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骥才：我们的时代为何出不了经典和大家

    年终岁尾，本刊记者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访问了新任国务院参事冯骥才先生，就中国书画艺术当前面临的问题、发展趋势等求教于先生。        

《中国书画家》要有很强的艺术发现力

黎：冯先生是国务院总理新近聘请的参事，又是文化界名人、文艺评论家，今天我们要谈论的第一个话题是：《中国书画家》杂志怎样才能办出特色？

冯：全国书画类的报刊很多，各个报刊都在报道书画家及其艺术活动与作品的最新信息，也向社会传递美术界各种新的思潮、不同的艺术观点以及画坛现状。在这诸刊林立的局面中，《中国书画家》杂志如何区别其它书画类杂志办得更突出一些呢？

黎：《中国书画家》杂志首先要做的是集百家之长，在这个基础上，办成与文史馆地位相适应的公益性刊物。我们有信心办出自己的特色和风格。

冯：你说出贵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点——公益性。公益性质的刊物好就好在可以不为了自身生存而迎合市场，陷入媚俗，这的确是个优势！可是光有这个优势还不够，关键是办刊要有思想、有自己的主见。提点建议仅供参考——首先要抓住书坛画坛最新鲜、最敏感的事件来报道，但不是新鲜和敏感的事都有价值。要有很强的判断力。有的画家作品在市场上卖出天价，可不一定是最杰出的画家；有的画家作品在市场上价格不高，实际上可能极具才气和潜力。艺术的价值与市场的价格不一定是同步的。市场与艺术往往不是同一标准。市场不是挑选画家而是挑选卖点。因此说市场最容易埋没画家，市场最容易埋没天才！如果一个刊物的艺术鉴别力和判断力强，就能够发现别人发现不到的画家和作品，能够推出一些真正有才华的新人，自然就会受到关注。另外好的刊物都具有鲜明的主观性，要主动策划，要不断提出现实性和前沿性强的话题，邀请艺术家们进行讨论，为活跃艺术家的思考创造一个平台，让艺术家在这个平台上充分展现自己的思想与观点，渐渐形成杂志自己独有的、别人无法重复的特点。办刊关键要有独特的想法和办法，有独特性的刊物才有生命力。        

 艺术独特性决定存在的价值

黎：以科学发展观指导文艺工作，应当从哪些方面思考？

冯：首先要认识到艺术不同于科学技术，科学技术需要不断的创新，升级换代越快越好，科技含量越高越好，这样就可以超越对方，就可以获得更大的赢利空间；艺术不同于科技的地方在于：艺术与艺术之间主要是区别，艺术之间不能超越，只能区别。李可染不能超越齐白石，只能区别于齐白石。但李可染正是在区别齐白石以及已有的所有画家，才成就了自己。

黎：也就是说，两种艺术风格之间的区别越大，其艺术价值就越高？

冯：因为艺术的存在主要取决于艺术的独特性，如果艺术没有独特性就没有存在的价值。如果我的画和你的画一样连“看”的价值也没有。我的作品只有和你的不一样才能带来新的审美。所以我说过，艺术家在相同的道路上一同失败，在不同的道路上各自成功。
          

