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任副馆长 徐森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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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 森 玉

徐森玉
(1881—1971)

  徐森玉,名鸿宝,以字行,祖籍浙江吴兴,迁居江苏泰州,1881年生。文物鉴定家,金石学、版本目录学家。曾任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

  徐森玉少时读家塾,后入著名的白鹿洞书院,师从于式枚,为此后对国学、版本目录学的研究工作打下扎实基础。后应科举试,得中举人。1900年考入山西大学堂研习化学。读书期间就撰写了《无机化学》与《定性分析》诸书出版,人称“奇才”。山西学政宝熙国学造诣颇深,对皇族中的收藏及清宫掌故也很了解,喜欢与才俊之士谈古论今、鉴赏文物。他常派人把徐森玉接进府中长谈,成为忘年之交。有时新得一古文物,他们更是兴趣浓郁,引经据典,分析考证。徐森玉在山西大学堂毕业后,历任奉天将军署文案、奉天高等工业学堂和江苏工业学堂监督、学部图书局编译员。辛亥革命后接替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馆长,又在教育部任职,和鲁迅同为佥事。1924年11月,冯玉祥把末代皇帝溥仪赶出紫禁城,徐森玉被派往由当局与逊清皇室共同组成的善后委员会工作,并担任古物保管委员会顾问及东陵盗案审查委员会委员,后任故宫古物馆馆长,参加清点、接收清宫文物和财产。旋即发觉不少珍贵文物已被盗卖。他气愤之馀,发愿要以毕生精力一一追回。于是不辞劳苦,到处查访。在几十年的奔波中,还连带发现了辽代古寺、元代戏台、唐代地契、元代阿剌伯式浴池、汉代巨型碑刻,还有周代墓群、楚国木椁等无数中华瑰宝。山西赵城郊区的广胜寺藏有一部现存最早的大藏经刻本,系金代遗存,学术界誉为《赵城藏》。原有7000馀卷,抗战前尚存近5000卷,徐森玉曾呼吁由北京图书馆收藏未果。抗战中赵城沦陷,日寇派人寻觅《赵城藏》。情急中,徐找到郑振铎转告中共地下组织。经八路军派出一支队伍赶赴赵城,协助文管会抢救出4330卷。解放后,这批藏经刻本终于得以入藏北京图书馆。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觊觎华北,为避劫难,故宫的文物必须南迁。徐森玉主持这次文物大迁徙,亲自跟随由几十辆卡车组成的庞大车队,从北平入陕西,一直押运到贵州,将文物藏进安顺附近山区。1938年,他在昆明郊区为北京图书馆寻求保存珍本之地,因山路崎岖,不幸跌伤股部,治疗五个多月,还是落下残疾,从此只能拄着拐杖蹒跚行走。后日寇西侵,桂黔告急,深藏安顺的故宫文物,不得已再作一次更为艰难的转移。他拖着一条残腿,与同伴们一起翻越几十座大山,闯过土匪出没的地区,屡经风险,才将文物安全运抵重庆。他还曾冒险从敌后抢出居延汉简。那年他在长沙获悉,居延汉简还陷落在日寇占领下的北大研究所,他深恐被敌军劫走,就秘密回到北平,与青年学者沈仲章躲过重重障碍,把汉简及一批珍贵文物古籍潜移天津转上海,最后送到香港保存。1939年底,上海文化教育界人士张元济、何炳森、郑振铎、张寿镛等成立文献保存同志会,极力设法抢救流散在沪的珍籍善本,以免遭劫。徐森玉和郑振铎遍访刘氏嘉业堂、邓氏风雨楼、金宅海日楼以及李氏经山藏等江南著名藏家,有计划地选购了一大批,历时达7个月。然后将嘉业堂善本捆扎成257个邮包,其馀的明善本捆扎成1710个邮包,外加3200馀部明刊本、抄本等,一律陆续寄交香港大学图书馆,由许地山、叶恭绰负责收存。这批书在香港沦陷前不及移出,被日本海军陆战队作为“战利品”劫往日本。抗战胜利后发现收藏在帝国图书馆,经追索取回,今存台湾国立中央图书馆。其时还有八十二部属甲级文物的宋元古本,装满两大箱,于1941年7月由徐森玉携至香港,再空运重庆。

  抗战胜利后,他回上海定居,与郑振铎一起把孤岛时期收购的其他古籍作了一番清点,善本尚有一千几百部。后来国民党政府派人取走一部分,有些在解放后由人民政府接管。

  南京解放前夕,徐森玉以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名义留守南京,代行院长事。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要徐将一、二类文物尽可能全部运往台湾,至少也要将第一类带走。徐明里将文物分出一、二类,到装箱时,暗中将两类对调,把最珍贵的一大批保存在大陆,运往台湾的大都属二类。国民党为拉拢徐森玉,先是许以故宫博物院院长和中央研究院院士的高位,接着又用教育部等五单位的名义,邀请他去台主持工作,但都被推辞。后来更把机票送到他手中,劝他赶快离开,他知道事态紧迫,立即躲藏起来,直到上海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徐森玉不顾年迈,全力投入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工作,担任副主任委员、主任委员,兼华东军政委员会文化部文物处处长,负责筹办上海博物馆和上海图书馆。后又担任上海市人民政府委员、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务委员。1960年兼上海博物馆馆长及全国第二中心图书馆委员会主任,同年7月被聘任为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还当选为第二、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他策杖四处走访,为国家征集、鉴定了大量具有重要价值的文物,特别是晋代王献之、王珣,宋代司马光、苏东坡的真迹;秦汉以来的帝王印玺、商代及春秋战国时期的青铜器和殷墟出土的龟甲骨片。1962年,中央文化部向徐森玉颁发了嘉奖令,表彰他为文物事业作出的卓越贡献。1964年12月,他出席第三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周恩来总理于百忙中接见了他,在仔细询问他的身体情况以后,握着他的手深情地说:“森老,您是我们的国宝啊!您这样高龄,理应让您休息了,可眼下咱们的年轻人一时还接不上,就请您老再辛苦几年吧……。”徐森玉激动地连连点头说:“总理,您放心吧,我一定尽己所能,培养后人,为国效力!”他继续操劳,健康状况日衰,上级为他配备一名青年,帮他记录、整理著述,《文物》等专业性刊物发表了他好些有关碑刻法帖的论文。到1966年春节之前,他已病重,但心系事业,仍念念不忘众多未竟工作。

  孰料,这样一位贡献卓著而品德高尚的爱国老学者,竟在“文革”一开始,便打入“十大反动学术权威”之列,备受抄家、批斗侮辱。1971年5月19日含冤去世,终年91岁。1979年2月16日,上海市有关单位为徐森玉举行骨灰安放仪式,郑重地平反昭雪,为他恢复名誉。遵照他的遗愿,1985年,其子女将他生前的一万馀册藏书全部捐赠给上海博物馆。

(据《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员传略》“徐森玉传”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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