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察调研
乔宗淮参事：乔冠华与茅台酒
乔宗淮
父亲乔冠华，是新中国杰出的外交家。1971年10月，中国恢复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后，他第一次率中国代表团出席第26届联合国大会，并在大会上就中国的外交政策做了发言。他在会场开怀大笑的照片，为我们留下了新中国人民引以自豪的历史瞬间,至今还广为流传。近年来，有关他与茅台酒不解之缘的文章点缀了当今酒文化，成为趣闻佳话。
据我所知，受家乡江苏一带文人饮酒赋诗风气的熏陶，父亲年轻时就喜欢饮酒。几十年来一尊李白醉卧的佛山彩陶座像一直放在他的书房里，可见他对中国传统酒文化的喜爱。
早在上世纪三十年代，父亲留学时，在异国他乡仍念念不忘祖国的醇香白酒，为了传颂我们的酒文化，他还特意把“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故事讲述给德国友人。新中国成立后，他收到留学时的德国同学的来信。信中回顾了他们的同窗之谊后，还热情邀请他故地重游，动情地写道“让我们重逢在莱茵河畔，畅饮可与李白喝的琼浆相媲美的莱茵河谷的葡萄酒吧！”由于走南闯北的丰富经历，父亲有机会品尝世界上不少种类的酒。他是个善于接受新事物的人，也欣赏葡萄酒、白兰地。可对他来说，醇香浓郁的高粱酒，是任何酒都无法相比的。在中国的高粱酒中，他最中意的还是贵州茅台。
四十年代初，父亲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同时联系文化界进步人士，有机会同文化界朋友饮酒作诗。著名左翼剧作家于伶就曾在《长夜行人---于伶传》中描述了当时以酒助诗兴的情景：
1944年2月23日，乔冠华、廖沫沙、夏衍、胡绳等几位老友相约为于伶贺寿。席间，乔冠华提议，“今日为老于祝寿，不可无诗，联句如何？”另三人都表示赞同。乔冠华似乎胸有成竹：“我先起一句，权作抛砖引玉。”他将于伶创作的剧作名---《长夜行人》嵌入诗句，开了一句：“长夜行人三十七。”夏衍沉吟数秒后，接了第二句：“如花溅泪几吞声。”胡绳笑吟吟地说：“我来句现成的吧----杏红春雨江南日。”乔冠华用筷子点点胡绳：“你这长柄葫芦倒省事，七个字里只有一个字是你的。”廖沫沙苦笑着说：“好句子都被你们三个说完了，我这末句可是平淡无奇----英烈传奇说大明。”酒干盘空，意犹未尽。五人离开酒店后去看望郭沫若，并请郭老将诗句润色修改后写作条幅，送于伶留作纪念。郭老兴然应允，稍作修改写成：大明英烈见传奇，长夜行人路不迷。春雨江南三七度，如花溅泪发新枝。乔冠华拍手称好，众人也齐声附和：“果然是点铁成金啊。”于伶对郭老和乔、夏、廖、胡等人表示由衷感激。这天的交谊，给现代文坛留下一则佳话，为人津津乐道。
父亲与茅台的初次谋面，完全是一个意外。苑贵鸣在《乔冠华传》一书中是这样讲的：1942年9月，乔冠华奉命从韶关赶赴重庆，到周恩来处报到。途经贵阳时，遇到了当年在德国留学的同窗邓迁。老友重逢，自然要开怀畅饮。邓迁拿出家中最好的茅台为乔冠华洗尘压惊。一杯下肚，乔冠华顿觉浑身舒畅，连声赞叹“好酒！好酒！”当得知这就是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的茅台酒时，乔冠华大喜过望。有“酒仙”美誉的他，久闻茅台盛名，至今却还未曾亲口畅饮过。于是赶忙换上大杯，接连自斟自饮了满满三大杯，才觉得过瘾。他见邓迁虽人在贵州，还不知这茅台酒的来历，便将茅台酒的历史和如何得名等如数家珍，娓娓道来。末了，还随口吟起仁怀厅同知陈熙晋的诗----尤物移人付酒杯，荔枝滩上瘴烟开。汉家枸酱知何物，赚得唐蒙鳛部来。乔冠华对茅台酒的侃侃而谈令邓迁惊叹不已。乔冠华告诉邓迁，“我也是在听说‘红军用酒洗脚’的故事后，才开始留心茅台的。”说罢，他端起酒杯，模仿老夫子的腔调吟诵起黄炎培的《茅台酒》诗：“喧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是真是假吾不管，天寒且饮两三杯。”看得出，乔冠华对茅台酒是下了一番功夫的。