 文艺批评的实质是思辨

黎：文艺界的不良风气反映在作品上，使人们感受到有些作品创作上不够独立，有媚俗、虚假、抄袭等成份在内，对此该怎样进行文艺批评？

冯：刊物必须有文艺批评。但是我们对批评的认识容易受到以前不正常的文化批评惯性的影响。即把批评当做批判。好像谁不好才批评，这是对文艺批评的一种歪曲。什么是真正的文艺批评？正常的批评是什么？批评就是思辨！就是把艺术作品拿出来，大家去思辨一下。比如把眼前这个很乍眼的辽三彩的马拿来思辨一下看看美不美，美在什么地方？有没有缺欠？为什么出现这样的缺欠或遗憾？这就是思辨，而不是把一件作品简单地否定了，也不是简单的肯定，这才是文艺的批评。
    我们曾经一段时间的文艺批评实际是政治批评，或叫政治批判。想肯定就把一个东西尽量说得无与伦比，想否定就把一个东西说得一无是处；这种批判式的批评是粗暴的、武断的、恶意的、破坏性的。当然我们早已经和这种“批评”断然诀别了。文艺批评的目的是通过积极的思辨，活跃思维，丰富认识，恪守真善美，清晰地去了解与把握文艺的现状。我希望贵刊有较多的思辨，对思潮的思辨，对作品的思辨，以及比较与思考。在思辨的同时，要旗帜鲜明地指出对作品的不满意或不同意的地方，表达意见时应直言不讳的，但是又必需是真诚的、善意的，这才是真正的良性的文艺批评！这样的批评才是书画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推动力。
         

作品传之久远才是真正的大家

黎：中国书协主席张海先生曾撰文呼吁：时代呼唤中国书法经典和大家，您如何看待呼唤“大家”这一现象？

冯：毫无疑问，我很赞成张海先生这句话。不仅书法界呼唤经典和大家，各个艺术门类都在呼唤大家。十几年来中国文艺界鲜有大家已是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但我又想，是不是有些大家我们没有看到？为什么谢晋生前无人称大师，故去后的第二天就天下纷纷称大师了？这个问题另找时间再谈。现在谈时下的文艺界，比如电影界导演陈凯歌、张艺谋、冯小刚之后，第六代导演几乎看不到，我们看到的只是第五代导演。再说曲艺界，比如相声界的马季、姜昆、冯巩之后，已无真正的大家。音乐界几乎“听”不到新的经典。连九十年代《难忘今宵》那样的歌曲现在都很少听到了。从哪里可以听到令人心动的具时代精神与情感的歌声？画家中听得最多的是一平尺多少钱，但看不到这些画家有多少代表作出来。作家也是这样，继贾平凹、莫言、王安忆、迟子建之后，新一代作家群里很难再有谁的作品能够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
    如今在艺术的各个门类都有呼唤大家的声音，我觉得问题不在于呼唤大家，还要分析为什么不出大家？为什么呢？关键在于商业文化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占有主导地位，在商品经济社会中，商品化是具有霸权的。文化一旦被商品化，就会发生质变。在媒体里叫得响的明星大腕或名人大师，不过是商家用来炒作的卖点。商家还要不断地更新这个卖点，这样才能刺激消费市场，使所谓的文化消费活跃起来。
    我曾在谢晋辞世时写过一篇纪念文章，表示赞成谢晋的一个观点：“金杯银杯，不如口碑。”一个艺术家不能只存在于媒体的喧嚣声中，要存在于人们的记忆和口碑里面。中国古代艺术家比如李白、杜甫、白居易等等，他们的诗歌由于深受人们喜爱而口口相传，甚至是通过手抄本流播开来。再比如像莫扎特、李斯特、肖邦这样的音乐家，他们经常到各国去演出。一部新作品今天在华沙，明天在布鲁塞尔，后天又到了巴黎、伦敦等城市一遍遍地演奏，渐渐受到人们的认可与喜爱，再相互传递信息，最终才获得成功，成为名曲。他们都不是一夜成名的。一夜成名是媒体创造的，不符合艺术规律。
    然而今天，有报纸、电视、互联网等强势媒体，确实一夜之间就能够把一个人炒得沸沸扬扬，红遍全国。这种瞬间红火起来的知名度比历史上的名家还要大，却不见得能够传之久远。为什么媒体中天天都叫嚷着大腕、大师、天皇巨星，静下来却找不到一个真正的大家呢？如何产生“大家”——确是我们的刊物应该讨论的问题。“我们的时代为什么不能出大家了”，这就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话题。        

