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事沈梦培：要让失地农民有保障

    关注民生，让老百姓得到“城市化”的实惠

    从1993年至今，沈梦培已连续4届任北京市人大代表，履行代表职责。在16年的代表生涯中，他提出的建议、议案近两千件，每年的人大会议上，他领衔提出的议案都超过15件。为了使每一份建议、议案的办理都能达到 满意和基本满意的结果，并能尽快付诸实施，他会紧盯着议案和代表建议的办复过程。

    他说：“用生命四分之一的时间当北京市人大代表，一定要对得起北京市的人民群众，一定要对得起党和北京市政府；也就是对得起自己。”

    这位来自平民的代表，和北京千千万万普通百姓一样，坐公交车出行，在集贸市场买菜，按比例报销医药费，因此，他了解百姓的生活疾苦，知道百姓所需所想。为了普通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也能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社会进步，沈代表就民生问题提出了多项议案和建议。

    衣食住行、业学医安既是老百姓最关心的问题，也是我国经济发展到现阶段各级政府最需要着重解决的问题，年年“两会”、党代会，民生发展都是话题热点。而衣食住行涵盖了老百姓每天的物质生活的最基本层面，是最现实直接地与老百姓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密切相关，因此，这也是沈梦培作为人大代表最关注的。沈代表说：关注民生问题，就是要关注百姓衣食住行日常生活中的难事、愁事、烦心事，诸如生活保障、市场供应、物价水平、居家出行安全等等。他认为百姓生活无小事，让百姓安居乐业才是衡量民生工作的基本标准。

    只要事关老百姓的生活，沈代表都会认真对待,不管是菜篮子、米袋子、上学难、就医难，还是拆迁补偿、公交换乘……他的建议可以说是五花八门，包罗万象，长的洋洋数页，短的仅几十个字。他说：积极推进城市化进程，是我国进行现代化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无论何时都必须坚持“以人为本”、“以老百姓为本”的原则，这样才能让老百姓真正得到“北京城市化”的实惠。

    为民争利不好惹、不达目的不罢休

    有人说沈梦培是“不好惹的代表”，还有人说他“不达目的不罢休”。当记者问及沈代表对这一评价的反应时，他笑笑说：有些建议涉及老百姓的实际需求，我的态度当然会很坚决。但政府的相关政策可能调整滞后或者空白，那么这个解决的过程可能就会比较长，也许这就是“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由来吧！

    关于这一点，沈代表举了一个特别的例子：2004年9月，海淀区原区长周良洛指使中关村街道办事处，要将已经为中关村居民服务了十几年的海中市场关闭，将建筑挪作它用，沈代表听到消息后，马上给王岐山市长写信，并亲自送到北京市政府；后又连续写了十多份代表建议，坚决要求从稳定物价、稳定社会的角度出发，必须保住居民的“菜篮子”“米袋子”，在奔走奋斗两年之后，终于保住了海中市场。

    多年来，沈代表一直坚持主张要打破行政命令造成的出租车行业垄断，取消剥削“的哥”的车份儿钱，更换小排量车型，让老百姓都打得起出租车。在2006年4月的北京市出租车上调价格听证会上，沈梦培代表向媒体发布了公开信，旗帜鲜明地反对出租车涨价，树立了“为民争利”、“为民直言”的代表形象。虽然沈代表等人的反对意见因未过半数，而未能阻止出租车涨价，但他今年再次提交了有关解散出租车公司、制止公司化剥削的代表建议；他还提出为了让北京市的平民百姓也能乘坐出租车，北京市的出租车应该使用多种车型，例如小排量车，这样出租车的价位就可以降到每公里1.0-1.4元。出租车司机们对沈代表说：“我们直接向国家交付税款，不要那些出租车公司不好吗！”

    沈代表说：“这种不合理的现象不消失，我的建议就会一直提下去！有人说我‘不依不饶’，事关社会公平，我必须这样做。”

    要让失地农民有保障

    城市化的快速推进常常会伴生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如农村发展滞后、城市基础设施供应短缺等问题。   

    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了农村改革发展的决定。2007年，沈代表就曾提出要加快取消城市化后农村二元结构，解决农民社会保障待遇与社会接轨。他说：“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是农民发展的最大优势。失去了土地，地区公路变宽了，农民的住房条件变了，地区环境美了，但新的问题和矛盾不断凸显出来。”

    沈梦培分析了城市化进程加快出现的突出问题：农用土地被征用、开发、绿化，不仅增加了农村集体经济的负担，加大了农民上楼的生活成本，也给农民增加收入和就业带来了困难，同时也带来了不稳定因素。这一严峻的形势已经成为了农村不和谐的音符。

    为了从根本上解决失地农民的既得利益，沈梦培建议，要尽快取消已经划为城区管理范围农民的二元结构，取消农业户口，与职工社会福利保障制度接轨。提高绿化面积补偿标准，修改和完善市、区绿化面积补偿管理机制政策，实行国家、市、区和农村集体共同负担的补偿机制。