父亲与茅台酒结缘与朝鲜战争分不开。 1951年7月，朝鲜停战谈判开始。根据中朝两党的协议，中央派出了李克农为队长、乔冠华为指导员的工作队，负责主持一线谈判工作。李、乔接受任务后，毛主席专门同他们就朝鲜停战谈判问题进行了长时间谈话。他们到达中朝边境后，改乘军用吉普，一进入朝鲜，就直奔距离平壤约15公里的金日成作战指挥所，觐见金日成主席。金日成立即热情接见了他们。父亲在朝鲜的两年多时间里，经常见到金日成主席。建国以来，无数次重要大活动，茅台酒都被当作国礼，赠送给外国领导人。有一次，李克农和父亲带去茅台酒作为礼物送金日成，金日成非常高兴地当场开瓶，以酒代茶与他们边谈边饮茅台，兴致极高，每人喝了一斤多。后来我曾问过父亲，年轻时的酒量有多大。父亲略思片刻告诉我，那一次就是他喝得最多的一次。朝鲜战争时期，前线的条件是比较艰苦的，但是祖国人民把最好的东西奉献给最可爱的人，使得父亲他们在板门店也能喝到国酒茅台。九十年代初，杨尚昆主席提起当年事，曾对我说，“当年克农和你父亲在板门店喝的茅台就是我批条子供应的哟！”
四十多年后的1993年，我出任中国驻朝鲜大使。到任后，金日成很快就接受我递交国书，并同我亲切交谈。他还特别提到父亲在停战谈判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表示中朝友谊要世代相传，不断发展下去。在朝担任大使期间，每年春节，按照传统我也向金日成和金正日赠送茅台酒。
不少参与过外交工作的老同志在他们的回忆录里都提到了父亲在起草重要外交文件时，总喜欢喝两杯茅台。作家、外交家成幼殊曾回忆：中印边界第一次武装冲突后，1960年6月至12月，中印双方轮流在北京、新德里和仰光举行了三轮会晤，包括大小会议共47次。在此期间“上演”的中印“照会战”中，作为外交部部长助理的乔冠华扮演了重要角色。中方曾发出数百份照会，大多数出自乔冠华之手，工作量之大可见一斑。有些重要照会稿由一位司长带上一两个主管人员去乔冠华那里研究，当场起草或修改重写，很多时候要在下班后去他家里进行。记得乔总是一面构思，一面摇晃着脑袋朗朗念出声来，就是西方人所说的“大声想”（thinking aloud）。在场的人可以和他一起听到，一起想(思考)和议论。他自己也发表意见，包括否定原来的说法。这时，他手边总是有一小杯茅台之类的好酒，仿佛是他文思的催化剂。
然而茅台虽好，有时候也给父亲带来麻烦。那是在文革中的1969年，中国外交部为阿尔巴尼亚新任驻华大使举行欢迎宴会，姬鹏飞和父亲两位副部长均出席了活动。席间，气氛很浓，阿使馆公使衔参赞阿戈里一时兴起，茅台喝过了量。宴会结束后，他不顾中方劝阻，执意自行驾车，结果返回途中出意外撞死一位中国公民。外交部的翻译同志就此写了揭批大字报，总理知道后严肃而含蓄地批评了姬鹏飞和父亲及礼宾司副司长韩叙，要求他们进行深刻检查，接受教训。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那时，父亲刚被“解放”，此事一出，旋即又被群众组织批为“刚过了关又翘尾巴”。当时，我大学毕业后，正在辽宁劳动锻炼。打长途电话向父母问安，母亲告诉我，“你爸爸的日子不太好过”。
文革中担任新华社中南海摄影组组长的摄影家杜修贤在追忆当年震惊世界的“五二〇声明”的诞生时写道：周恩来将声明稿的准备工作交给了外交部。外交部的文稿大多出自副部长乔冠华之手，这次任务也由他操刀。乔冠华接受起草“毛泽东声明”的任务后，很快理出一个思路，将毛主席与(越共第一书记)黎笋的谈话有关内容加以集中，加个开头、结尾，个别语句之间加点衔接词，就是一篇浑然一体、气势磅礴的声明。一瓶茅台酒再加一宿不睡觉，伴随着窗外的曙光，乔冠华在声明稿上画上了最后一个句号。周总理马上将声明稿送毛主席处，由他亲自审阅。毛泽东对乔冠华一蹴而就完成的声明也十分满意，签上了“同意”的字样。……，乔冠华笔墨虽然不多，但他的文采使毛主席的内部谈话变成一篇公开的声明，不仅完整保留毛主席谈话的原意和原句，甚至原来的语气，还使得庄严的文件中溢出新的文风。
成幼殊、杜修贤所描绘的父亲写文章、喝茅台的情景，我都亲历过。他们短短的几行文字唤起了我对父亲的回忆，父亲在书房伏案的身影以及他拿起三钱小酒杯，一面若有所思，一面慢慢细酌茅台酒的神态恍如昨日,历历在目。长期以来，父亲每晚都要工作到十一二点。他常对我说，喝点茅台可以解除疲劳。事实上，并不止于此。清末唐晏诗云：“酒为翰墨胆，力可夺三军。”父亲的精采文章，与茅台酒提振精神的贡献不无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