 经典文艺是父亲，民间文艺是母亲

黎：冯先生作为民间文化艺术协会主席，请谈谈民间文化艺术的珍贵体现在哪些方面？中国书画怎样从民间文化艺术里汲取营养？

冯：一个民族有两种文化，一个是经典的典籍的文化，比如二十四史、唐诗、宋词等，这种文化是民族的精英文化。精英文化是用文字创造或著录的文化，文字比语言深刻得多。用文字创造和著录下来的文化是精萃，是经典的、能够传给后世的。一个民族的思想和精神精确地存在于典籍文化里，包括艺术的精华。做一个比喻，精英文化好比“父亲的文化”，父亲给我们思想，给我们力量。然而我们还有另外一种文化，这种文化就像母亲一样，当我们还在摇篮里的时候就开始接受和享受这种文化了。我们不知不觉听到的儿歌、我们从小就吃的那些食品，我们一岁一岁度过的节日、玩过的玩具，我们听老祖母讲过与唱过的故事和歌谣，我们经验过并灵验过的中医草药，还有教给我们怎样处世为人的精妙无比的谚语……这些实际上都是文化，是民间文化，“母亲的文化”。民间文化是一种生活智慧和生活情感，已经深深地渗透到我们的血液和心灵里面，像母亲一样养育了我们。民间文化的珍贵主要是它体现了一个民族的情感，反映了一个民族共同的审美标准、传统价值观和心灵方式。当然不同地域还有不同的文化特点，我们离不开它。民间文化的凝聚力就像脚下的土地一样，把人们紧紧地吸引住。并且化做一条无形而强有力的文脉把我们一代代人贯穿起来。民间文化最重要的就是对生活的最质朴的情感——憧憬、眷恋和热爱！我们所有的艺术包括书画既离不开自己民族的“父亲的文化”，也离不开“母亲的文化”。
        

 让美协和画院更具专业性、学术性

黎：画家吴冠中先生曾经不客气的提出“解散画院、解散美协”，对于这样的批评意见，您认为该如何对待？

冯：吴老是一位很直率的老艺术家，他这个观点一出，社会上引起很大风波。有人赞成他这一观点，也有人不赞成他的观点。我觉得，一位老画家这么激烈地讲出他观点，总有他的道理，应该冷静下来好好听一听、想一想。有人说，吴老的话太偏激。可他的话里一点合理的成分也没有吗？我们主要是从他的话里找出合理的东西，而不是紧盯着一些刺耳的只言片语和他争论不休。
    我国的艺术家协会跟国外的艺术家协会不同，国外的艺术家协会是纯民间组织，多半是福利工会性质。我们的艺术家协会是一个具有准官方性质的、机关化的组织，协会主持工作的人是有官衔和级别待遇的。它必须按照机关的一些方式来工作。这样就带来一些问题，比如：一个机关与它的工作对象——分散的个性的艺术家之间如何处理关系？是眼睛朝上，还是眼睛向下？怎样为市场化环境中的艺术家服务？怎样坚持艺术的学术性和专业性等等。我主张不断地“改善美协、改善画院”，与时俱进。对於一位老艺术家喊出“解散美协、解散画院”这样的声音，应予宽容与理解。不应视为与美协与画院对立，而是希望美协、画院做的更好！
    我们的美协、画院跟以前不同的地方在于：以前计划经济时期是纯公益的，艺术也没有商业性质；现在有“文化产业”、“文化市场”，很多艺术家走入市场，美协书协和画院的工作人员的作品也走入市场，所以带来一些混乱模糊的情况。市场是时代特点，市场经济使每个人都有机会也有权利进入市场。我们不能反对谁进入市场，但是怎样跟协会划分开，使美协和画院更具有专业性、学术性和公益性，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
我认为美协和画院的主要工作是文艺思想、文艺交流、人才培养、社会贡献、倡导精品、深化学术研究，要以很高的热情和很多的创造性做好这些工作。         

