主政治赖以顺利运作和延续的必要条件。因为要参与政治，因而就必须培养有参政能力的人……要能在公民中获得较高的支持率。同时，为了保证民主政治的实施，就必须有能够议论和参与政治决策，并且有效地对当政者进行监督的公民，所有这一切，都需要对公民实行普遍的教育，以保证公民的文化水准，并且能从公民中产生杰出的人才。
    为了培养合格的公民，雅典的多种教育与科学研究事业得到发展。“公元前200年，在各类学校的基础上形成了著名的雅典大学(The University of Athens)，这所大学延续了七百余年，直到公元520年被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的查士丁尼皇帝封闭。在希腊化时期，帝国的其他地方也仿照雅典大学而建立大学。不少城市设立了公共图书馆。有的藏书达五六十万册之多。亚历山大里亚的博物院是比雅典大学更大的学术中心，设有图书馆、动植物园、天文园、研究院等部门，藏书达70多万卷册，许多著名学者都在这里进行研究活动，如欧几里德、阿基米德等”。
    而在中世纪，西欧的人文精神受到压抑、摧残。到15世纪以后西欧出现了两大事件，即“人的重新发现”与“地理大发现”。许苏民在《人文精神论》一书中说：人的重新发现和地理大发现，一起造成了欧洲中世纪传统观念的危机，在西欧出现了一种崭新的精神氛围，这就是当时和后来的人们将其称之为“人文主义”的精神氛围。
    人文主义者热烈讴歌人和自然，歌唱新鲜的、芬芳的、甜美的感性生活；歌唱丰富多彩的个性、惊人的冒险精神和卓越不凡的个体人格。
    许苏民还写道：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所展示的近代人文理想具有以下显著特征：第一，反对中世纪禁欲主义，肯定人有享受现世生活幸福的权利，尊重爱情和人的感性生活……
第二，反对中世纪的蒙昧主义和等级制度，强调衡量人的标准应该是他的知识和德行，理想的教育应当培养全知全能的人……
    第三，反对中世纪独断和文化专制主义，主张宗教宽容、思想宽容、宗教信仰和言论自由，提供多元开放的文化心态。
    许苏民还说：“天赋人权”学说是从格芬修斯、斯宾诺莎到洛克、卢梭的自然法学派的理论基础。自然法学派认为，在人类的早期发展中曾存在过“自然状态”。那时既没有国家，也没有等级，人们具有天赋的自然权利……由于自然法的存在，人们被理性所驱使，为了防止外来的侵袭和获得安全的生活，便意识到联合起来组成国家的必要性。因此，“国家是自由人为了享受法律的利益和求得共同福利而联合起来的一个完善的结合”，是社会契约的产物。
    从天赋人权论出发，启蒙思想家论证了思想家言论自由等问题。斯宾诺莎针对中世纪教会统治和世俗封建专制的高压政策，大声疾呼思想言论自由。他认为，自由思想、自由发表意见是每个人的天赋的不可转让的权利，每个人是他“自己思想的主人”，“人人生来就是赋有自由”，是任何政府都不能剥夺的。
    由于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反对中世纪的思想禁锢而肯定每个人都有自由地公开地运用其理性的权利，都有自由地怀疑、探索和思考的权利，因而就有了近代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诞生；由于反对中世纪教会权利和王权专制，确认人生而自由平等，人人都必须互相承认并尊重他人的自由权利，因而就有了民主；由于将中世纪给与了神的尊严还给了人自身，反对中世纪的禁欲主义，并转而尊重人的感性生活和追求现世幸福的愿望，于是便有了个性解放的新道德。
    重视研究科学，包括人文社会和自然技术科学，是追求真理的精神体现，也是一种人文精神。人文精神与科学精神并不是对立的。但是，科学研究成果又是客观的事物，它可以被各类人士利用，包括反人文精神的人。如果用科学的成果进行反人文精神的活动，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前面指出宗教和教会专横的一面，它压抑了人性和人的智慧；但是，基督教教义中也有人文精神的内涵，如宣扬“爱”，强调“爱你的邻人”，基督教要求人“为善”等等。罗素在《西方哲学史》中说：基督教的伦理中，“内心的纯洁才是本质的东西”，是“无知的人和有学问的人之间同样地可以找得到的东西”。
    基督教的“博爱”思想也是一种人文精神。尤西林有一段论述，他说：基督教超血亲信仰对血亲之爱的提升，其社会(人与人关系)层面表现即是博爱。“你们受洗归入基督的，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3：28)”。从爱的范围来说，基督教的博爱不仅爱血亲成员而且爱与血亲无关(邻居)，甚至做对(仇敌)的人；特别是，这种博爱的性质是无差别等级的，是以信仰之爱的提升与净化为保证的……因而基督教的博爱是绝对而普遍的爱。
    中世纪以后，西方反人文精神依然弥漫。惟利是图，对内独裁专制，对外扩张，殖民侵略战争不断。但另一方面，19世纪以后西方人文精神在追求民主政治、个性解放以及追求科学真理两大方面，也都有了明显的发展。
    将中国传统人文精神与西方自古希腊以来人文精神作一对比是很有意义的。
我曾经概括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的核心内涵为尊重自己的人格尊严与人生价值。我认为这一概括同样适用于西方人文精神，这是中西人文精神共同的基本核心内容。但是两种人文精神又各有其特点——突出点。如果说，中国传统人文精神突出的一点是重视人本仁政与道德教化，西方人文精神的传统突出的一点则是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与追求个性发展的民主精神。
    在新文化运动时期，学术界提出科学与民主两面旗帜，是抓住西方人文精神的核心内容的。
    二、 中西人文精神相互交流，“取长补短”
    从认识论来看，人们的认识总是相对真理，要不断地补充、发展，在相对真理的长河中一步一步游向绝对真理。我国传统的人文精神非常丰富，但需要不断补充、发展；西方人文精神也非常丰富，但也需要不断补充、发展。两种人文精神“取长补短”，体现了人类文明的丰硕成果，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显得特别重要。
    前面说到中西传统人文精神有共同的地方，也有各自的特点。“取长补短”意味着各自吸取对方的特点，补充自己的不足。既要不断弘扬人的伦理道德水平，又要不断弘扬民主科学水平。这也是建设繁荣、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提高伦理道德水平，加强民主法制建设；反对惟利是图、尔虞我诈、损人利己、为非作歹，反对无法无天、独裁专制，这些对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性是明明白白的。问题在于建构和谐社会与提高科学知识水平有什么联系，需要作一点分析。