    如果暂时不能取消城乡二元结构，与社会福利保障制度并轨，有什么可行的办法？沈梦培说，其一，应建立失地农民的社会保障基金，将已经城市化的失地农民纳入整个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保障基金，实现社会基本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和失业保险，其费用应由国家、集体、个人共同承担。

    其二，建立健全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失地农民既有别于农民，又不同于城市居民，成为一个边缘群体。他们既不享有土地的保障，也不享有同城市居民一样的社会保障。最低生活保障是国民应该享有的基本权利，因此必须重视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的建立。

    力主科技创新，走创新型城市化之路

    从世界发展趋势来看，全球经济增长的主导因素已经从工业化转向城市化，随着资金、资源主要向中心城市和城市群聚集，在全球化和信息化时代，评价一个国家的经济实力，除了要看民族企业的竞争力，更要看城市的竞争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和社会不断进步，科技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日益凸显。科技创新能力的加强，决定着城市竞争力得到更大提升，经济更加繁荣。

    沈梦培代表注意到，在最近的全球城市竞争力排名报告中，北京从第70位上升至第66位，而韩国首尔则因其强大的科技创新能力排名世界城市竞争力第12位，深圳也因科技创新排在北京前面。沈代表认为，北京有中国最顶尖的大学、科研院所，有中国最早的科技园区，聚集了大量的高科技企业和跨国公司，从发展潜力来看，完全可以与一些发达国家的重要城市相提并论。

    北京在城市化的过程中，已经将钢铁、化工、印染、纺织等高能耗、重污染的行业迁出市区，为了实现北京经济长期增长，必须靠发展知识经济，也就是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新技术产业。作为一个曾从事过高校教育、一生致力于科技创新工作的老科技工作者，沈代表认为中国要大幅度提高国家竞争力，就必须切实贯彻科技自主创新的战略；北京要想提升城市综合竞争力，就必须进一步加强科技创新能力建设。针对北京市民营科技企业一直存在的更新改造和研发投入长期不足，自主创新能力弱，企业核心竞争力不强，科技成果转化率低等现实问题，沈代表认为：当今时代，在国际上代表国家科技生产力水平和国家竞争力的是企业，世界技术转移的90%、投资的80%控制在国际上的６万多家跨国企业手中。反观国内，长期以来，我国的科技活动主要集中在科研院所，企业却被边缘化了。由于种种原因，科研院所研究出来的成果难于市场化、产业化，而处在市场前端的民营企业因缺乏人才和科研经费，纷纷遭遇产品创新这一企业发展的瓶颈。也正是这个原因，使我国的科技创新活动研究和生产衔接不畅，直接影响了科技向前发展。沈代表提出：中国民族高科技企业发展，需要国家出台一系列鼓励、扶持科技自主创新的政策，北京市更应该利用好“中关村”这个世界关注的中国高新技术产业品牌，发展具有代表性的、健康优质的知识经济模式。

    要使中国的民族高科技企业成为自主创新的主体，关键是政府要重视这一点，要制定明确的政策，鼓励和扶持企业创新，并推动自主创新产品市场化。政府有关部门必须转变思想，弄明白通过科技的投入，转化为经济的增长方式才是科学发展观的内涵。必须鼓励企业通过真正的自主创新，实现经济的增长。只有扶持企业真正通过科技自主创新做强、做大，才能起到示范辐射的作用，引导更多的企业跟进，这样才能实现“科技兴国”的目标。他在历届北京市人代会上都要提交关于“创新”的建议和议案，为科技创新要政策，要求制定“有更得力的措施保证科技园区创新工作，真正保证技术创新活动的成果，能够被应用”；他呼吁政府部门一定要以尊重创新的态度，从爱护和支持创新的前提出发制定有关政策，还要从精神上和物质上给予技术创新者实实在在的激励。他提出要根据中国现实国情，搞多元化的自主创新，不但要重点鼓励企业搞原始性创新、集成创新，创造自主知识产权的科技品牌，也要结合实际，通过对发达国家的先进技术进行引进、吸收、消化，进行再创新，这样才能加速产业结构转换，使我国经济在相对短的时期内，完成先进国家几十年、上百年才能完成的结构升级任务，赶上和超过发达国家。

    沈梦培代表一生致力于应用领域的新产品开发，并取得了研制开发电子放大地震测量仪器的创新成果。他希望将来最优秀的科技人才，继承祖国的科技开发事业，再加倍努力，创造出更多的产品。从多年的科研实践出发，沈代表深刻意识到：虽然科学无国界，但是科技成果是有国界的；高科技及产业是衡量一个国家、地区综合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他说：实践证明，高新技术产业对城市竞争力的提升具有倍增效应,其发展壮大能够显著地推动城市经济的发展和扩张,是城市竞争力的决定推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