吕德润同志逝世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无党派爱国人士、著名记者吕德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6月18日10时45分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91岁。
    吕德润同志病重期间和逝世后，温家宝、李克强、刘延东、马凯、杜青林等同志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国务院参事室党组书记、主任陈进玉同志，党组成员、副主任陈鹤良、张占弄同志，国务院参事、副主任蒋明麟同志在吕德润同志病重期间多次前往医院探望。吕德润同志逝世后，陈进玉、张占弄等同志即赶往北京医院，向吕德润同志遗体告别，对家属表示慰问。
    吕德润同志遗体送别仪式定于2009年6月25日（星期四）下午2时在北京医院小礼堂举行。

    附：吕德润同志生平

吕德润同志生平

    国务院参事、国务院参事室原副主任、无党派爱国人士、著名记者吕德润同志，因病医治无效，于2009年6月18日10时4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1岁。
    吕德润同志1918年11月21日生于河北晋县。1943年夏毕业于四川重庆北碚复旦大学统计系。1943年秋至1944年春任重庆商务印书馆《东方杂志》社编辑。1944年春至1945年秋，任重庆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1945年秋至1947年夏，任天津大公报驻北京、东北特派记者。1947年夏至1949年春，历任上海大公报编辑、驻台湾特派记者、驻台湾办事处主任，香港大公报驻台湾特派记者。1949年春至1949年9月任香港大公报编辑。1949年9月回到北京，任上海大公报驻北京记者、大公报驻京办事处负责人。1950年初至1956年秋，任中财委统计处、国家统计局专员、研究员。1956年秋至1959年初，任上海文汇报驻京办事处记者。1961年至1980年任光明日报记者、编辑。1981年初，借调至香港大公报任驻北京特派记者。1983年至1993年,担任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1986年9月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1990年8月至2001年1月兼任国务院参事室副主任。
    抗日战争后期，吕德润同志任重庆大公报驻印度、缅甸特派战地记者，随史迪威、郑洞国将军的部队征战印缅。他冒着生命危险，参加了若干次地面战斗，经历了残酷的血与火的考验。在此期间，对中国驻印军队反攻缅北、歼灭日寇占领军，以及开辟中国当时唯一的国际通道——缅印公路等重大事件，用饱含真情之笔撰写出近百篇有影响的战地报道，其中的代表作有《随B25轰炸记》和《随车队到昆明》（1985年《新观察》转载此文时将题改为《史迪威公路通车纪事》）。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期间，新华社主办的《参考消息》把他当年写的新闻稿件，赞誉为“篇篇具有重要史料价值的经典报道”，香港大公报称其为“中国远征军真正的前锋”。
    1945年秋，吕德润同志任大公报驻东北特派记者，主要报道军调处执行部“三人小组”活动，从而开始了与我党人员的公开往来和联系。他曾受徐冰、伍修权、李立三等同志指示，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多篇有利于我党的消息报道。并先后向叶剑英、李立三、伍修权、徐冰、鲁明等同志汇报过东北情况。当时饶漱石率执行部中的中共代表小组到沈阳后，他还利用记者的有利条件，为我党多方收集在东北的国民党军政方面的情报。这期间，吕德润同志共发表一百多篇报道，均刊登在天津、重庆和上海大公报上，这些报道客观地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从另一个侧面揭穿了国民党方面散布的谎言。
    1948年秋后，吕德润同志先后任大公报驻台北特派记者和驻台湾办事处主任。1949年4月，因报道台湾进步学生学潮，险遭逮捕，被迫离开台湾，办事处随即被国民党当局查封，他也被当局点名通缉。返回香港后，他在大公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纸幕台湾》，揭露台湾当局的种种黑幕和反动勾当，反响很大，曾受到毛主席的表扬。在台期间，他还尽力收集了许多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资料和书籍，辗转带往上海并转到了华东局，受到华东局领导的表扬。
