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岸共同研究中华民国史的若干设想

    香港著名媒体评论家杨锦麟在2007年10月说过，日后两岸要进行政治谈判还会有各种障碍，“问题的症结点在于如何看待‘中华民国’的存在和定位”。

    一个前景是两岸为实现孙中山当年提出的的“振兴中华”的伟大目标，经过充分协商，发挥中华民族的智慧，逐步排除障碍， 终于找到两岸都能够接受的解决方案，实现全面和解、国家统一。这是符合中华民族根本利益，也符合亚洲、世界根本利益的前途。1912年元旦孙中山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发布的宣言书，主要内容是要实现亚洲第一个共和国的全面统一。如果这一天到来，海峡两岸的中华儿女就可以共同告慰孙中山在天之灵。虽然这个前景不容易在近期达到，但只要全体中华儿女共同努力，总会有一天实现。

    在双方仍在事务性商谈阶段，对“中华民国”国号问题采取模糊化处理是适当的。但为日后的最终解决，两岸都可以先做一些有益的工作。历史是“台独”人士难以逾越的鸿沟，既然两岸多数人都认为同属中华民族，那么，共同研究中华文化，共同研究中国历史便极有意义。两岸应该共同研究中华民国史，因为这个课题不但是两岸学术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而且对促成两岸政治谈判与全面和解有相当重要的作用。学术讨论与政治谈判不同，不一定要谈出一个结果，更不需要完全达成一致，“各自表述”的空间比政治谈判大得多。政治谈判暂时不便讨论的问题，在学术交流则可以。两岸共同研究民国史的事实本身，就有着求同存异、化解分歧、促进和谐的意义，同时，还可以揭破“台独史观”的谎言，让海峡两岸人民了解历史的真相。

    也许，在两岸学术文化交流中，中华民国史是一个争议较多的题材，那么，两岸学术界是否有可能坐下来合作进行研讨呢？

    这20年来两岸在孙中山研究领域进行交流的经验就很有启发性。在上世纪80年代，孙中山研究也是一个与现实政治联系极为密切的课题，尽管两岸对孙中山都很尊崇，但基本没有共同研讨的机会，双方都有“禁区”，当年台北中国国民党党史会出版的《国父全集补编》，收录了部分内地出版物公布的孙中山著作，但底本也不能明白注明来自内地的书刊，只注“据党史会藏抄件”。1990年，中国内地学术界和日本学术界合作，在孙中山故乡中山市翠亨村举办“孙中山与亚洲”国际学术研讨会，当时甚至不能以内地学术机构名义邀请台湾学者赴会，只能由学术会议筹委会（中日合办）出面。经过各方努力，几十位台湾学者出席，这是两岸学者首次在内地共同参加研究孙中山的学术会议。开始时内地、台湾学者都未免各怀戒心，在讨论中，台湾学者表示不能接受“孙中山是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新三民主义”等观点，内地学者对“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国父之容共政策”等说法也无法赞同，会上曾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也没有达成一致意见。然而，经过这次“破冰”的学术会议，两岸学者都发现，大家除了分歧以外还有很多共同点，共同感兴趣的学术话题还有很多，会上虽有争论，但彼此都能够站在学者的立场上尊重对方。此后，两岸研究孙中山的学术交流日益频繁，两岸学者经常出席同一个学术会议，对不同意见也就习以为常了。内地的著名学者如陈锡祺、章开沅、金冲及，台湾的著名学者如蒋永敬、李云汉、胡春惠等人，都以自己的学术水平与学者风范赢在两岸学界享有声誉，时至今日，两岸学界在讨论孙中山时可说已经没有什么禁忌，很多人通过交流还成了朋友。

    孙中山研究本来就是中华民国史研究中的重要内容，两岸学者在研讨中华民国史其他题材时当然也会遇到新的障碍和争论，但只要开展下去，坚持善意互动，也就同样会找到很多共同语言，促进彼此的了解，同时把影响扩大到学术界以外。现在，中日、中日韩可以共同研究历史问题，可以就最有争议、最敏感的历史问题展开讨论、交流并合作研究，海峡两岸同属中华民族，当然就更可以合作研究自己的历史。

    不过，目前两岸在历史、文化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包括在中华民国史研究方面的交流合作，尽管已经在开展，某些领域还成绩可观，但仍存在可以改进和拓展的空间。例如，双方缺乏大规模的合作研究计划，长期合作计划更是少见，合作举办国际学术研讨会尚有各种困难。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分歧妨碍了学术交流的扩大，双方仍会回避有可能涉及敏感现实的学术问题；研究成果只是在学术界范围内流传，没有以适当途径传播，让两岸民众更多了解各种观点。

    下面，再就两岸共同研讨中华民国史提出几项具体建议：

    第一项建议是两岸可以共同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举行适当的纪念活动，合作举办大型的国际学术研讨会。2011年是辛亥革命100周年，2012年是孙中山创立中华民国100周年，可以由两岸的权威学术机构（例如北京的中国社科院近代史研究所与台北的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或台北的中国国民党党史馆），或由两岸学界的资深学者共同发起举办“纪念辛亥革命100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地点可选择在武昌起义的发生地武汉，或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所在地南京，或会议分两段先后在这两个有重大纪念意义的城市举行，甚至可以考虑“一会两地”------即同时在武汉（或南京）和台北举行，邀请两岸知名学者和其他国家、地区学者参加。

    第二项建议是两岸可以合作编撰中华民国史。在进一步交流的基础上，两岸共同写《中华民国史》，应该是可行的。为避免一开始就陷入争议，似可首先合作撰写争议较少的部分，例如《中华民国创立史》（即辛亥革命运动史）以及《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从中华民国创立写到国民政府成立），其他诸如《中华民国经济史》、《中华民国学术史》等专史的第一编，以及《中国抗日战争史》等，两岸学术界即使现在就着手合作撰写，相信也是可以实行的。

    第三项建议是两岸可以共同研究“中华民国史上的台湾”。内地编辑出版了大量关于台湾的历史文献资料，台湾也编辑出版了不少这方面的史料。这些历史文献，相当大比例涉及“中华民国时期的台湾”。海峡两岸学术界虽分头做过不少研究，但由于种种原因，举行共同学术研讨的机会却很少，联合研究更没有听说过。在时机成熟时，可由两岸权威学术机构或知名学者同发起举办“中华民国史与台海问题”研讨会，选题不回避“敏感”问题如“开罗宣言的国际法地位”、“抗战后中华民国对台湾的管治”、“二二八事件”等，邀请两岸四地以及外国学者参加，对台湾学者，不分“蓝”、“绿”都要欢迎。如果这样的会议能够举行，相信在化解歧见、促进和谐方面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如果第一次在内地或台湾不方便，也可以考虑在港澳举行，或由港澳学术机构出面发起。

    对促成两岸共同研讨中华民国史，内地方面可以率先多做一些事情，如进一步开放、整理、出版有研究中华民国史的文献资料，进一步保护、开发与中华民国史、中国国民党党史有关的文物遗址，等等。当然，在这些方面，内地已经做了很大的努力，我的意思是要进一步做好，有些问题要加快解决的进度。例如，对当年国民革命军为国阵亡的将士墓，尚有一些有待修复，著名的广州新一军赴缅甸抗日阵亡将士墓的修复，各级政府都表示过要重视，但迄今进展缓慢，在目前两岸关系处于一个前景光明而又微妙的时刻，这些文物遗址的修复，无论如何是具有不同寻常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