 艺术家的追求不能市场化

黎：艺术家和艺术品进入市场的同时，如何保护好自己？

冯：记得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些艺术家在经济大潮中下海经商，也有的追逐自己作品的市场价值。我曾说过一句话：艺术作品可以被市场化，但是艺术家的追求不能市场化。就是说，你的作品出来了，会有一些专门从事文化产业的人通过各种各样的市场手段去包装和经销，但是艺术家创作时不能因为市场需要什么就去画什么，市场没有艺术追求，只有盈利追求！艺术家要有责任感，艺术家的作品对社会的精神产生影响，包括审美影响。
    艺术家应该有一颗很纯洁和真诚的心，从生活里提炼出美来，有高尚的追求，有社会责任感。尽管写字画画是个人的行为，但到了社会上就影响别人。所以艺术家不能屈从于市场，不能跟着市场跑。越跟着市场跑，最后丢失的不是别的，是自己的艺术。艺术家最关键的是把艺术的标准确立起来和坚持下去，艺术最重要的的标准是有真理性的，比如真善美。不是真善美的东西一定会被艺术史抛弃。艺术家应该怀着纯正的追求，不断完善自己的艺术，使作品有强烈的创造性和独特性！这样的艺术家多了，我们的书坛画坛风气会越来越好，我们期待的大家便会从中诞生！

黎：您现在身兼数职，最主要的工作是什么？

冯：我现在的工作可用千头万绪来形容，主要是四个方面：文学、绘画、民间文化、教育。这几天我刚刚编了一本书《散花》，“散花”就是“天女散花”的意思，有30多万字，把我近几年写的小说、散文收集进去。我喜欢思考，所以离不开写作。因为思想主要靠文字表达。文字的表达比语言的表述要深刻和精确得多。文学我不会放弃，而绘画我也不会放弃。我常说，绘画是文学的梦，画是艺术家内心直接的呈现。         

艺术教育必须符合人才成长规律

黎：谈到教育，清华美术学院陈丹青教授辞职在社会上引起很大反映，您对当前的美术教育是否也有看法？

冯：我们的教育体制确实存在着很多问题，陈丹青的事我完全能够理解，我也遇到过相同的事。一次，一位学生报考我的研究生，考试前我跟他一谈话，觉得这学生很有灵气，也有思想。但考试的时候因为外语不过关被刷掉了，当不成我的学生；可另外一个外语考得呱呱叫的学生跟我当面一谈，我却觉得他的知识结构、领悟力、天生的资质都很差，我不愿在他身上浪费时间。与其生拉硬拽教一个学生，不如自己去写文章。我拒收了这学生。
    我们的教育确实有很多方面不符合人才成长的规律。计划经济式的方式，大规模工厂生产的方式，说得绝对些——基本上不是因材施教。人才的培养尤其是艺术人才的培养，跟其他学科不同。艺术教育必须因材施教，所谓因材施教就是因人施教，人的资质不同教育方法就要不一样。好的教师能够发现每个学生的特质，教出来的学生各有各的风格；差的教师缺乏眼光，就用工厂生产的模式教学生，教出来的学生都跟他自己一个样。
    我们的教育从小就扼杀孩子的天性，孩子们基本上没有充分美好的童年。孩子上学似乎只是一个目的——应试。所以所有孩子都怕上学。这使我想起封建时代的教育。有一幅民间年画叫“百子闹学”，画的是一群天真可爱的学童受不了学堂里的枯燥，趁教书先生睡着的时候给他画上黑眼圈，拿墨汁把胡子染黑，闹得一塌糊涂。
    现在的教育情形好像又回到封建时代了，无能的教育只能教育出无能的孩子。我们的美术教育太注重技术性，却不关心画画人的心灵与精神、思想观念、价值观念，人格修养和艺术素养。精神的自由发展最后形成个性，如果中间没有很好的引导，就容易走向艺术的反面，浪费掉一个人才。去年我的研究院举行一个国际论坛，题目是《人文精神是教育的灵魂》。与会各国学者教授取得一个共识：人文精神的缺失是全球化时代大学教育的国际性的问题。我们已经不能站在这个当代教育的盲点上考虑问题了。当然，这也是我们文化工作者必需思考的根本性的问题。因为，文化工作不只是给人一些好看的画，好听的歌。而是影响一代人的精神、气质与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