    1949年9月，经乔冠华同志安排，吕德润同志回到北京，任上海大公报驻北京特派记者。1950年1月，到新成立的国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计划局（后改为计划委员会）统计处（后改为国家统计局）担任基本建设统计组（后改为国家统计局基本建设司）组长。1961年后长期在光明日报社工作。五十年代的审干运动中，成为重点审查对象，错误地受到降职、降薪处分。从1950年一直持续到文革结束的二十多年里，历次政治运动中，均被错误列为受审查、被批判的对象。但即使是在受到不公正待遇的日子里，吕德润同志始终对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祖国怀有深厚的情感，始终坚持与中国共产党同舟共济，荣辱与共。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和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吕德润同志的工作热情重新迸发出来。1981年初，他借调至香港大公报工作，担任驻北京特派记者。他勤奋笔耕，热情宣传改革开放中的祖国建设新成就，以及对外交往、海外联谊的重大活动，四年间共发出见报稿件四百多篇，成为大公报在北京的主要新闻来源。他从对外宣传的角度，及时将国内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信息传达到国外，对海外各界人士了解中国，加强海外统战工作，起到了积极作用。1982年1月，在港澳办同意下，他专电报道了廖承志关于1997年我国将收回香港的重要谈话（这是国家领导人关于该问题的首次公开表态），引起了中外各界的广泛关注。1982年11月，人大、政协“两会”期间，他发表了20多篇专电、特写、人物专访，受到大公报和中宣部领导的表扬。1983年秋，在参加上海全运会报道期间，因过分劳累而突患脑中风，从此离开了新闻第一线。
    从1983年到1993年，他连续10年担任北京市第六、七届政协委员，以满腔热情参政议政，参加海外联谊工作。他连续担任宋庆龄基金会第四、五届名誉理事，积极围绕“和平、统一、未来”的宗旨献计献策。他利用自己的统战背景和广泛的海内外资源，在推动港澳回归、海峡两岸和平统一等工作上做了许多工作。1990年，台湾当局禁止大陆记者访台。吕德润同志通过中新社发表谈话，呼吁台湾当局放宽对大陆记者对台采访的限制，提出应当在新闻界实行双向交流。这项颇具前瞻性和开拓性的倡议，形诸文字见诸报刊后，人民日报海外版、香港大公报、台湾时报以及东南亚一些国家的华文报刊均作了显著报道，引起较大反响。
    1986年9月，吕德润同志被任命为国务院参事。此时他虽已近七十高龄，但报效祖国和热爱党的信念却老而弥坚。他凭着老新闻工作者的严谨、敏感和高度的使命感、责任感，围绕党和政府的中心工作，积极到祖国各地调研考察，向国务院领导同志提交建议和调研报告近40件，有不少受到批示和采纳。他十分关注我国西部大开发的进展情况，先后六次前往贵州、云南、新疆等地就江河治理、三农、普九教育、税收制度改革等关系国计民生的问题向党中央、国务院进言，为政府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作出了贡献。在精神文明、政治文明建设方面，他倾注了大量心血。在扫黄打非、党政军机关停办经济实体、干部不准在职经商等问题上，提出了若干富有前瞻性、建设性和可操作性的建议，先后得到了李鹏、朱镕基、温家宝等三任国务院领导同志的重视和肯定。2004年，吕德润同志将国务院参事室工作人员耿大兵回乡探亲见闻转呈温家宝总理，反映农村的形势和问题，温家宝总理亲笔复信“感谢您对党和政府工作的关心。……‘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希望参事们多了解下情，多反映意见”，对他并请他代为转达对参事们的亲切问候，表达对政府参事工作的殷切希望。
    吕德润同志是与我党长期合作共事的挚友，他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祖国的新闻事业，写就了许多具有广泛影响的报道和佳作。他信念坚定，襟怀坦白，勤勉敬业，淡泊名利，求真务实，无私奉献，为中国的革命和建设事业，为发展和壮大爱国统一战线，为做好政府参事工作，作出了积极的贡献。
    吕德润同志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为祖国、为人民所做出的贡献，将永远铭记在我们心中，他的精神将激励我们不断前进！我们永远缅怀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