    区别某种事物或现象是否体现了人文精神，是否体现了人的人生价值，是否体现了人的人格尊严，都要依靠科学知识、思辨精神进行判断。历史上有很多“好心办坏事”的事例，这都是“科盲”的结果。鲧治水是古代的一个例子。从主观愿望看，鲧不是不想为人民做有益的事，但他不懂得水利科学，凭主观意志盲目地干，结果作出危害民众的蠢事。人们都知道这个故事，但是，还是有不少人不能从中吸取有益的教训去认真研究科学。
    判断一种思想、一种现象，一种处理问题的措施是否符合人文精神，需要丰富的科学知识，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深入缜密的思辨能力。
史书都认为“春秋无义战”。春秋无义战，战国有没有义战?春秋战国都无义战，秦用武力兼并六国、统一中原是否是义战?有一种观点认为秦灭六国是一场兼并战争，但秦皇帝统一中原反映了历史发展的趋势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愿望。秦并六国又成为义战了。在理论上，这里有两个问题值得商榷。
    一是君主、贵族共同专政的分封制向皇帝专制独裁的郡县制转变是否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规律，反映了历史的进步?从世界历史进程看，不能得出肯定的结论。西欧的历史是从分封采邑的领主制直接走向近代的。日本明治维新以前实行幕藩制度，类似西欧的分封采邑的领主制。明治维新恰恰是从“倒幕”开始，发布“王政复古”号令，走向近代的。再从皇帝极端专制政治制度的历史作用看，它最终又成为中国社会近代化的巨大阻力。这一问题上文已有论述。因此说秦兼并战争反映了历史的进步，是值得推敲的。
    二是秦以百万人以上死亡为代价统一全国以后，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社会地位是否有所改善?这个问题学者已经分析得很清楚。嬴政的帝王专制思想、大臣们的升官发财追求私利的思想极度膨胀。田租口赋，30倍于昔，百姓疲弊，孤寡老弱不能相养，道路死者相望。全国人口的三分之一被征调从事各种劳役。在大约2000多万人口中，刑徒经常保持在100万左右。春秋以来学术繁荣、百家争鸣的局面被扼杀。说秦朝统一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愿望，恐怕也值得推敲。
    即使在理论上明确了，在实践上也会碰到需要思考的问题。以张謇的社会实践为例。在人文精神支持下，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前20年，张謇为南通地区在社会经济、地方政治、文化教育、城市建设、民生福利等全方位近代化事业中作出贡献，张謇本人也得到南通人民的尊重与敬仰。但是，在推动南通近代化的实践中，张謇也遇到了难题。张謇实践活动的方针是“母实业”，即将实业盈利的一部分分配给股东，另一部分则用于发展教育文化等有利于人民的各种社会事业。以大生纱厂为主体的各种实业的盈利不是完全归股东所有，其中很大一部分用之于民，当然符合“义”的精神。但是在执行这个方针的过程中，由于兴办的各项事业规模过大，所需资金支助超过实业的负担能力，结果造成20世纪20年代大生纱厂财务的严重困难，影响了工厂的正常运转。
以上历史说明：弘扬人文精神，节制私欲，在理论和实践中也会碰到具体困难，需要有一个提高科学水平，增强思辨精神，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的曲折发展过程。

注释：
［1］柳诒徵：《中国文化史》(上)，第315页，上海书店影印本。［2］唐君毅：《中国哲学原论》原教篇一，台北，1986年版，第539—540页。［3］黄仁宇：《资本主义与二十一世纪》，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2—23页。［4］郑大华点校《新政真诠——何启胡礼垣集》，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67—73页。［5］丁中江：《北洋军阀史话》(一)，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6—7页。［6］唐德刚：《晚清七十年》，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482—484页。［7］张岱年：《中国哲学大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98页。［8］罗素：《西方哲学史》（上），何兆武、李约瑟译，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132页。［9］以上见许苏民：《人文精神论》，湖北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16、117、120、123页。［1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225—226页。［11］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24页。［12］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107、108、118页。［13］《顾准日记》第354页，经济日报出版社1997年版。［14］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112—113页。［15］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113页。［16］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115页。［17］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199页。［18］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200—205页。［19］以上引自许苏民：《人文精神论》，第205—207页。［20］罗素：《西方哲学史》（上），第128页。［21］尤西林：《基督教超血亲伦理及其起源》，载《江苏社会科学》，第2007年第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